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季米
（一）
不读余杰、摩罗，不知当代还有才气纵横，不读钱理群，不知当代还有深沉博大。
读这三人的感觉，借用屠格涅夫《罗亭》里的话可以表达得十分准确：
“……每一个字都好像径直地从他的灵魂深处迸涌出来，燃烧着全部信仰的火焰。……胸臆为之掀动，好像有什么帏幕就在他们面前揭开，有什么光辉就在他们眼前闪耀。”
尽管钱理群否定“语言的垄断权”，否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否定“知识者自我神化地位”；尽管他们都拒绝语言的神话，钱理群说：“建立在自我神化基础上的‘权威性教化性’的语言背后，正隐藏着一种专制（从语言的专制到思想以至政治的专制）的危险（危机），然而，回想三者都未读的时日，以为这世界只是死水一潭，巨风也”吹不起半点漪沦“，激越的呐喊不过是前朝黄花，今世已经绝代，心都是灰的。
（二）
然而，不读心是灰的，读罢则更灰。读之前，我相信“秋天的后面是春天”。读后才知这种乐观幻想的不切实际，憧憬“光明的春天般的未来”，“这是一个弱者的选择，它的乐观主义是虚幻的”，“这种乐观主义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春天一定要到来’，而且来了以后就‘常住’而不变了”。
（三）
钱理群使一切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至善至美的乌托邦全成了肥皂剧，他说：“如果有至善至美（ 十全十美）的人，那大多数人都不配活着， 如果有至善至美的书，图书馆就得关门”，“我们终于从失败中懂得，必须破除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及共产主义文化理想化、绝对化的种种文化神话，归根结底，这些已有的文化形态都不能使人彻底摆脱精神奴役”。
（四）
读钱理群，最惊心动魄的莫过于对鲁迅“死火”的重新体认。“‘我’在梦中，在冰山间奔驰。突然跌入冰谷里，我看见在一片青白的冰上，有无数的红影，像珊瑚网一般纠结在一起，这就是‘死火’。于是，我与死火之间，有了一场谈话，死火告诉我，他被遗弃在冰谷里，如果再得不到温热，就将‘冻灭’。我表示愿意将死火带出冰谷，让它永得燃烧。死火回答说：”那么，我将烧完！‘这就是说，死火所面临的是个’冻灭‘与’烧完‘的两难选择“。这本是对鲁迅《死火》篇的重新演绎，然而这两难选择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 钱理群在”百思不得其解“后的顿悟竟是如此残酷：”有一天，王先生（王瑶）对我说：“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要什么事都不干呢，那就是坐以待毙；我如果还继续拼命，说得好听点是发挥余热，其实呢，不过是垂死挣扎……终于恍然大悟”，“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在’冻灭‘（坐以待毙）与’烧完‘（垂死挣扎）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是努力奋斗，还是什么事也不做，最后的结局都是’死亡‘，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命运。
钱理群“就是这样无情”！
如果仅止于指出命运的无情，就不是钱理群。透过死火，钱理群要告诉的，是“人的生存的无奈，无依托，无归宿”，是要堵住“一切精神避难所”的幻想。那么，钱理群是不是要我们俯首于一个虚无的绝境呢？ 不是的。“尽管最后的结果都是‘灭’，但在‘烧’的过程中，毕竟发出过灿烂的光辉，并给人类带来光明。哪怕是十分短暂；而‘冻’的过程中，却是什么也没有。也就是说，价值和意义，不在于‘结果’，而体现在‘过程’中。因此，死火最后作出的选择是‘我就不如烧完”；王先生也说：“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
钱理群的实质是精神界战士，“我追求着鲁迅所说的‘天马行空’的人生境界与艺术、学术境界，神往于鲁迅式的选择："站在沙漠上，看看飞砂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砂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
钱理群“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定位，我把它概括为‘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时代的中心话题”，从而“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茫洋在前，顾忌皆去”。布道者钱理群，让多少“帮忙”与“帮闲”汗颜。
（五）
读钱理群才理解，鲁迅精神的特点，首在怀疑，次在反叛，好斗不是鲁迅的根本，只是为了生存的迫不得已。
鲁迅思考的中心是“人”本身。对“中国人的奴隶地位”的觉醒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中心命题。鲁迅最为关心的是“‘人’在中国社会结构与中国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与真实处境”。
鲁迅思想的精髓，是“促进人的自身的解放”，是解除“人的奴化”。这个思想同时也是钱理群学说的内核。在世纪末，钱理群以对鲁迅精神的承续，实施着自己的启蒙和布道，在与黑暗抗争的胆识和理性诸方面，与鲁迅一脉相承。
（六）
鲁迅鞑伐了专事“帮忙”与“帮闲”的知识阶级，钱理群则提出了新的“真的知识阶级”的命题，将“不顾利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作为“真的知识阶级”的基本标志。鲁迅提出的理想的知识分子理念在钱理群这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这些知识分子内在世界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有毅力，总的说就是能独立思考，有个体精神自由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与大众的关系上，”他也用权，但不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别人，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自尊自重同时又尊重别人。他与大众是平等的，可以做大众的事业，却又保持着个体的独立性。
（七）
抹杀思想与实践的差异是可怕的，实践家趋众，思想家尚独，实践家是求同思维，思想家是求异思维。“思想家要有想象力，要求思想的超前性，实践家则更要有现实感，注重实现的可能性；理论要求彻底，实践则不能没有妥协……思想家不顾条件与可能，把自己的在理论形态上具有极大合理性的思想直接变为现实，就会酿成天下大乱”，“在我看来，本世纪的最大教训之一，即是把彼岸的‘大同世界’此岸化，充满理想主义的奋斗、努力，结果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人类用生命和鲜血换取的惨痛教训是无法回避，也无法文过饰非的。
二十世纪人类最惨痛的教训和最应该记住的收获就是乌托邦的破产。
（八）
现在我们谈起人权，总爱拿经济的欠发达作挡箭牌，这是自欺欺人。法国的《解放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发表于距今二百多年前，当时的法、美两国比之今日的中国，经济、社会都是更欠发达的。
（九）
钱理群《校园风景中的永恒》引证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一代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怒斥当局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若陈先生现在醒来，看看当代是如何“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恐怕言词会更加激烈。
（十）
什么是爱国主义？ 只要看看希特勒的党卫军就知其大概。
陈独秀说：“人民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而为野心之君……所利用”，“爱国适以误国”。
摩罗问道：“倘若一个生命的最高意义就是为国家牺牲自己，那这样的国家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是合道的还是非道的？是合德的还是非德的？是该享祭的还是该献祭的？”
余杰
（十一）
钱理群，刘军宁，王小波，余杰，还有摩罗，世纪末的北大，有此五人，总算无愧于这个国家。
他们与其说是思想者，不如说是启蒙者，布道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们的勇气和胆识都是非凡的。他们的合唱汇成一句话：“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
（十二）
摩罗问“人究竟该为尊严活着，还是该为使命活着？”他的意思是不愿为使命活着。然而， 不愿为使命活着的摩罗却不得不肩负起推翻使命的使命，这是他的幸运？还是他的悲哀？亦或是时代的悲哀？
（十三）
对眼下的国民，摩罗说：“我觉得当下人们最明显的一个精神特征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依恃。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一个无赖在精神上是无所畏惧的，在操行上是没有规范也没有边际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沦为现实利益的奴隶，现实利益需要我们怎么操作，我们就无所顾忌地怎么操作。无论要做出怎样恶劣的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心理障碍。”，“大多数人都只能遵循古老的活命哲学，在各种肮脏缝隙中卑屈地生存。”对当代人的画像，还有谁比摩罗更生动，更深刻？
（十四）
对共产主义的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问题，钱理群是怎样看的呢？ 请看他托言鲁迅精神的一段话：“正当人们把‘民主’变成‘众数’崇拜时，‘必借众以凌寡，托言众治，压制尤烈于暴君’，从而形成‘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的历史循环”。
钱理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共产主义理想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本质：“本世纪我们所做的这么多梦，这么多共产主义试验，本质上就是政治浪漫主义、经济浪漫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不受限制不受监督的权力的结合，从而造成很大的灾难”。
钱理群彻底剥下了当代专制政权温情脉脉的画皮：“人们说愚民专制的可怕在其不受任何约束的群体的疯狂性；知识分子专制的可憎就在其精细、严密的合法化与科学化。但在崇尚独尊、大一统，排拒个性、自由、少数、异己、分离、多元……上，则与帝王专制、愚民专制毫无二致。”
像鲁迅一样，最终钱理群也不能不把“精神界战士”的匕首和投枪对准所谓革命政权”的道义基础：“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现在的统治者为什么呆在宝座上不下来？ 只缘权力这个宝贝在握，所谓“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民族的利益”，“先进阶级的代表”，不过是遮羞布罢了。
（十五）
钱理群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否定“非此即彼，非正确即错误，非革命即反革命”的二元对立思维，维护蔡元培“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十六）
一个没有精神战士的民族，一定是个无望的民族，当所有的人复述一个声音，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九，必是谎言。
当一个民族的声音为谎言所统治，甚至没有一个孩子站出来喊一声：“皇帝光着屁股”，这个民族已经堕落了，即使大街上流动的人群兴高采烈。
（十七）
区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和尺度，不是发展了多少工业，不是建设了多少厂房，不是收入指数升高多少，甚至不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姑且不管这些数字里有多少水分）， 而是“使人成为奴隶”还是“把人当做人”。
钱理群如此说：“鲁迅（以及我们）强调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仅仅是因为认定它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基本指标”，我们连“基本指标”都没有达到，何其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