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的新产业政策中看抵制日货
日本和亚洲经济发展模式 在亚洲经济学术上曾有过关于产业分工——贸易状况和产业转移的“雁行模式”之说。所谓“雁行模式”,在国际贸易领域,是指战后日本作为领头雁率先起飞,顺序其后分别是四小龙,东盟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在这个阵形中,之间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与贸易,其间的互补关系成为各自经济长的发动机。在上个世纪,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确是按照“雁行模式”行走的,日本、四小龙、东盟与中国东部沿海依次承接着“上线”的成熟产业,最后形成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资本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状产业分工体系。 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电子制造技术与电子消费产品制造等方面的兴起,特别是中国大陆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对电子加工制造业的承接,打乱了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的产业阵形。原“雁行模式”遂变为“群雁模式”。
金融危机后,日本政体和产业政策变革 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失落的十年中,痛定思痛 ,通过政治改革进入了更加包容的和富有创新精神的“多元主义”时代。在政治上,日本原有的企业(商会)、政府主管部门和议员三位一体的所谓“铁三角”关系以及金融、官僚与政治家之间的“勾结性结构”受到严厉整肃,国会而不是政府在财税问题上取得了空前的发言权。日本社会“在议会制度模式之下逐渐演变成综合性的多元主义形式”,在日本人看来议会民主与社会多元化是创新精神的一体两面。在经济上,模仿主义遭到彻底的抛弃,在创新以及技术深化、转型的基础上日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转型,模块化已经成为新的发展战略甚至是生存方式。在新的结构中, 日本不再受单一的方式与力量主导,传统的电子、汽车、电器钢铁等硬产业不但获得新生, 代表社会方向的文化产业——动画、漫画、游戏、娱乐、时装等迅速侵入欧洲、美国与亚洲市场,这些软产品的出口额在2002年已经超过整个日本汽车工业的出口额,是钢铁出口的五倍。日本经济的振兴, 产业的转型是从革除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开始的, 日本现在宁可为社会保障(保险)发国债, 而不为修路架桥发国债。 而今进入二十一世纪,东亚经济,已经是以日本为王的新的模块化分工体系经济。 在新的模块化分工体系中,日本无疑有夺回了领头雁的位置,并且试图演绎成为整个雁群的主宰。透过模块化,日本——亚洲经济的领头雁已经开始了雁群的新布局,在这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中国。因为在旧的分工体系打破时,中国既承接了四龙的下线,有在制造、装配与市场方面与其进行了较为纵深的一体化,新的模块话的生产体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于中国与四小龙之间。要形成中国日本经济之间的互补关系,就必须首先打破四小龙依托中国制造而与其形成的竞争关系。日本的产业政策可谓是一石二鸟。
中国的产业政策的迷茫和悲哀 在加入WTO之后,尽管中国热切期望成为“世界工厂”,2003年第二产业的GDP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但原先落后的却自成体系的工业结构在“模块化”的国际产业分工面前支离破碎,更因为市场化改革之后政府产业政策的偏失,使国家竞争的门户大开,民族工业与中小企业在“资本”、“技术”与“市场”的博弈中几无还手之力。在我国的产业组织中,由于政府与国家的脱位——地方政府无力也无意代表国家,产业目标未能得到有效的支撑,传统中国的龙型结构已经被肢解为块状的龟型结构,生存权而不是发展权已经沦为众多产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至今采取的产业政策是“以国内市场换取海外技术”,汽车产业尤为突出。然而,从结果看,中国市场已完全被外资企业占领,却并没有获得技术,加入WTO以后,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更加明显。的确,在关税制度保护下,以及花钱买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汽车厂家在实力上仍然远远落后与世界水平。在与外国企业的合资中,从研发到主要零部件不得不全面依赖对方。由于必须向外方支付技术使用费、利润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成本,因此汽车产业计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附加值远远低于销售规模。
抵制日货,有作用吗? 日本经济产业省“2002年度日本制造业白皮书”坦言,日本对华制造业投资战略将发生巨大变化:将中国单纯作为生产基地的企业大幅下降,而将中国同时作为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的企业将大幅上升。 中国百姓非常奇怪的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象其他国家一样提出“贸易逆差”问题,靖国神社与钓鱼岛事件有都没有能阻挡中日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表白。东风日产、天津丰田、广州本田之中的日资因素,剥开号称民族工业的众多家电厂商外壳之后显露出的日本技术。 日本人以及中国的众多厂家心里都很清楚,离开日本核心技术的支持,中国众多国内生产,包括一些所谓标榜民族工业骄傲的电器厂家,可能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所以说, 抵制日货?可能吗?一场空谈!
多余的结尾 明治维新,日本从封建制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其变革之意志和实现,举世瞩目。二战战败后,日本全盘接受学习美国,再度在世界崛起。金融危机后,日本又一次让世界刮目,也让中国爱国者担忧。日本的历史,不得不让人承认其民族的开放性,敢于面对落后真实,和在这基础上的接受意识和勇气。没有接受,没有创造,也没有今天的日本。 中国的变革,从古到今几乎都在农业民族的框架内“女娲补天”式的修补。笑话说,中国是修补的民族,而不是创造的民族。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触及体制和利益深处的变革,都以变革者的断头流血为结局,历史的车轮却从未改变方向,历史的脚步依然沉重而缓慢的走在同一个“旧辙”上。 我们需要爱国热情,但更要爱国的理性。只有热情,宏观的理性的思维无从产生,视野蒙蔽于情绪化中,以情绪替代事实,已是坐井观天的夜郎自大。爱国同胞们,别让自己的嘲笑和愤怒,最后指向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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