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语如晦，长歌当哭！

当白不说贴出他的《感谢SARS来中国》的帖子时，看标题我就知道这白处又要给我们来玄的了。看完他的帖，明白这回他玩的是惊世骇俗，很严肃的话题他用疯言疯语来表达时，不禁有些为他担心------值此非常之际，一向喜欢讨个彩头的国人肯定要将他的表达当成晦气了，而贯穿他来长空的所有关于非典话题的较为清晰的思路也会因为这个感谢之语被人误读了。

果不其然，此帖一出，即遭围攻，斥为满纸胡言的算是很客气话语了，有朋友甚至不远万里赶来长空专此啐上一口，更有写手在黄金直陈此帖为最无人性之帖。种种攻讦，让人观之，良久无语。

我反对将帖子与人品人性挂上钩。记得黄仁宇教授讲过：“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的最后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对事态纷纭复杂如SARS的冲击，对思想性格复杂如白不说，如硬将此一帖并将其人纳入人性人道、善恶、美丑等二元分趋、势不两立之评议框架内，同样也毫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也只好就此结束。可是我想认真看过白不说帖子之人，看过《白不说再来说说非典》《感谢SARS来中国》《白不说很反动吗？》《强烈建议非典病人免费治疗》《隐瞒事实，如何共度难关》等帖的人，即就是会为他的感谢之语不快，也更会为他的直抒胸臆、放达佯狂、孤鸣独见和悲天悯人所感动。所谓长歌当哭，白先生已经是出离于愤怒而深怀怵惕，欲止又言了。

我还反对在文学创作上幼稚僵化地看待问题。还记得黑格尔的讽剌小品《谁是抽象思维的人》说过：且说一个凶手被押赴刑场，在抽象思维者看来，这个凶手是一个大坏蛋，并且只能是一个大坏蛋。如果有人说：呀，这人还是一个有幽默感和强有力的汉子呢，他就会愤怒，认为这种说法简直骇人听闻：说这杀人凶手还有幽默感？怎么能如此想入非非呢？你大概与这个凶手有瓜葛吧？你大概也是一个凶手吧？那些深明世道的传教士更会再补充一句：简直是败坏人心。
然而研究人的专家则不然，他要思考这个人是怎么样成为凶手的，他要从那个人的性格环境和生活经历的整体中，发现他堕落犯罪的具体过程。在凶手身上，除了认为他生来就是凶手这个观念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抽象思维者的方法。

老黑的文章距今百年多矣，但遗憾的是持这种抽象思维方法幼稚地看待问题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依然无处不在。我以为禁锢作品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正是老黑当年所讥剌的那种抽象地即幼稚地观察人性的思维方式。如同有人看了黄金常有的性描写就诲淫诲盗一样，有的人看了白不说的感谢就认为其丧心病狂。殊不知社会万相与人类和人类性格都是如万花筒般纷纭复杂甚至难以言表的（不然，米兰昆德拉何以会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文学创作，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杂文都是应该揭示、探索和表现这种复杂性而绝不是简化这种复杂性的。创作思路创作手法创作语言是不可能千篇一律的。我不认为有人性描写用笔太多他就是一个黄色写手，我更不认为白不说用了感谢他就是一个幸灾乐祸的丧心病狂之徒。

头脑清醒的人多是不人云亦云善于透过眼花缭乱的表象探究本质的，仅从皮相之字、偶然举止就妄加揣度人心往往会失之千里。

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母亲死时正和人下棋，他闻丧不哭，弈棋如故，棋罢一恸，吐血数升。母丧中，他依然饮酒食肉，等到临葬之时，举声一号，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他的此类举止，如果常人看来他是不孝之极在当时可能遭杀身之祸的。可千古以来对阮籍的评价则是“性至孝”。他的所为不过是由于对虚伪礼教的不肯合作“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鲁迅语）然就其本心而论，阮籍对礼教的态度要比司马氏们执着得多。可就是这样现实还是给他敲了不少警钟，后来他也只能“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使对手无隙可乘。

说到行文，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过署名王敬轩的《文学革命之反响》（原名《给新青年编者的信》），从字面上看，王文所语集中了旧文学卫道士的心声，表达了旧文人企图螳臂挡车反抗文学革命的种种心态。殊不知此文正是《新青年》同人钱玄同的手笔，目的就是要将旧文人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迎头痛击的。若仅以文字看此文评作家，不也要得出写家蚍蜉撼树的观感？

所以，我以为，对于写手们的创作方式创作途径还是要多一点宽容，直笔痛陈官场腐败趋炎附势未尝不可，但独辟蹊径，用辛辣老到的文字创作出奥楚蔑洛夫这样一个变色龙形象更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强求创作只能用一种模式一种语言那么每个写手无非也都是契柯夫笔下的别里柯夫这样的套中人了。

具体到白文，我以为更多地我们要看他的观点对否：是不是如他所讲SARS来中国，大大推动了我国爱国卫生运动的整体水平。推动全民体质大大提高。使中国的卫生保障制度更加完善。大大提高了政府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使我国的吏制改革推进了一大步。使民族的凝聚力大为增加。是不是如他所讲的辩证地看问题，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更要从白文中努力地思索。

我的观点是SARS确实可怕，极其可怕！我怕死它了，可怕就可怕在我（我个人）对它至今还一无所知。一切可怕的敌人不是他能干什么他有多大威力他多么凶神恶煞，可怕的敌人是那种江湖上只知其名不见其形的世外高人。唯其不知更觉可怖。对于非典它可怕就可怕在现在还不知它的病源，未确知它的危害力，它还能持续多久，更未研究出有效的治疗办法。

非典可怕还在于它是一场突发事件，更可怕的是在此之前它探出了我们国家应付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的底线----我们竟然没有这样一个应急机制。在危机到来之时，我们不知所措，而一些领导在这个病魔的试探面前一无所为---工作不力，欺上瞒下，判断失误，刚愎自用，贻误控制非典扩散的战机。天灾固然无奈，人祸岂可容忍？

我承认在这场危机面前，医务工作者的表现让人可钦可敬，他们克尽职守，勇于献身，他们的工作精神和献身精神值得全社会崇敬！

但如同我长期以来认为的那样，抗洪英雄值得歌颂，支援的群众也值得称赞，同样，认真反思找出不足探究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的人更是应大书一笔。

突如其来的疫情现在成了我们生活的焦点，围绕它的一些严重不足也好，细枝末节也好，让我们看出一些平常并不在意的问题。

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借口，剥夺民众包括知情权在内的民主权利的后果是可怕的。缺乏一个应付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既隐瞒实情又不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治措施，黑箱作业又采取愚民政策，只会使制定政策时的判断因失实而失准失误。试想当初非典一经发现就有清晰的警告信号，邻近地区又及时警觉地做足防御措施，那会不会大大缩小扩散的范围？会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对外贸易引进外资遭受重大打击（广交会的清淡可见一斑），内部消费也遭受沉重打击（五一黄金周的取消就能说明问题，旅游、商贸、饮食等行业肯定受冲击严重），更重要的是，国际形象也会大受影响，人民日报虽然曾经驳斥西方媒体将非典泛政治化，但一味地隐瞒病情是不是有置国际道义于不顾之嫌？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自己工作不失误，西方的抹黑如何能得逞？

另一方面，群众的自私而未必自利也让人感慨。此病在中国在香港大规模爆发与民众的卫生习惯和公共道德也不无关系。试看香港疫情重灾区陶大花园和牛头角下村的情况，虽然个别家居整洁一新，但公共部分如大厦的天井，通道的污水垃圾却无人清理，各家自扫门前雪并不足以消除病毒的扩散，香港的富人区少有此病而陶大和牛头角却频繁发生，以及国内有人得此病后不自行隔离反而进出公众场合都说明目前我们的公众的公民意识确很低下。

我还关注的是，对此病就事论事，不问深层原因，不争取民众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利，纵容思想懒惰，妨碍群众法律意识思想水平的上进，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制约形同虚设。那么再来一次别的突发事件我们可能还要遭受更严重的冲击。

我们欣喜地看到这次事件的一个场景：新领导层罢免不力工作人员，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了交代，展示了新领导班子“加强领导，落实责任”而展示出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果断的魄力，并承认有关官员工作失误“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的中肯分析判断，当机立断勇于面对才能尽快平息民众的恐慌心理，才能作出正确的应对策略，也才能尽快重建国际社会对新领导层的信心。

我相信，有胡总温总的坚强领导，有各级领导的部署指挥，有医务工作者的无悔奉献，有如同人比菜花黄等的悲天悯人，有白不说之流的痛定思痛，全国人民风雨同舟，群策群力，我们一定可以化危机为转机，安度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