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我向你鞠躬！

前几天，看了一新闻专题报道，说的是怒江要不要建水电站的问题。同意者说，应该建，通过水电站可以带动周边农民的经济发展，可以改善当地老百姓一穷二白的生活现状；反对者几乎都是专家，说是破坏了生态平衡，说是给地球留下一条原生态的江吧。。。。

我看后，也觉得各有道理，但最后对那里人民的原始般的生活的同情压倒了对生态平衡不平衡的问题，觉得专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难道为了所谓的生态平衡那里的老百姓就天生活该受穷吗？

毕竟解决那里目前贫穷的现状要实际些，有利于当前人民的生活，至于建电站后200年后的种种恶果是以后的事，也许那时有新的办法解决今天种下的隐患，你说呢？

看兄弟的贴，我想牧风兄也称的上是血性汉子了，

好贴！！！！

刚还说老野最近啥没动静了，原来是在这里攒了个大活

厉害，向您学习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对梁漱溟
的批判的主要部分。这次会议于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京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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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梁漱溟先生是不是“有骨气的人”？他在和平谈判中演了什么角
色？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 ， 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
“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
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
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渠、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大家交
代交代嘛！他们都是你的密切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那样高兴你，
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
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

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
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
的。今天在座的还有来北京和谈的代表，他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和平”到底
是真的还是假的。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
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
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他跟傅作义先生不同。
傅先生公开承认自己反动透顶，但是傅先生在和平解放北京时为人民立了功。
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
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
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二）梁漱溟提出所谓“九天九地”，“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
之下”，“工人有工会可靠，农会却靠不住，党、团、妇联等也靠不住，质、
量都不行，比工商联也差，因此无信心”。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
全的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化的建议，不是合理化建议，人民政府是否
能采纳这种建议呢？我认为是不能的。

（三）梁先生“要求多知道一些计划的内容”。我也不赞成。相反，对
于梁先生这种人，应当使他少知道一些机密，越少越好。
梁漱溟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可以让别人多知道一点机密，对你就不行。
召集比较小型的民主党派的会议，也用不到你梁漱溟参加。

（四）梁先生又要求我们不要把他划入不进步的一类，相反，他是属于
进步一类的人。对于这一点怎么办呢？我以为应当谨慎，不可轻易答应。否
则就要上当。

（五）梁先生把他自己的像画得很美，他是在几十年前就有计划建国的
伟大梦想，据他自己说，很接近于新民主主义，或社会主义。

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
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什么“中国没有阶
级” ，什么“中国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失调的问题”，什么“无色透明政府”
[1]，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外来原因没有内在原因”，这回又听见什么“九天
九地”的高论，什么“共产党丢了农民”，“共产党不如工商联可靠”等等
高论，这一切能使我相信吗？不能。我对他说过：中国的特点是半殖民地和
半封建，你不承认这点，你就帮助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以，什么人也
不相信你那一套，人民都相信了共产党，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没有人听，
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们。他好象也不反蒋，究竟梁先生有
没有公开表明过反对蒋介石及其反动的国民党，我没有看过或听过他的所有
文章和谈话，请大家研究。

对于这样的人，有资格要求人民的国家让他与闻更多的计划和机密吗？
我看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我们应当允许他的这个要求吗？我看是不应当允许
的。

（六）梁先生又提出要求，要我们把他划入进步派或革命派一类，而不
要把他划入不进步派，或者反动派一类。这是一个“划成份”的问题，怎么
处理呢？在上述那种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把他划入进步或革命类型吗？他的
进步在那里？他那一年参加过革命？因此，这个要求也不宜轻易答应，看一
看再讲。

（七）几年来，我接到一些人民来信，也听到一些谈论，提出了一个问
题：共产党为什么和反动分子合作呢？他们所谓反动分子，是指那些从来不
愿意在报纸上和公开场所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蒋介石及
其反动国民党，没有当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起码的立场的人。这些人特别不
愿意反对蒋介石，所以台湾的广播和香港的报纸对于这些人特别表示好感，
从来不骂，而且说是在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其中就有梁漱溟。而对有
些朋友则放肆地污蔑谩骂。被台湾不骂，或者吹捧的人，当然是少数，但是
很值得注意。

有一些人，直到现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话他还可以说，反对蒋介石的话，
死也不肯说出来。在报纸上，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就不敢讲过去，对于过去
还有一面之情。这样的人，我看相当有几个。

爱国主义有三种：一种是真爱国主义，一种是假爱国主义，一种是半真
半假、动摇的爱国主义。各人心中有数，梁漱溟的心中也是有数的。真正同
帝国主义和台湾方面断绝关系的，不管他怎样落后，我们也欢迎。这一类是
真爱国主义。假爱国主义，外面装得那么隐蔽，里头是另一套。还有一种，
是动摇分子，半真半假，看势办事。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不打，蒋介石不来，
那末，就跟共产党走下去。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他就另打主意。多
数人是那一种呢？多数人是真爱国主义。几年来，真爱国主义多了起来；半
真半假的，有一小部分；假爱国主义是很少的，但是有。这个分析究竟恰当
不恰当，大家可以研究。

（八）我认为梁漱溟应当做一件工作。这件工作不是由他“代表农民”
向人民政府“呼吁解放”，而是由他交代清楚他的反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历史
发展过程。他过去是怎样代表地主反共反人民的，现在又如何由代表地主的
立场转到“代表农民”的立场上来了，他能说明这个变化过程，并使人们信
服，那时方能确定究竟应当把他归入那一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从来不
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但我建议，为着治病救人，应当给他一个反省的
时间，并把这件事移交给政协去做。此次不做结论。

（九）“羞恶之心，人皆有之”[2]，人不害羞，事情就难办了。说梁先
生对于农民问题的见解比共产党还高明，有谁相信呢？班门弄斧。比如说，
“毛泽东比梅兰芳先生还会做戏，比志愿军还会挖坑道，或者说比空军英雄
赵宝桐还会驾飞机”，这岂不是不识羞耻到了极点吗？所以梁先生提出的问
题，是一个正经的问题，又是一个不正经的问题，很有些滑稽意味。他说他
比共产党更能代表农民，难道还不滑稽吗？

出了这么多的“农民代表”，究竟是代表谁呢？是不是代表农民的呢？
我看不象，农民看也不象。他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其
中最突出的，花言巧语的，实际上帮助敌人的，是梁漱溟。其他有些人是思
想糊涂，说了一些糊涂话，但他们还是爱国主义者，他们的心还是为了中国，
这是一类。梁漱溟是另一类。还有跟梁漱溟差不多的人，冒充“农民代表”。
冒充的事，实际上是有的，现在就碰到了。那些人有狐狸尾巴，大家会看得
出来的。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
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
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
藏不住的。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
他搞所谓“乡村建设”，有什么“乡村建设”呀了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
是国家灭亡！

（十）和他这个人打交道，是不能认真的。和他是永远谈不清任何一个
问题的，他没有逻辑，只会胡扯。因此，我提议移交政协双周座谈会去讨论
这个问题，同时我又要警告诸位，切记不可以认为真正有解决问题的希望。
决不可能的，结果还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无结果而散”：虽然如此，
我还是劝大家举行双周座谈会试一试看，这比“派两个人”去听他说教要好。

（十一）我们是不是要借此机会和他绝交，从此不和他来往了呢？也不。
只要他自己愿意同我们来往，我们还是准备和他来往。在第二届政协全会上，
我还希望他当选为委员。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人愿意受他的欺骗，还不
了解他，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所以他还有资格当选为委员，除非他自
己不愿意借政协的讲坛散布他的反动思想了。

前面我讲了，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
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
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
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
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
点头，而是摇头。为什么他又能当上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呢？中共为什么
提他做这个委员呢？就是因为他还能欺骗一部分人，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
他就是凭这个骗人的资格，他就是有这个骗人的资格。

在梁漱溟看来，点头承认他是正确的，这就叫有“雅量”；不承认他是
正确的，那就叫没有“雅量”。那样的“雅量”，我们大概不会有。但是，
我们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你梁漱溟的政协委员还可以继续当下去。

（十二）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
有点象梁先生。“吾自得子路而恶声不入于耳”[3]，“三盈三虚”[4]，“三
月而诛少正卯”[5]，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
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

（十三）照梁先生提高的纲，中国不但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亡党
（共产党及其他）亡国。他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
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但薄一波比梁漱溟好。

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夭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
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
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
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
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6]。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
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
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
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有份。

你说工人在“九天之上”，那你梁漱溟在那一天之上呢？你在十天之上、
十一天之上、十二天、十三天之上，因为你的薪水比工人的工资多得多嘛！
你不是提议首先降低你的薪水，而是提议首先降低工人的工资，我看这是不
公道的。要是讲公道，那要首先降低你的薪水，因为你不只是在“九天之上”
嘛！

我们党讲了三十几年工农联盟。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讲工农联盟，工农
合作。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
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
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这两种联盟都是需要的，而且要继续下去。那
一种联盟是基础，是最重要的呢？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是基础，是最
重要的。梁漱溟说，工农联盟破坏了，国家建设没有希望了。就是说，如果
不采纳梁漱溟的意见，就没有希望搞好工农联盟，就办不好国家建设，社会
主义也就没有希望了！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
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
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梁漱溟说，我们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农村“空虚”了。这是挑
拨。过去三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农村工作方面。今年，大批的主要干
部才开始转到城市工作方面来，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在县、区、乡工作。
怎么能说我们忘掉了农村呢！

梁漱溟又攻击我们的农村工作“落后”，下级干部“违法乱纪”。现在
乡村里面，所谓落后乡确是有的。有多少呢？只有百分之十。为什么落后呢？
主要是因为反动分子、宪兵特务、会道门头子、流氓地痞、地主富农混进来
当了干部，把持了乡村政权，有些人还钻到共产党里来了。在严重违法乱纪
的干部当中，这些人占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其他还有些是蜕化变质的干部。
所以，在落后乡，主要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对于蜕化变质的干部也要
清理。在全国，好的和比较好的乡是多少呢？是百分之九十。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要心中有数：不要上梁漱溟的当。

（十四）是不是拒谏饰非呢？如果梁先生的这类意见也可以称作“谏”，
我声明：确是“拒谏”。饰非则不是。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
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
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这又是一
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是一件小事吗？

（十五）他的问题带全国性，应照薄一波的问题一样，在全党和全国去
讨论。找典型，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全国讨论总路线。

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梁漱溟，我们实行
那一条呢？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批判梁漱溟，不是对他这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他代表的
这种反动思想。梁漱溟是反动的，但我们还是把他的问题放在思想改造的范
畴里头。他能不能改造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可能他是不能改造的。不能改造
也不要紧，就是这么一个人嘛！但是，同他辩论是有益处的，不要以为是小
题大作，不值得辩论。跟他辩论可以把问题搞清楚。要说他有什么好处，就
是有这么一个好处。现在辩论的是什么问题呢？不就是总路线的问题吗？把
这个问题搞清楚，对我们大家是有益处的。

注释
[1]梁漱溟的所谓“无色透明政府”就是宣扬政府不能带有党派色彩，应
当成为超阶级的“无色透明体”。
[2]见《孟子·告子章句上》。
[3]参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4]见王充《论衡·讲瑞》。
[5]参看《史记·孔子世家》。
[6]见《论语·李氏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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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７年４月第１版，第116-124页

　　
　　在对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素描中，看到最多的词儿往往不外乎“自负、固执、清高，不群……”之类，似乎他身上最惹眼的即那股儒家遗老的傲慢和孤僻劲儿。其中，最能显示他“不群”、也是史家最津津乐道的，恐怕即1953年公开顶撞毛泽东、放言“九天九地”的那件事了。从那副偏向虎山行的“驴脾气”中，人们算是见识了士大夫的迂腐和可爱，此事流传甚广，几成了梁先生的一尊“名片”……虽然，这种对“螳螂挥臂”的打量透着一股激赏和敬叹之情，但很大程度上，人们还是漏解梁先生了，因为这激赏只能算是一种对其敢于“逆流”“犯上”之道德勇气而作出的反应，也就是说，人们在津津乐道该故事时，大都是把梁漱溟作一性情中人而非思想中人来推崇的，在夸大其个性魅力和道德光芒的同时，却往往忽略了他身上那种最可贵的理性素质：相信自己的眼光，运用常识理性以判断事物的能力，乃至自由表达己见的习惯和决心——也正是大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后来纷纷褪掉的那种素质。
　　事情的全貌大抵如是——
　　1953年9月11日下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为政协委员的梁漱溟，以被邀者身份走上主席台，稍事应景后，他话锋一转，矛头直指自己所关心的农村和农民问题：
　　“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不料，这副“农民代言人”的姿态触怒了一个人，搞了半辈子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反应出奇地激烈——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的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梁漱溟随后写信，要求向领袖澄清事实。但对方频频泼过来的话却是：“人家说你是好人，我说你是伪君子！”“你提出所谓‘九天九地’……这是赞成总路线吗？否！完全是彻底的反动思想，这是反动派的建议。”
　　18日，在一片汹汹攘攘的批驳声中，梁漱溟犟硬的嗓门又一次震动了会场：
　　“各位说了那么多，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同时我也直言，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
　　毛当即回答：“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仍不甘心：“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党的自我批评是真是假……”
　　当然，场上的那些观众不会无动于衷或保持中立，梁的声音被一阵阵狂愤的呐喊所打断：“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来！”
　　（呜呼，真是太不谙新世了！大鸣大放惯了的夫子，还以为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从前呢，还以为是遍布权力真空和自由之隙的国共逐鹿时期呢！可惜，此非竹林清议的“春秋”，亦非泼墨成旗的“战国”，甚连名士放浪的“魏晋”都不是……如今乃盛世，乃天下已定四海归一的盛世，在寂静太平的殿堂上，一丝针落地的声响，都显得那么突兀、刺耳。）
　　无论从哪个角度，历史都不该忘记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这是建国以来，在党外人士中，敢于当众直谏犯上的第一人。就其激烈与尖锐程度而言，也许将是本世纪最后一位！
　　撇开具体话题暂不论，其实争论到最后，梁漱溟争的就是一道权利：发表己见——尤其不同意见的权利！“九天上下”已变成了有无“言权”之争。
　　这道“发表己见”的吁请，让我猛然想起了34年前同样发自梁漱溟的另一支疾呼，另一道“权利”，不过，那缕声音在当时的鼎沸潮势下，实在太微弱太不相宜了。其时少有理会，其后也少有重视，时间一长，便也真的给人忘了。但有一点却是相同：它们都涉及到了“权利”，都那么孤独，那么“不识时务”！除了自个，几乎找不到一个“同志”、一个响应者。
　　1919年，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为标志的“五四”事件爆发，全国哗然，舆论揭竿，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发出了一个声音，摆出了共同的姿态：“五四”万岁！青年万岁！可就在这部绝对一边倒的大合唱中，却有一支刺耳的“逆音”猎猎作响——
　　5月18日，《每周评论》公开发表了一篇《论学生事件》，其观点是：“五四”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其动机无疑是好的，但其行为毕竟触犯了法律，理应自愿接受相应的制裁。因为从法律上讲，纵然曹汝霖、章宗祥罪大恶极，但在罪名未正式确立前，作为公民，其安全是受法律保护的。学生上街纵然乃爱国之举，但也不能借此侵犯他人权利，对他人施暴……
　　唱此反调的正是北大哲学教授梁漱溟。梁虽同情学生，但他反复强调，若中国要有希望，每个人都必须有公民意识，不可以任何理由超越于法律之上，只有起码的公民权有所保障，方可谈进步与发展。
　　可以说，在“五四”所有舆论中，鼓吹所谓“公民权”的，梁乃绝无仅有。同时必须看到，梁决非在替卖国贼的罪行作何袒护，他为之申辩的是“法律”，是“公民意识”。你可以指责那法律的“非法”，那体制那权威之“不仁”，但谁又能一口咬定梁漱溟所操的乃体制逻辑、官方话语呢？即便法律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但谁又能否认任何法律中都含有一些最日常最普泛——适用于基础民众的合理部分呢？
　　（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人，美国19世纪著名的超验主义者亨·戴·梭罗。众所周知，梭罗乃一个处处同政府作对的“个人主义”者，他有一篇著名的檄文《论公民不服从的责任》，其宣称：“我一刻也不能承认那个政治组织就是我的政府，因为它也是奴隶的政府。”“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他甚至鼓励世人“犯法”，以让政府“这部机器停止运转”……但同时，他强调这“犯法”必须是一种和平方式，不能使用暴力。他曾因拒绝向政府缴税而被捕，但有意思的是，他绝不逃避惩罚，据说他公开抗税之后就坐在家里，一心等警察前来。也就是说，他一方面既要表达与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与法律“有限合作”的立场。或许，“违法”的真实含义与力量即于此。这种“有机”的反抗，后来的列夫·托尔斯泰、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人都深受其影响。
　　另一个同法律“有限合作”的著名例子即苏格拉底。他虽蔑视不义的权力，但还是拒绝了逃走的劝告，甚至主动放弃被赦免的可能。可谁又有理由谴责他的“迂腐”呢？）
　　在民族立场上，梁漱溟绝不会糊涂到不辨是非之境地。显然，他关注的是另一个问题，另一种思路，乃超越“道德眼光”的“理性逻辑”，乃超越“道德审美”的“理性审视”。既非通常意义上的“道德评价”和“政治评价”，亦非什么“历史评价”。 
　　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若只有道德激情而无理性资源，只有集体话语而无“己见”、不容“己见”，这怎么行？这正常吗？有何前途可言？
　　退一步讲，即使梁之结论是错的，但他的思路、他挑起的那个问题却震聋发聩。在所有人都在忙于作同一种“道德观察”时，他想到的却是另一角度——而这个角度，在接下来的多少年里，又将被中国人一再地错过，一再地失之交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将一再地拖后……他触摸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东西，一个几乎为所有人都忽略、遗漏的东西（而这个东西，将为后来历史一再证明：只注重“革命”而不顾人权、自以为真理在握便随心所欲的做法，将会把积弱累愚的中国带入怎样的灾难和盲区！恐怕再没有比1966年群殴之中的刘少奇所举起的那册瑟瑟发抖的《宪法》更令人心寒的了……没办法，因为你是“敌人”！谁告诉过那些年轻人“对敌人也要讲人权”？谁向他们布道过“打人是犯法的”？幸好“五四”尚非一个绝对“统一思想”的年代，要是摊上了“文革”，摊上了“揪斗批”，梁漱溟恐怕即要沦为和章宗祥同样下场了。）哪怕他暂时还无法很好地使用它、搬动它，但他毕竟触到了，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和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一个发现者，其贡献在于提出问题——而非急切地回答或解决问题。到了1953年的大会上，他要求公开为自己辩护、与领袖平等对话，内心依靠的也正是这股“人权”冲动，其与30余年前的那股冲动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总体上说，梁漱溟是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和信仰躬行者，既兼传统士人的清风傲骨和大道治世的圣儒意识，又披覆西方知识分子独立不迁的自由秉性和理性觉悟。虽推崇国学儒理，但他同时更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上。”翻阅一下梁的履历便会发现：无论建国前后，无论为人为文，无论一生如何流徙于同盟会员、佛教徒、“新村”实验者、儒家嫡传……等各种复杂的信仰角色间，他都算一个固执的“另类”，一个不随势不媚时不跟风不入伙的“边缘人”。人们往往把此归于士大夫的耿直秉性，归于其恃才自标的清儒风骨，其实，这种不合时宜的“寡人”之举，所折射出的正是现代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一面：独立品格和理性原则！仅凭士大夫的“耿直、不阿、无畏、清正”之道德储备，是绝奏不出“人权”“自由”这等现代声部的，在传统理学思想资源中，也绝找不到“公民”“法律”诸等话语。（至于他本人如何以儒家嫡人自居，那是另一回事）。某种意义上，梁算得上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精神特征的有力承担者之一。这也正是胡风、马寅初、张中晓、顾准等人身上最为闪光、最富价值的灵魂要素。难怪在自由知识分子们纷纷易辙更帜的五十年代，他那种依然故我、不媚新世的执拗表现，连远在美国的胡适都大为激赏，敬叹不已。
　　一个多么宝贵的“异数”！敢于“不群”，敢于“逆流”，这种不为势所挟、坚持己见（哪怕事后被证明是偏见）——在群沸合唱中敢于发出自己独立声音之表现，在深受几千年封建浸淫的中国文化心态中，确属罕见！亦是热衷于“道德审美”、集体意识形态和“统一思想”的中国政治文化中最稀缺的元素！而“人权”意识，对于正姗姗起步的中国现代启蒙来说，又是何等珍贵的营养！就像“唯他命”之于人体一样贵重！实际上，查阅一下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大脑，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无论“革命党”还是“保皇党”，无论“左”亦无论“右”，你都很难找到“公民”“人权”“法制”这样理性的字眼，而这，恰恰乃现代社会和西方文明中最具本质性和生命力的精髓之物。
　　（“人权”一词，对中国人来说，确实奢侈得近乎“乌托邦”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这也是招致误解最多、附加条件最多——最易被冲淡、挤掉，被偷梁换柱的一个词。诸如“时局”“生存”“救亡”“国情”等大概念，都可轻易将“人权”的含义剥蚀、消解掉。）
　　正因“独立”是那么罕见、那么稀有，所以才孤僻，才落落寡和。正因“人权”距中国的国情民意实在太远了，所以才显得那么无力与虚弱，甚至荒诞迂腐、古怪可笑。可以说，无论1919，还是1953，梁漱溟的悲剧意义早就注定了。也正是这种理性的悲剧，使得“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斗争史呈现出另一种沉重而惨痛的命运。乃至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也拿不出更多的为梁辩护的勇气和依据。
　　建国后，无论此前在反对强权斗争中表现再决绝不阿、再独立不移之人，也纷纷“脱胎换骨”，少有例外地放弃了“故我”，选择了“新生”，选择了明哲保身的“变色龙”式的染身和粉妆，似乎也只有梁漱溟、储安平和张东荪等极少数仍在“不识时务”、“不明就里”，走着一条被他人视为畏途的老路。（这一点，也与陈寅恪不同，前者是自始至终的“入世”“拯世”，而陈乃自始至终的书斋生涯。）和那些深谙玲珑之道、乖巧可人的“时令人物”相比，梁漱溟显然是一个对政治节气不敏感的人，算得上一位“呆子”，于那些在政治皮筋下顺势团团转的“陀螺们”眼里，他僵硬得简直就像“木桩”，幼稚得像个痴童。就此理想气质和一以贯之的作风来说，梁确为地地道道的“守旧”，和那些浓烈呛鼻的“新生”味道相比，亦确显得“老派”、“过时”、“落伍”。其生命步履也像那些濒临灭绝的稀有动物一样：凄苦、迟滞，缓慢、笨重、稀稀拉拉……
　　这样悲怆的情景，这样的涸泽中的挣扎，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只逗留过罕见的几个瞬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上，吕荧摇晃着站起来：“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十三年后，在另一个会场，在宣布将“叛徒、内奸、卖国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隆隆雷声中，一位叫陈少敏的女性默默攥紧了一张反对票……
　　那是怎样的一份承受？
　　孤独而凄凉，屈辱而悲寒……
　　这一个个“个”！正因为“个”，正因为它那么势孤，讨伐它围剿它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它才显得珍贵而悲壮！
　　正是这种“个”的品格，这种边缘化的生命类型和灵魂气质，使得1974年“批孔”运动中，梁漱溟又成为了公开反对批孔的人极少数之一（另一个是吴宓）。
　　从1919到1953，再到1974……三次“不识时务”，三次“冒天下之大不韪”，梁漱溟都是本色的、真诚的（甚至包括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认错”，皆为真诚所致），是始终按照信仰对生命的提示来做的。这真诚很像他的父亲，1918年11月，当新文化新国风愈吹愈烈之际，一向保守的梁巨川先生自沉于北京静业湖，且不论该行为多么值得商榷，但至少说明一点：生命和信仰不分家……尽管与父亲有着巨大的理念冲突和文化差异，但有一点他们却相同，那就是：苦苦捍卫一个普通生命最起码的尊严和独立，绝不割让理想与权利，骨头要硬！……“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梁漱溟《我的父亲梁巨川》）
　　“正常”变成了时代眼里的“反常”、“异常”，说明了什么？
　　并非他脑子有病、“寡人”有恙，而是众人有病，众人出了问题，是环境和气候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气候下，多数人的精神体质和灵魂器官都发生了微妙的病变，早早地放弃了自己，投靠了主流、强势，将颤巍巍的肉躯缩作卵状，蛰伏在“大同”“统一”“集体”“标语”的巨翼下。庞大的喑哑和缄默……与其说它衬托出了当事人的人格魅力，倒不如说更折射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匍匐和“个”的丧失。
　　然而，这样一些惊人的“反常”妄举中，又包藏着多少令人欣慰的“正常”？
　　若没了这些“个”的闪光，若没这些以卵击石、螳臂挡车的“呆子”，中国的现代文化史、人物和思想史该会多么的乏味、多么的萎缩啊！

      朱先生说不怕跳崖，说完之后，他平安着陆；温先生来了，开始唠嗑，开始鞠躬……之后，还会有后来的人，以个人的风骨为一部行进的历史作出脚注。

才能开始进步。

中国几千年来的权威至上，终于开始在这个世纪解冻

希望不是惺惺作态，希望真的在这鞠躬中饱含了感谢与歉意，更希望在这鞠躬后能真的为百姓、为农民做点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