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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痛苦 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一个自称“智性”的我,在网上聊天时,经常遭到网友的诘问:你不觉得太理性是一种痛苦吗?。凭心而论,自已真的是一个痛苦的人。 这种痛苦似乎懂事以来就存在了,只是不太自觉去总结罢了。其实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存在痛苦,痛苦与快乐永远陪伴着每个人的一生。现在问题是:“趋乐避苦”是人的本能,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多一点快乐而少一点痛苦呢? 有一次,与一位网友辩论: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网友认为:精神病患者是幸福的,因为他没有痛苦。我说,他虽然没有痛苦,但也没有快乐,就象一块没有思维和感觉的石头,所以,精神病患者并不幸福。其实严格说,精神病患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因为他失去了人最基本的特征——思维。 思想(或思维)是人最基本特征,“我思故我在”,一个不会思想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哲学就是思想“累加(或积累)”的结果。也就是人类对未知领域不断追问的结果。 人为什么要“不断追问”未知领域呢?这与人的“趋乐避苦”本能有关。也就是人们是为了追求到更多的快乐。所以,追求幸福便是哲学的动机和目的。 哲学的“追问”需要理性的指导。正如康德所说“哲学是一种理性知识”。所以上面网友提到的“理性的痛苦”其实也就是“哲学的痛苦”,那么以幸福为“动机和目的”的哲学为什么会产生痛苦呢? 我认为哲学痛苦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哲学本身。二是哲学与社会的矛盾。 先说哲学本身的痛苦。哲学是对未知领域的追问,这种追问本身就具有前沿性和挑战性。我们知道,历史发展是永不停息的,进化也是永无止境,伴随这种进化和发展的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而思想(或哲学)作为人的主观能动性,它担当着人类社会行动的先行者角色,指导着人的所有的实践活动。加之相对而言,哲学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它不同于科学的逻辑判断。比如,同一件事,你认为是对的,但他不一定认为对;而科学则不同,科学的答案是惟一的,泾渭分明的。所以哲学更具有一种“模糊性”。因此,哲学的这种“先行者(或前沿性)”和“指导性(挑战性)”及“模糊性”注定了它是“苦行憎”的角色。 既然是“苦行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主动去“钻”这个牛角尖呢?惟一的解释是:为了爱。正如苏格拉底所说“哲学家惟一需要的是爱”,这种爱包括对智慧对生活对自已和对人类的爱。所以,哲学家这种博大深沉无私的爱如果得不到大众的鼓励和回爱,那么,哲学家的“苦行憎”角色将更充满凄美悲壮。 哲学本身最大的痛苦是对死亡及人生意义的思考。因为哲学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哲学不断追问的结果就是对人的终极关怀),而人的最终归宿是死亡。“终极关怀”与“最终死亡”是多么残酷的一对矛盾啊。围绕这对矛盾,历史上的先哲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人生大讨论,但最终都无法得到令人满意答案。这时,有的人回避了:未知生,焉知死?;有的持悲观态度:死亡是真正的归宿,人生没有意义;有的遁入了“空门”:主给了我们永生。 面对哲学“无能”的尴尬,有人断言:思考死亡没有意义,是徒劳的思考。但是,死亡毕竟真实地守候着你,时时露出它狰狞的面孔,你能不去思考它吗?这时,哲学者思考的 天性与徒劳的思考的矛盾炙烤着哲学者的灵魂:有的人因此而发疯了,有的自杀了,有的堕落了,而更多的哲学者仍在痛苦的挣扎中。这时,哲学表现出了它痛苦的本质。 哲学痛苦的另一个原因,是哲学与社会的矛盾。 人与社会是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要求个人与社会要达到一种“和平共处”或“平衡”,那么怎样做到“平衡”呢?这个平衡的“点”又该怎样介定的呢? 哲学上普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社会的产生仅仅是人活动的需要。比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人的活动能力的范围仅限在部族或部落,所以那时的社会就是 部落社会。后来随着生产力提高,人的活动范围和交往越来越广,后来才出现了国家,直至 到了今天出现的全球化社会的趋势(全球化社会也是人类活动超越国家界限的结果)。所以,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平衡点”的介定,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个人是主体,社会只是人的“附属”。也就是,社会是人需要的产物并为人服务的。这种以人为本和以人为出发点的理念是“人”最大的解放,它代表了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衡量一切事物和价值的惟一标准。“我是惟一的”,这便是自由哲学产生的基础。 自由是哲学的灵魂。我们知道,哲学的主体是人,是主体的人去追问未知领域,追问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快乐,而快乐纯粹是个人的感觉。这种“快乐的自我感觉”的前提就是自由,因为表达快乐是个人自由的论述。“我”快乐与否只有我才能感觉`认知和表达,别人无权并且无法强加。自由的追问——自由地获得知识(智慧)——自由的感悟(价值观认定)——自由地得到快乐,这就是哲学的过程。而自由是贯穿其中的。正如康德说的“哲学对于政治的最好期望不是享有权力,而是享有言论自由”。 不幸的是,中国社会缺乏的恰恰就是自由。从秦始皇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统治者们出于维护政权利益的目的,不约而同地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对老百姓实行全面专制。统治者们深谙“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的奥妙,故而在思想上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生存法则下,人的生命如同悬丝,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呢?所以,中国的文人无不屈服于专制者的威慑,甚至极尽迎合承奉之能事,还美其名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这种强权制度之下,中国的所谓“哲学”毫无自由可言,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它充其量只算是一种“生存哲学(比如眼下流行的厚黑学)”或“被阉割的哲学”。而失去灵魂的“哲学”,形同行尸走肉,思想禁锢,观念僵化,教条主义,人云亦云,山呼万岁。难怪鲁迅愤然说“没有思想最幸!”,哲学的痛苦,昭然若揭。 哲学是理性的,而专制社会是非理性的,一个理性的哲学与一个非理性的社会之间的冲突将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调和的。这才是哲学最大的痛苦,甚至是灾难! “我思故我在”。失去“独立独行”思想的我们与那个精神病患者有多大差别?我们幸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