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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新闻专题链接：“非典型”报告 > 
　　危机干预，属广义的心理治疗范畴。指当人们遭遇突如其来的横祸，不堪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心灵处于崩溃的边缘时，借用简单心理治疗的手段，帮助当事人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恢复心理平衡，安全度过危机。不仅个人会遭遇这样的“危情时刻”，社会也会碰到难以预料的重大灾祸，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时要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把危机消于弭形。本文的危机干预指的是后一种情况。当出现社会危机时，作为能迅疾影响社会舆论的新闻传媒在危机干预中扮演何种角色、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怎样“作为”——早作为、晚作为还是不作为，这是新闻专业人士应当关心的问题。
　　广州疫情风波2月8日，农历正月初八，当全国其它地方依旧笼罩着祥和的气氛时，广州却初现不祥之兆：中午时分，一条“坏消息”通过手机、短信和口耳相授等人际传播的方式在悄悄蔓延，“广州发生致使命流感”。具体内容是：春节以来，广州出现多例流感性肺炎致死病例，几家医院有数位患者死亡。
　　“死亡”的字眼加剧了人们的恐惧。找熟人打听，成为广州人对不明病毒的第一反应。于是，各种谣言不胫而走：有人说鼠疫流行；有的说是不明病毒爆发；还有人说广州市正遭受生物性武器袭击。一些网站开始出现可怕的字眼：禽流感，甚至炭疽……同时，广州各大医院继续传出消息：中山大学附属某医院呼吸内科全科多名医生被病人传染，目前睡觉均戴口罩；中山三院呼吸内科主任因被患者感染，被隔离治疗。更有甚者，说某某医院院长染病身亡、某某医院被部队戒严、全市已因此死亡了数十人。让人产生无限联想的是，使医生都倒下的病毒是什么？如何防治？人们期待着广播电视和报纸上能够告诉他们一个权威的说法，但是没有发现。
　　2月10日上午（两天之后），终于有媒体“模糊”地报道（语焉不详只会加剧恐慌）：近期广州患“感冒”和“肺炎”的病人增多……临近中午，南方网谨慎地发布了官方信息（新媒体率先披露真相，传统媒体依然三缄其口）：广东省部分地区先后发生部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该病主要表现为“急性起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偶有畏寒……有明显的呼吸道症状……该病有一定的传染性。”预防措施包括保持空气流通，醋熏，勤洗手和谨慎接触病人。一时间，大半个广州都动起来了。到晚上，板蓝根已由平时的一包6.5元涨至20元，传说可以预防流感的白醋甚至被商人炒到了100元一瓶。紧接着，药物和白醋的热销“狂潮”连同“流感传言”传出广州，越过省界。（流言的威力）
　　2月11日上午（三日之后），广州市政府召开由副市长、市委副秘书长和市卫生局局长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说，一种病毒引起了“非典型肺炎”，目前病原鉴定工作尚未能作出确切的定论，但可以排除传言中所说的鼠疫和炭疽。黄向社会承诺：广州市有能力和水平，有足够的经验维护病人安全。该病在广州市已发生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媒体一直处于缺位状态。）从死亡人数和总体发病人数来看，其实比例很小。当天下午，广东省卫生厅也召开新闻发布会，厅长黄庆道介绍了此病情势。
　　上午的新闻发布会通过电视直播，许多市民看到自己选举出来的市长和高级公务员面对镜头，消解了几天来盘桓在他们心头的阴影。在时效性上，报纸慢了一步。2月11日，《广州日报》以《广东已发现305例非典型肺炎》为题报道了全省的感染发病情况、症状和预防措施，具体到广州市却只字未提。12日刊发的《非典型肺炎可治可防莫惊慌》公布了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告诫市民不要听信骇人听闻的传言，政府有能力控制病情。
　　媒体的宣传使人们对非典型肺炎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权威医家专家告知：只要通风条件良好，病原体达不到一定的尝试，一般不会传染。公共场所也是不会传染，不必要带口罩。街头上，原来高价的白醋已经没那么热销了，而药店门口的长队此时自动消失。（政府和媒体告知真相，谣言不攻自破。）
　　防疫风波2002年6月，黑龙江省密山市发生因中小学生注射乙脑疫苗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这起风波与政府措施不得力、媒体“不作为”的人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6月中旬，当地8000多名中小学生在注射了乙脑疫苗之后，大批孩子出现了不良反应，出现头疼、发烧、胸闷、胃疼、呕吐等症状，而且事态还在不断恶化，不断有学生被送进医院，最多时接近1000人。
　　从6月15号第一例有疫苗反应的孩子住院开始，不断有一些类似症状的孩子被送进医院。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出现异常反应，密山市政府请来了鸡西市的专家。6月29号，市卫生局在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之后，起草了《致接种疫苗孩子家长的一封信》，信中保证：疫苗注射不会有后遗症，不会影响孩子的智力和健康。但是家长的猜疑反而越来越重。
　　进入7月，呈现疫苗反应的孩子开始大量增加，病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家长和政府的预料。一时间，像潜伏期20年、影响生育等各种猜疑和传闻满天飞，造成公众的极大恐慌。（新闻媒体缺位、正常信息流通渠道阻塞的必然结果。）
　　于是，密山市政府向省卫生厅汇报情况，请求派权威专家组来密山会诊。黑龙江省医疗组提出了一个令家长吃惊诊断结果：孩子们的症状是因为心因反应而导致的“集体癔症”。
　　在省级医疗组提出了“心因反应”的诊断结果之后，密山市第一次通过电视台将这一消息发布出去。（新闻媒体“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家长们不认同“心因反应”的说法，使省级医疗组提出的分散治疗的方案无法实施。孩子们在医院接受了近20天的治疗，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加剧了家长们的焦虑心情。在密山市政府专门安排的对话会上，一些家长行为过激，双方无法沟通。
　　经历了不平静的20多天后，有900多名出现疫苗反应的学生住院，家长的情绪越来越失控。7月7日，密山市委、市政府勒令密山镇防保站再次召开家长对话会，向家长讲明情况。同日，密山市委、市政府第一次以书面形式出台了对这次乙脑疫苗问题的处理意见。市里承诺：将认真考虑家长要求请国家级专家的意见；发生疫苗反应学生的药费仍然由政府承担，查清事件的全过程并公布于众。获知政府的决定后，家长的情绪基本安定下来。
　　7月10日，北京302医院从事传染病教学研究30多年的姜素椿教授被请到密山，为孩子们治病，他再次确症为“心因反应”。为了让市民更好地了解专家会诊的意见，当地电视台特别制作并播出了《专家访谈》节目。防疫风波逐渐平息。
　　危机中媒体策略的反思这两个个案有共同的特点：当社会上面临极具威胁性的危机时，新闻媒体“不作为”或“晚作为”，使谣言风传，加剧市民的恐慌，贻误了干预危机的最佳时机，致使危机扩大化，对社会造成本不该有的不良影响。“密山风波”很大程度上是一起人为事件，是由学生注射疫苗引起的心因反应而导致“集体癔症”。实质上，它是一种心理病，当他人出现不良反应时，自己感觉有类似症状，结果真的应验自身。尤其是种种流言在人际以几何基数传播时，心因反应会更强烈。二者相互作用，不断扩大和加深了“集体癔症”。如果媒体及早把这个结果披露出去，就不会使这么多的学生产生“共鸣”而无“病”呻吟。其结果是学生、家长、医院、政府四方受累，不仅浪费了时间、精力、感情和其它资源，也使学生遭受无谓地痛苦。
　　“广州疫情”媒体缺位的代价不仅是市民恐慌，疯抢药物，造成社会不稳定，还包括一些居民和医护人员的生命健康。假如公众事前知情，可以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至于有更多的人感染病菌。
　　当社会危机突然降临，公众人人自危，处于一种莫名的恐惧中，急需媒体拨云见日，消除心头的阴翳，而媒体却“顾左右而言他”，报道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琐事。我们常说新闻媒体是“社会公器”、人民利益的代言人，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媒体在危机来临时，退避三舍的做法似乎有悖于上述原则。
　　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是监视环境，当公众周围出现急骤的变动时，媒体应予以警示。可在这两起危机干预中，媒体像那只不合时宜的“打鸣鸡”，不该叫时挺聒噪，该叫时反倒不叫了。此外，封锁与公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消息侵犯了公民的知情权，而知情权在国际人权公约中被界定为基本人权。
　　众所周知，走进市场的媒体不会忽视受众的需求，否则，难有立足之地。在媒体竞争已白热化的广州，更是争发独家新闻，不可能漏掉这么重要的新闻。那为何媒体隐忍不发，甚至广州媒体不断接到全国各地同行求证，却出乎意料地沉默？唯一的解释是主管部门按照某种“惯例”，阻止某些信息的传播。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说，因为典型性肺炎并未纳入法定报告传染病之列。可能不纳入法定报告的传染病易使公众人心惶惶，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不宜广而告之。
　　过分强调社会稳定的习惯做法使我们忽视了公民的生命健康。即使媒体“失语”确实能保持社会稳定，也是以公民的健康为代价，成本过于高昂了。实际上，这种做法暗含“掩耳盗铃”的逻辑：新闻媒体不发布，公众便无从获知信息。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传播学者发现一条规律：只有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消息通过人际扩散，如美国总统被刺、“东家长、西家短”的家庭琐事等。在信息渠道畅通的情况下，肯尼迪被刺一事尚有一半人是通过人际渠道获知的。“大道正传播，小道还在传”，何况正常渠道雍塞，且消息与民众生命攸关，更是“大道不传小道传”。这时口口相传的速度是惊人的，如果新闻媒体不出面以正视听，自有谣言满天飞。离奇的传言加剧了人们的恐惧，这与“社会稳定”的初衷背道而驰。
　　现在传媒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像过去传统媒体一统天下，易于封锁消息。因特网出现后，人们不仅能从网上获知信息，还可以发布各种信息，“一些不甘失去权威解释的居民，开始在网络上发布各种各样的判断和指导”，这必然加快各种版本流言的传播速度，结果“芜杂的信息已经让所有的人失去了判断力”。因此，过去的新闻管理体制和观念应当与时俱进，随着传媒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墨守陈规、固守陋习只会使政府和媒体在社会危机干预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仔细观察在上述两个案例中，社会危机经历五个阶段：初露端倪、谣言四起、事态恶化、媒体辟谣、危机平息。新闻媒体干预的滞后是谣言四起、事态恶化的原因，如果媒体在危机初露端倪能挺身而出，告知真相，就不会有这两个阶段。经过政府的努力，很快能把危机平息。密山市领导承认选择的时机太迟，如果及早地采取措施，把政府的八条决议提前明确地告诉家长（实际上，很多承诺已经在付诸实施，只是没有明确地公之于众），事态不至于恶化到这种程度。
　　广州疫情从8日谣言出现到11日媒体辟谣经历了三天时间。一个医学专家说：“这3天的时间被传言占领，政府尽管做得很不错，毕竟在和病毒争夺控制公民意识走向和活动权的斗争中，失去了3天宝贵的时间。”一位医学博士说，我们希望，不管病毒用什么的方式和面孔出现，没有恐慌，没有迟滞。即使消灭不了它，我们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打败它。（作者：禹建强 刘先林　摘自传媒观察）
　　●附文：《SARS和中国新闻改革》
　　中国的新领导人正在进行“新闻改革”，其目的是想让中国的老百姓和政府保持一个比较密切的关系，使老百姓能够知道政府在干什么，同时也使政府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因此，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老百姓应该有更多的知情权。
　　
　　新闻改革所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中央电视台和中国报纸开始转播美英对伊拉克的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甚至达到了24小时不间断的转播。这个报道是中国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从评论上看多是批评美国，赞扬伊拉克的，但是从新闻的角度看，确实是让老百姓看到了真正的新闻。
　　
　　新闻改革成了新一代领导人进行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
　　
　　
　　这个挑战就来源于对于非典型肺炎SARS情况的披露。目前中国官方承认对于从去年年底出现的SARS在中国的发展一开始的时候是忽略了，因此使得疾病有所蔓延，但是中国政府现在是有能力控制SARS的发展，而且SARS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控制住了，是在衰减的过程中。在中国的媒体上对于这样的表态到处出现，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报道。但是就在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已被免去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高强接任>）刚刚讲了这样的话不久，在北京的一个外国人就因SARS而死亡，而更多外国人的死亡也在广东出现。
　　
　　这种事情对于中国政府是很尴尬的，他们不希望对于中国SARS的情况出现更多的负面报道，从而影响政府的形象，也影响外国人到中国来，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官方的报道准确吗？还是老百姓的流言准确？其实解决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是，应该允许中外媒体到这些传言很厉害的医院进行调查，去进行跟踪，就像国外的媒体所做的那样。由这些媒体所做的报道会检验到底北京的情况会怎样，中国的情况又会怎样。这不就是新闻改革吗？这不就是给老百姓知情权吗？
　　
　　到底SARS在中国是什么状况？事情好像都过去，这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但是实际中国悄悄的加强了SARS的防治工作，一些中央政府机关已经开始要求职员每天吃药，很多的宿舍大楼都开始进行消毒，社会的紧张气氛好像越来越重，国内的一些会议也开始取消。
　　
　　中国的新闻改革看来出师不利，刚想改革就碰见了SARS，而碰见了SARS改革就没办法往前走了。这就让人回想起几年前中外媒体对河南爱滋病村的报道的情况。当时的报道引起了国际上对于河南爱之病的关注，才使得中国政府在隔了几年以后承认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爱之病问题。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于西方媒体的报道采取的态度是，“这是别有用心的报道”。中国有的自由派的学者认为，“对于SARS的报道是中国新领导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他认为，“少数人隐瞒病情的做法不仅有害于中国的形象，而且更有害于中国老百姓的健康。对于延误了SARS治疗的责任人都应该解除他们的职务，让他们承担责任，这样才有可能推进中国的改革。”（中国思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