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创业维艰（节选）

2002年“十·一”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我们在扬州灯泡厂厂办主任陈桂华和厂司机李跃明的陪同下，来到座落在青青蜀岗之上的扬州烈士陵园。

这是蜀岗的最高处，绿草，碧树，满目青翠，把远处传来的喧嚣滤净。这里静谧、肃穆，是英烈们安灵之所。

从这里俯瞰著名的瘦西湖—蜀岗风景区，眼中便有一幅如诗画卷：瘦西湖烟波茫茫，一条曲水有如锦带，或放或收，两岸三步一亭五步一园，似断还续，亭台楼阁隔水相望，更兼五亭桥端庄秀美，白塔玉立亭亭，把整个画面点缀得秀美到了极致。再远处，是林木森森、绿树环抱的绿杨城郭。

沉沉的钟声就在近处响起，那是寺院的钟声。梵声隐约传来，猛抬头，雄居蜀岗之上的栖灵塔正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们。

扬州烈士陵园在瘦西湖—蜀岗风景区的环抱中，占尽山水灵秀之气。

   穿过青青绿草中的小径，烈士陵园的尽头是一座仿古建筑，那是安放革命先烈灵位的地方。大门打开，里面又一扇门打开，高仁林的灵位赫然在目。

在高仁林灵前，陪同我们前来的扬州灯泡厂办公室主任陈桂华、司机小李，长时间默然肃立。

小李点燃一根香烟，恭恭敬敬供在高仁林的灵位之前。除去抽烟，高仁林生前没有别的嗜好。

小李给老厂长敬烟来了。

在另一个世界，高仁林收到为自己开车、帮自己佩戴奖章绶带的小李来自人间的敬意了吗？

厂办主任陈桂华伫立于高仁林灵位之前，给我们留下一个背影。她的双肩在微微抽动，让站在她身后的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她的心底波澜……

 “祭如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如是说。

此时此刻，高仁林之于曾朝夕相处的陈桂华、小李，一定不仅音容宛在，而正像往常一样微笑着在他们身边吧。

不想打扰他们，他们与老厂长之间，有着他们才能体会到的交流。

谁都不想破坏这种气氛，只有烈士陵园的负责人在低声向我们介绍中共扬州市委作出把高仁林同志的骨灰安放在烈士陵园决定的前前后后，以及高仁林同志生前曾赞助烈士陵园建设的点点滴滴……那低低的声音，如同画外音。

    ……

很久，烈士陵园灵堂的大门才在我们身后关闭。

蜀岗之上，庄严肃穆；蜀岗之下，人声喧闹。

在这样的气氛中，人容易生出幻觉。

没来由地在脑海里浮现出 “兔死首丘”，“若有人兮山之阿”……之类的句子。幻觉中的高仁林在天之灵正在蜀岗之上眺望东南那个他曾经建功立业的地方吧？

沉默，依然沉默。

良久，陈桂华、小李才回过神来。

陈桂华声调颤颤地，说：“高厂长操劳一生，他是为灯泡厂、为灯泡厂职工而累死的……”

“厂长当这个家，不易……做一个好当家的，更不易……”

我们在烈士陵园如茵的草地上席地而坐，身后是扬州烈士陵园的烈士灵堂。前方，晴空下巍峨的栖灵塔丹楹耀日，金刹摩空。稍远处著名的白塔晴云，亭亭白塔，悠悠云影，这岂非是个可让灵魂大安详的地方？

这里，最宜追忆高仁林。

那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谜。

高仁林的一生中，总有这样那样的谜让人费解：

本应由国家扶持的一家福利小厂，怎么会每年向国家交纳大量税收？

半条命的高仁林何以能把一个街道小厂发展成氖灯生产的世界冠军？

仅8分钱一只的小氖灯怎么能年创利税2000多万元？

一个资产不足4万元的街道小工厂，又怎能将总资产盘到7000多万？

轻工产品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2.45%，扬州灯泡厂的销售利润率何以高达25%？

……

一个个疑团，一个个谜。

谜一样让人费解的高仁林。

怀着急切找到谜底的心情，我们走进高仁林的世界。

扬州城南河下88号，一处说不清具体年代古建筑，青砖黛瓦，庭院森然，风火墙高高耸立，从建筑样式和风格看，应该是清代的建筑。大院前后3进，第一进两层，应是旧时一个大户人家的房产。前后3进的老屋与其它建筑之间有一道“一人巷”，只能容一人行走，如若对面来人，要侧身才能通过。

这样的古建筑遍布扬州老城区，无数这样的古建筑构成老城区古朴风貌。

据对这处老屋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讲，这原是一处盐商私宅，后来，盐商家道中落，房产几经易主，再后来成为公有房产。

1967年的一天，城南街道办下辖的南河下居委会，在这处老宅成立了一家小五金厂。一帮家庭妇女、回城知青成了小五金厂首批工人。

小五金厂生产发夹、耳挖、针箍——这是那个年代城市中经常见到的带有生产自救性质的手工小厂，其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是让那些街道里弄中无业人员多少有点事做、有口饭吃。

渐渐地，这家小五金厂安排进一些病退知青，还有若干残疾人，这家小五金厂顺理成章地挂靠民政部门，成了一个小小的福利企业。成为福利企业的好处在于可以享受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生产了两、三年的发夹、针箍、耳挖等属于“另类”的产品后，企业实在难以为继了，他们开始转向生产灯泡。

当时他们只能搞一些复制灯泡，船用灯泡，还有一些低压灯泡。所做的全部活计只不过是把废弃的坏灯泡收购进来，洗刷干净后，再换上新钨丝即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不能算是生产。

1973年，在另外一个街道小厂——扬州机铸厂做会计、业务员的高仁林，来到扬州灯泡厂，并成了扬州灯泡厂的业务骨干。

那时的高仁林不到30岁，年轻，正当而立之年，给企业其他同事的印象是俭朴、厚道、沉稳、踏实，言语不多，能吃苦耐劳。

据街道办的老同志讲，他们对高仁林的突出印象，是这个人什么时候都稳稳当当，办任何事情都让人感到有把握，常听人们说，“那个戴眼镜的小伙靠得住”。

拎着小包满处转悠的业务员队伍中，又多了一个貌不出众、戴一副老式黑框眼镜的人。哪里能找到生产材料、销售途径，他就跑向哪里；哪个国营大企业能挂靠得上，他就出现在哪个企业。

戴老式黑框眼镜并有几年小学代课教师经历的高仁林，文静却不乏闯劲。

在陈桂华的记忆中，那时的高仁林值得拿出来说的事就很多：

“那时灯泡厂生产氖泡，跑气体、钨丝、镍丝、镀镁丝等原料都要到上海。高仁林是供销员，印象中他每一次去上海都搭煤球厂的卡车去。搭乘人家的便车，已算是给足了面子，至于车子什么时候出发，白天还是夜间，坐位宽松还是挤轧，自当悉听尊便，高仁林说要多随和就有多随和。

“高仁林出差上海，一般都落脚于万航路一家叫万航旅社的小客店，睡通铺。有时他觉得有必要再省一点，就会选择住浴室。后来，高仁林住浴室住成了习惯，睡的条件比旅店差点，但可以顺便洗个澡。”

“到上海厂家跑气体，每次，煤球厂的卡车开到靠近人民广场，老高将空钢瓶从车上卸下来，再一个一个地滚到马路边，等车运去供气厂家。回头充了气的实瓶，仍旧在靠人民广场的马路边上车。其间，钢瓶搬上搬下，滚前滚后，高仁林充当的是搬运工的职司，殊不知这是个‘半条命’的‘搬运工’啊。”

“那个时候，一个苏北街道小厂的供销科长，在人家上海国营大厂人面前矮半截哩。老高第一次带着我们这个街道小厂的介绍信跑上海厂家，人家头都不肯抬一下，当着老高的面把介绍信揉成一团摔到废纸篓里。看不起人唉，看不起我们街道厂唉……但我们老高能忍哩，他受得了哩，把介绍信从废纸篓中捡出来，抹抹平，双手恭恭敬敬再递到人家手上，‘我们街道厂，200多号人生产自救找饭吃……’老高为了厂，看人家的脸色，换个人早就蹦起来了。老高不简单哩，还就是他跟上海的国营大厂接上了业务关系。”

介绍信被人家当面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这岂不是莫大的蔑视和羞辱！不知高仁林当时是什么样一种心态，他是否热血贲张、怒气顿起？

想必会是那样的，30岁绝不是血气全无的年龄。

也许正是因为深深领教了高仁林这个扬州人独特的拗劲，大厂的业务员接受了他，上海的那家国营大厂接受了他。他可以“在人家的锅里伸上一勺子”了，能弄回厂里需要的镁丝、镍丝、惰性气体等生产原料。

关于高仁林被人家当面揉了介绍信的事，据我们多次向灯泡厂的老职工了解，有根有据的至少有4次，除了上海的那一次外，还有3次发生在扬州。

一次，高仁林带上介绍信来到市里的一个部门，那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管计划的一个部门。高仁林想请人家给他们那个街道小厂批点钢材。他把一张皱巴巴的企业介绍信递到一位正在忙着的办事人员的桌上，那位办事人员不抬头看人，只是觉得办公桌上突然多了一张皱巴巴的纸，于是便拿过来粗粗过了下目，接着顺手将其揉成一团，动作很有几分优雅地往废纸篓里一丢，接着忙他自己的事了。

一阵细微的窸窣声，那是高仁林把介绍信从纸篓中捡起抹平发出的声音，高仁林把抹得很平整的介绍信再次恭敬地递到人家手中。声音带有十二分谦恭：“哎，看看唼，上面也盖着章呐”……

这时，那位办事员才抬头看了看高仁林，很惊讶也很疑惑地看了看。他肯定从高仁林这个不动声色的屈辱动作中读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令他无法小视的力量。于是，迟疑片刻，展开一张纸，一边说“你们厂的那个章没有用”，一边在纸上写了一行字——那是一张二寸半的纸条子。

那次，高仁林得到了一点点钢材的批文。

后来，高仁林对自己经常被人家当面将介绍信扔进纸篓的经历并不隐晦，甚至庆幸有那番别人难以体会的屈辱经历。

他认为，正是那种屈辱的经历，让他，同时也是让灯泡厂较早具备了市场意识。计划经济不给他们这样的街道小厂扔馅饼，他们无从等、靠、要。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始也就没有打算等、靠、要——而这正是扬州灯泡厂在市场经济时代如鱼得水、迅速腾飞的重要原因。

那时的高仁林，在曾一起跑业务的同事印象中，十足是一个柳青的《创业史》中买稻种的梁生宝的形象。为企业，出门在外的他吃最简单廉价的食物，住最简陋的地方，像是在挑战自己的生存极限。

    “高厂长刻苦哩，有次听他家孙老师说让他带几块饼出门，过了几天，老高回来，饼还剩一块，人黑瘦了一圈。扬州人都讲究个‘穷家富路’，在家里省一点不要紧，出门不比在家，总得要讲究一点，可老高为厂里省得很哩。有一次，他在上海一家大厂看到垃圾堆里有不少人家扔掉的镀镁丝，那是每公斤90多块，还难买。老高舍不得，他跟人家提出要买，人家手一挥，‘你肯要这些烂东西，就拿走算了……’老高把人家弃为废料的镀镁丝一点一点收集拿回来，让工人们剪着用……为集体的事不晓得多用心哩。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说到情深之处，厂办主任陈桂华已是不胜欷嘘。

“还有一次，高仁林与一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出差，说是肚子实在饿了，要吃一碗面条，他向朋友借钱。吃完面条，老高从口袋里掏手帕擦嘴，却带出了不少钱。朋友感到奇怪，说他这个人没有意思，自己有钱还要借钱？老高说，是有钱呐，那是公款哎，又不是我私人的，不能动它。那位朋友说，先用，再还上不行啊？老高说：不行……朋友差点骂他死脑子，说跟他说不到一起。”

在扬州灯泡厂，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一段高厂长艰苦创业办企业的故事。

在现任供销科副科长王树年的印象中，当年厂里没一个供销员愿意跟担任供销科长的高仁林一起外出跑业务，原因是太苦、太累，还有，老高太死板，跟他在一起“活”不起来。

 “跟老高一起出差，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住旅馆要一天结一次帐，生怕多花集体一分钱。有一次，我跟他跑北方一个城市，我对他说：‘今天肯定办不完事，走不了，明天结帐吧。’高厂长说：‘还是把帐结了，事情办不完再回来，旅馆又不搬家，大不了多跑一腿。’结果，我们结了帐，还得把所有的行李都带着去办事。每一次都这样，你说累不累？”

朴实，节俭，刻苦，还很有点拗劲，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烙印，高仁林走进了改革开放时代。

风从东南来，扬子江也随之波涛鼓动。改革大潮势不可挡，扬州，这座地处长江边的历史文化名城被这股潮流所裹挟，向前疾进。

1983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扬州进行区划调整，把城区范围改建为广陵区。新成立的区政府把在全区范围内推进企业改革作为当务之急。

这是改革前扬州灯泡厂的家底：200多名职工，残疾人占60%。论职工文化程度，厂内没一个大中专毕业生，多半是家庭妇女和病退知青。论产品，一言以蔽之，档次低，质量差，其主产品之一的绿色氖灯，成品率只有8%。整个资产连一个破闹钟算在内仅4万多元，人均拥有资产200元；负债达20多万，人均负债超过千元。怨谁？似乎谁都怨不着，只能怨制约发展的旧体制。

而这正是改革的根本原因和目的所在。

改革，是把企业越改越好；试点，绝不是拿职工的饭碗去摸彩，绝不是搞砸了说一声“交了学费”完事。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改革不仅无退路，而且只许成不许败。

广陵区为推进企业改革，成立工作组，进驻灯泡厂，组长由一位副区长担任。

首先，是谁来承包灯泡厂？

原先的厂长首先表态：承包承包，搞不好拿自己开刀，不是拿人开穷心嘛。随便安排我干什么，哪个人承包我就跟在他后头甩甩二尾子（扬州话：跑龙套，干不太重要的事）。承包？我不玩……

那是一名自称为“乱厂长”的厂长，他说，自己干起工作来是手忙脚乱，一个典型的“扬虚子”。“虚子”是扬州的方言，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虚是虚张声势”。此外，也有虚虚躁躁，茫无头绪的意思。

“乱厂长”什么时候都改不了好发议论的毛病，自己无意承包算了，偏偏撂出这样一句话：

“就是天神来了也救不了这个厂。”

一半是出于心理不平衡，一半是因为自我解嘲：一个烂厂，搞不好还不应该？

好在“乱厂长”们也有招数：卖材料！供销科千辛万苦跑来的材料，一块钱买进来两块钱卖出去，厂里就有钱开工资了……

有一次，厂里发不出工资，“乱厂长”把高仁林好不容易跑来的锡卖掉。有工人问“乱厂长”发工资的钱哪来的，“乱厂长”倒也坦率：“卖锡。”后来以讹传讹，有年纪大的职工误听为“卖血”。

是啊，卖那些好不容易从有关部门弄来的、本该用于生产的物资，高仁林的心在滴血！但没办法，工人们得按月拿工资。

厂里不少人给高仁林打气，鼓励他站出来承包，这是因为大家心里还是有一杆秤的：厂子虽然是“乱厂长“当家”，但实际让厂子没有关门倒闭的还是他高仁林。扬州人称那种糟践、胡乱挥霍、不负责任的行为叫“瞎作”，高仁林可就是“瞎作”的对头星。

但也有人对高仁林承包持反对态度，有的态度还十分强烈。有一封“人民来信”称：高仁林的母亲被红卫兵小将拉着游街，从大武城巷这一头爬到那一头，而高仁林“立场不清”，居然打着“工人阶级”的旗号到教育局把他母亲接回家过年……

还有一封“人民来信”这样写：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高仁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对社会主义会有感情？让这样的人承包社会主义集体企业，岂不是走回头路……

在承包期限最后来临之际，高仁林向区里派来的工作组递交了一份承包意向书，这份承包意向书是高仁林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搞了一昼夜搞出来的。但他又怎能知道，在他跃跃欲试搞承包的时候，背后却有那么多“人民来信”？

撰写那份承包意向书，高仁林瞒住了家里的任何人。高仁林怕把家里人吓着。

工作组组长也看中了高仁林，他把高仁林的承包方案连同40多封“人民来信”一起摆到区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案头，由区委定夺。

区委主要负责人认真但又好像很随意地翻看这些东西，过了好长时间，才抬起头来，指指这些信：“哦，信不少。你说这人能用吗？”

工作组组长：“是个能人，用肯定能用，就是他的成份……有些人有说法。”

区委主要负责人又翻翻“人民来信”：“不就是成份问题嘛。”

工作组组长：“是的，就是成份问题我们没有底……许多职工群众支持他出来承包。”

区委主要负责人：“别的方面肯定没有问题？”

工作组组长：“别的方面肯定不可能有什么问题。”

区委主要负责人：“那就行，是能人就要用！成份上的问题我担着！”

一句话，斩钉截铁。高仁林这样一个过去也许注定要“永世不得翻身”的人被推上了改革的前台。

于是，高仁林正式承包灯泡厂，暂时的称谓是扬州灯泡厂承包组组长。

承包组长最先领教的是灯泡厂人的“老爷不抬老爷轿（扬州方言：意为指挥不了，使唤不动）”。

有一次上班时间，外出办事的高仁林在扬州当时最繁华的人民商场附近看到几名本厂女工在说说笑笑逛大街，高仁林本想问问她们为什么不上班跑到街上来了，但又怕碰到面只会自己下不了台：她们既然敢不上班闲逛，就会不怕你厂长过问，况且，自己还只是一个“组长”，谁也没有规定你高仁林承包厂子，职工就要为你卖命……

犹豫再三，高仁林还是觉得有必要问问，他走到了这几位女工的前面。

这几位女工分明看见了“高组长”，却又装没看见，几个人嘻嘻哈哈，与高仁林擦肩而过，只给惊愕中的高仁林留下了背影……

这还像个企业么？

这还像是企业职工么？

刚实行承包制的扬州灯泡厂，问题一大堆。人，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但是，要改变人，谈何容易？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谁不是“铁饭碗”、“大锅饭”的观念在脑子里已经生了根上了锈？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样，其结果必然选择干少、干差，产品8%的合格率中人为原因正在于此。

这是当时一次高仁林“小题大做”的事。

那是在高仁林刚承包灯泡厂不久，一次，灯泡厂的一处下水道堵塞，高仁林组织人疏通。扒开下水道：满满一沟氖灯泡。

没人知道，在造成下水道堵塞前，究竟有多少氖灯泡随流水白白地流失了。也没有人知道，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灯泡厂的下水道氖灯泡随水流去。

这种事在当时无人关心。

但常识告诉每一个正常人：要将偌大的下水道堵起来，氖灯泡数量肯定不计其数。

高仁林被深深刺痛。

他让厂里职工来“现场参观”。高仁林指着下水道让大家看，除了下水道口有大量的氖灯泡外，整个下水道底部的可见部分，氖灯泡积了厚厚一层！

高仁林观察大家的反应，他希望看到一种痛心疾首的表情。至少，应该有所触动。

然而，高仁林错了。他环顾所有在场的人，却是无动于衷的居多！似乎是看戏的一群局外人。

斯文的高仁林不骂娘。况且，骂也无从骂起，他面对的是一种集体的漠然，骂谁？！

高仁林指指一下水道的灯泡，自始至终只是一句话：“就因为这不是自己家里的？”

高仁林难，难就难在“人”，难就难在一群任下水道流灯泡而无动于衷的人。

端走大锅饭，捧走铁饭碗，改革要动真格，必然触犯很多人的利益，必然要得罪一些人。而且高仁林要解决的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他要对抗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无形却铁一样硬的观念，那比有形的灯泡要难得多。

他别无选择。

财务科有几十张留有各种字体笔迹的“借据”，笔迹蓝、黑、红、绿各色齐全，纸张从香烟壳到仓库的领料单什么都有。所借之物有水泥、黄砂、红砖、大瓦、盘圆（钢筋的一个种类）、柴油、火表（旧）……五花八门。

名为“借据”，实际上立据者根本不想归还。

有人靠“面子”，留个字据，水泥、红砖、黄沙、钢筋不仅随意取，还得给他运过去；还有本厂搞基建的总管，经他手打的欠条就有10多张，随便假借谁的名义写一张借条，工程上用的材料就进了他家……知道内情的人反映：厂里盖了一幢楼，他家砌了3间屋。

高仁林也没能免俗，他打过一张欠条，那是在他任厂供销科长期间打的，协作单位有个人知道灯泡厂搞基建，向高仁林开口“借”一吨黄沙，碍不过“情面”的高仁林，“慷”了单位一次“慨”……

也正因为这些借条中有一张出自自己之手，高仁林觉得清退财物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作为“承包组长”，自己也出了“丑”，其他打条子的、牵线搭桥的，想必也会“自觉”。

成立整顿办公室，向所有打过欠条的人发通知，包括自己。

第二天，高仁林收到一份企业整顿办公室发的通知。

高仁林同志：

兹有你在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经手借给庄山云同志黄砂1吨，

目前我厂正在搞企业整顿，整顿财经纪律，请你接到通知后，立即负责

收回你所经手的物资，年底前结束，否则扣你的工资。

                        扬州灯泡厂企业整顿办公室

                               1983年12月1日

措辞强硬得能敲出声音。

与此同时，所有欠厂里财物的人都收到同样内容的通知。

高仁林给厂里所有人“放样子”。

收到通知的当天，高仁林没有把一吨黄砂折算成钱款退到财务科了事，而是骑自行车到砂石市场上买黄砂，再雇人往厂里拉。

“大张旗鼓”买黄沙比悄无声息交钱引人注目，高仁林“放样子”放得有模有样。

黄砂运回厂，高仁林即借原“通知”一角，写上执行结果：

厂企业整顿办公室：

接通知后，已将我同意借出的黄砂一吨收回（83.12.3）,特此回报。

                                                 高仁林

                                               83.12.5

但高仁林恰恰高估了自己所放的“样子”。

厂里平静得出奇，大家心照不宣回避清退话题，好像它并不存在。

打了欠条的人按兵不动，他们要看高仁林到底能奈其几何。

工人们默不作声，是因为他们想看高仁林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动真碰硬；

大部分人觉得高仁林是在“跟自己过不去”；

还有个别人当着“高组长”的面把通知团成一团，然后随手扔去……那滋味比起当年被人家团了介绍信更有过之无不及。

“高组长”顿感冷场。

20多天过去，清退的物资仍只是他高仁林“大张旗鼓”雇人拉来的那一吨黄砂，独此一份，尴尬地堆在厂内一角。

12月24日，“高组长”又下一纸通知，这次不用企业整顿办公室的名义，而直接由“扬州灯泡厂”盖章行文。

第一次时间给足，第二次当然不会再有那么长时间。

月底，只有一小部分公物公款交回厂里。

没人知道表面若无其事的高仁林承受着多大压力。

期限一到，高仁林说到做到：扣工资。于是，那些欠款欠物者再一次收到厂里通知。元月份，没有及时归还公物者被扣除了工资。

找借口，编理由，继而大吵大闹、沸反盈天……免不了的俗套。

清退钱物还是小事，就是丢不起那个脸面。

能一纸借据就能把公物拿走的人都非“凡人”，况且，他们背后大抵都有“撑腰的”，背后还有“靠墙的”……那是一张势力不小的社会关系网。

可“高组长”与被扣了工资的人碰面，招呼照打，态度依旧，那叫对事不对人。

有人三番五次跑到街道办、区政府、总工会告黑状。

“高组长”该“硬”的时候不软。但他却又和颜悦色，慢声细语，间或就把眼镜顶到脑门上——那是高仁林给自己定的规矩，也是他所追求的“风度”：工作不是唱戏，不以嗓门大小见高下。

但你却绝对不能把他看成软弱，事实上，此后也不再有人把他看成软弱可欺。

一个月后，厂里所有欠款和基建材料全部归还到位。

说灯泡厂所有员工都经历了灵魂大触动，那是言过其实。不过，那一次的确人人都有所触动。

此后，扬州灯泡厂再也没有发生过拿企业财物当人情的事。

那是高仁林在灯泡厂实施改革的前奏。

    紧接着，高仁林在厂内向4名违纪者使出“撒手锏”。

   “撒手锏”过后，高家的窗户被突然砸来的板砖砸得七零八落，幸亏当时房间里没有人，否则，板砖之下，恐怕结果不会很妙。

被从不把事做绝的高仁林痛下“撒手锏”开除的4名员工中，为首的叫钱中林——灯泡厂的一个厉害角色。

钱中林夫妻都在灯泡厂工作，钱中林懂技术，脑子灵，做灯泡确有一手，在员工中相当突出。但此人常常因此有恃无恐，厂里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一概置于脑后，三天两头请病假，工作消极疲沓，以为厂里拿他没有办法。

高仁林了解到，钱中林“身在曹营心在汉”，其实早就与邻县的一个村办厂暗中往来，带走了3名工人，他经常请病假就是因为他要经常往返于两地之间。

对于有人“跳槽”，高仁林有点舍不得，但并非想不开。可钱中林不该吃里扒外，窃取扬州灯泡厂十分紧俏的原辅材料。

这一次“高组长”痛下决心，决心开除钱中林和另外3名员工。

砸别人饭碗，严肃厂规厂纪，那是比公物公款必须归公艰难得多的“顶真碰硬”！

你断了别人的路，所遭受的反击必然是以命相搏。

在80年代初，从上到下，“铁饭碗”意识牢不可破。要开除员工，绝对可称石破天惊。

一场剑拔弩张的较量！

钱中林们指着“高组长”的鼻子，唾沫星喷得“高组长”满脸都是，他们振振有词：

“改革难道就是让我们没饭吃？”

“我们是企业的主人，谁有权开除我们？”

“你以为你是谁，不就是一个承包组长吗？你有什么资格砸我们的饭碗？”

高仁林依然不温不火，看起来不硬，但一连串的话语却也不软。典型的外柔内刚。

“你以为是不是企业主人光靠说？要看你所作所为像不像企业的主人！”

“要做主人，就应该谋主人事，干主人活。这个道理你们不懂？企业主人有像你这样吃里扒外的吗？”

“你是企业主人，其他人就不是企业的主人？你损害的是全厂所有主人的利益，你算什么主人！？”

“高组长”绝不死缠烂打，既然对方口口声声自称“主人”，就拷问他“主人”资格。

高仁林与钱中林的言辞较量，碰撞出金石声。

……

钱中林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灯泡厂是个福利企业，残疾人多，一个因工作失责而被高仁林处理的职工头脑既不弱智，身体也非残疾，可就是不讲道理，还装疯卖傻，让人奈何不得。

高仁林走到哪儿他到哪儿，高仁林回家，他跟；高仁林进办公室，他跟到办公室；高仁林上厕所，这甚至跟到厕所。

不打不骂，不吵不闹，但就是死缠烂打，没完没了……并且，还说倒就倒，“口吐白沫”，“抽搐”，“不省人事”……

这是一个传统扬州评话中的“皮五辣子”的形象：一身市井无赖气，躲不掉，还惹不起，极其难缠。

被无风起浪、遇事生波的“皮五辣子”缠上，任你有再大的本领，也只能哭笑不得，坐卧不宁，寝食难安。

有人对高仁林说：遇到这样的“皮五辣子”，你老高有什么办法？就退一步吧。

有人劝高仁林：人怕狠的，鬼怕恶的，再狠狠不过“皮五辣子”。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有人提醒高仁林：你是穿鞋的，他是赤脚的。穿鞋的最好不跟赤脚的斗。

都是善意，都有道理。但他们不知，“承包组长”难有退路。

与这样的角色顶真，的确有十二分难度。

高仁林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难缠角色。钱中林们也不过乱砸一通玻璃了事，而被这样难缠的角色缠住，不仅考验意志，还特别耗精力。

但高仁林不想退缩，而是请来了街道工委负责人，又找来一辆汽车，当着所有人的面，高仁林说：“你是不是真有病？”

那人就势往地上一躺，边打滚边 “口吐白沫”，“抽搐”，“不省人事”……

高仁林一字一顿：

“如果真有病，那好，有病治病，现在就送五台山精神病院。如果没有病，装神弄鬼，那么对不起，家有家规，厂有厂纪，扰乱生产秩序，厂里肯定严肃处理，后果你自己掂量……”

如同在穴位深扎了一根银针，让躺在地上的人，当即停止“抽搐”，嘴里不再吐白沫，也和常人无异。

他承认，刚才是装出来的。

“皮五辣子”也有弱点。用事实抵他，往死里抵，他也没辙。

    承包期满，高仁林任承包组长的这个街道小厂创造了奇迹：实现利润24.84万元，不仅完成“军令状”定下的12万元利润指标，还翻了个跟头；员工们平生第一次拿到了奖金。

“高组长”受到了真正企业主人们的拥戴，灯泡厂每一个员工都清楚改革前的灯泡厂是什么样的“家底”：全部资产连一只旧闹钟都算在内不足四万元，人均一百元。外债不少，达20万元，人均上千；厂里200多名职工，残疾人占60%，没有一个大中专毕业生，产品质量差档次低；“大锅饭”，“铁饭碗”……企业发展有利条件不多，不利条件很多。

 “高组长”不知道，他在扬州灯泡厂初试身手的那一年，曾经创造了几个扬州第一：扬州第一家打破“铁饭碗”的企业；扬州第一家发奖金的企业，季奖60元，扬州城轰动。当时，普遍的情况是，不少人不知道尚有奖金一说……

其实，高仁林立下“军令状”的时候离年终只有短短的7个月，这7个月，对于整天替他担忧的人来说，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漫长。

扬州灯泡厂在提速。

1984年，企业在“高组长”的带领下创下新高，产值直线攀升，达180万元。

1985年，灯泡厂的产值继续攀升至300万元。

一个微不足道的街道小厂，在高仁林手中创造了承包奇迹、管理奇迹，他们还要进一步创造市场奇迹。高仁林的一部创业史由此拉开序幕，而这部创业史的序曲艰难、悲怆，近乎挣扎。

蜀岗之上，苍松翠柏掩映、绿草碧树环抱的烈士陵园，白云悠悠，清风阵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