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提供一点关于围攻使馆的资料
一个英国人眼里的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作者：张功臣
今年是庚子事变100周年。整整一个世纪前，也是这样一个燠热少雨的夏天，自山东发祥，短短一年里就席卷了整个河北和天津的义和团运动，终于蔓延到了北京；从1900年6月20日起，已拥入京城的义和团大队人马开始围攻东交民巷使馆区和教堂，呐喊声和枪炮声持续了五十五天，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了这里。作为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变，义和团运动及接踵而至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事件一直是后人学术视野中的一个亮点，在它们跨越百年之际更是备受关注。
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的策划，上海书店出版社陆续推出的“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丛书之一种《庚子使馆被围记》恰在此时出版，为我们回顾和思考近代史上这惊心动魄的一页，提供了一种别有意味的视角。
对于庚子事变，当事的国人与外人多有记载，英人普特南·威尔著《庚子使馆被围记》，是一册记述作者在义和团攻打北京外国使馆、教堂，及八国联军侵华期间经历与见闻的日记体实录，属于别出心裁之一种。普特南·威尔就是清末民初名盛一时的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华记者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关于他的在华新闻活动，笔者在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提交的博士学位答辩论文《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中，曾略有评介。他是早期英国来华传教士的后代，于1877年生于宁波，父亲辛盛时任中国海关税务司，主管甬城海关税务。辛普森长于江南水乡，少年聪颖，青年时代曾赴瑞士留学，除英语外，还能操流利的法语、德语和汉语，学成回华后继承父业进了中国海关，在北京的总税务司署当了一名小小的录事司，专事案头文牍。
当两万名义和团民将北京内城团团围住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集聚着九百余名外国人及两千中国基督徒，在这一批混杂的、地位不同的、焦灼不安的人们中，有三个人因报道这一事件一时间声名鹊起，后来都成为驻华记者中的风云人物：一是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一是《芝加哥记录报》记者科尔特曼(Robert Kerterman)，他们说服一个信基督教的中国信使混出城去，传出了他们的新闻电报，从而使世界第一次知道了各国驻北京使团人员“境遇的严重性”；而辛普森则根据亲历亲见亲闻，逐月或逐日记录了他眼中的义和团运动及各国使馆被围期间的内部情况(《庚子使馆被围记》在事变结束后数年才公开发表，原名《有欠谨慎的北京来信》)。据辛氏自称，民国时期在北京建立的“莫里循文库”中，收有记载庚子事变的英文书籍就有四十三种之多，“然大半皆有所隐讳或不完全”，唯此书因率的记述而被莫里循视作例外，并为后来各派义和团运动研究者所重视。
庚子事变之际，辛普森刚满23岁，尚未加入职业记者行列，但已开始为英国报纸撰写各种中国报道，故他笔下叙述的人物、场景及事实，因为新闻职业的要求，常带有比较特别的视角。虽然在事变之初他还不可能有“一千九百年北京之夏，在世界史上必永远留存”(原书序)这样的认识，他的逐日记事更多地出自一个青年人热衷写作的本能，但从记事的开篇(1900年5月12日)叙述自己风闻义和团将入京时的感觉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英国报纸的业余通讯员对此事件还是相当敏感的。在描绘了北京5月的风沙和炎燥的气候之后，他这样写道：“当此之时，有一新发生之事，如一缕微云起于天末，其后将浓罩大地，使人间成阴翳之世”。这是辛氏理解和评价义和团运动的一个基础，在此后两个多月的记述中，从叹息租界里“游谈宴会、驰击马球”之平静生活被打乱，到诅咒围困生活之艰苦难熬；从个人性命能否保住的近忧，到大英帝国在中国利益与地位受到动摇的远虑，他对义和团自始至终是持一种坚决反对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显露在充满了仇视、攻击和污蔑之辞的记事文字里，还更多地表现于使馆被围期间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他本人的种种劣迹中。
东交民巷被围后，辛普森积极加入了使馆组织的卫队，白天修工事、筑堡垒，晚上巡逻放哨，甚至拿起枪来参加了多次战斗，几经死里逃生。他的记述中有不少篇章是以炫耀的口吻描写自己作战经历的，其中有一节(7月10日－14日间)写他在困守中为打发“枯闷无味之工”，找到了一种“消遣之法”——每至正午阳光酷烈、人困马乏时，躲在工事里狙击出来活动的义和团民。有一日他越过防线，接近中国大营，在肃王府的外墙处连续击中了三个正在做工的义和团。当他看到其中一人“黄背之上红血汩汩而流，登时倒下，手足一伸，其命遂毕”时，也觉得“可谓残忍已极”，但这种偶尔的“慈悲”并未妨碍他后来参加冲锋、巷战和阵地战，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义和团。当其此时，他已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在描写个人经历的同时，辛普森更以大量笔墨详细记录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观察，同时也较少掩饰地写出了他所认定的史事真相和个人感受，为我们解开对这一段历史的诸多疑惑颇有裨益。如义和团与洋兵进城的时间顺序、事件升级的起因、为什么使馆和教堂被围近两月而终未能攻破等等，都是历来争议很多，也直接影响到评价义和团运动性质及意义的大问题。
据辛普森的记载，英、法、俄、意、美、日(德、奥因故尚未到)各国第一批卫队数百人，是于5月31日开进北京的，直到6月4日，才有拳民陆续从“哈达门”进城。此后，义和团在京城内还未有公开活动，但已出现了一些局部冲突，如“有使馆学生数人，驰马于城边之沙地，公然有执枪者围攻之，数人力鞭其马，并放手枪，始免于难”(6月9日)；数日后，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出门散步，见两个“头扎红巾、腰系红带，手腕及腿亦皆缠以红布”的拳民乘骡车从使馆路上驰过，遂举杖追逐击之，擒得一人(6月12日)；拳民火烧礼拜堂及城内部分洋房后，洋人起而开枪，大规模冲突由此开始：“十四日之下午，克林德男爵带领水手一排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发令开枪……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当日，为解救被义和团捕于一庙中的教民，洋兵又大开杀戒，“杀于此者，至少有三十人”(6月16日)。如此等等，足以说明先有列强在中国土地上挑衅屠戮，后有义和团围攻教堂和使馆之举的事实真相。
再如，义和团围攻西什库教堂及东交民巷使善战”，还是另有其故?抑或如辛普森所言：“盖中国人乃在能杀之时而掣其刃，非其力不能也”?对此，辛氏在他的记事里明确指认了清廷与使馆频繁书信往来，以各种照会同洋人议和、出卖义和团的若干事实：在围攻第五日，就派人打出了“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的休战白旗(6月30日)；在他看来，使馆久攻不下，是因为军机大臣荣禄“暗中维持，命军队不必猛攻，实有一种延缓之政策”，而北堂始终未破，亦是清廷“与法教士友谊甚好……与其所施于使馆同”之故(7月16日)；在往来照会中，清廷还十分关心困守使馆的洋人们的生活，当洋人答以“予等居此甚为舒服，不过稍需蔬菜及水果而已”后，即有“四车西瓜及蔬菜送来，并言系奉太后之命”(7月20日)；更有甚者，在义和团与洋人鏖战的关头，清兵与洋兵相互勾结，大量买卖军火与粮食，让使馆成为一座粮草丰盈、弹药充足的坚固堡垒，连辛氏也认为，“此真一离奇之戏剧”(8月4日)。
“围城”后面这一双蓝眼睛看到的义和团及其活动，固然是局限的、甚至是片面的，但其目击者的身份和原生状态的第一手材料，不仅指证了有关庚子事件前因后果的诸多关节点，也有助于我们透过他所见闻的片段、表象，由表及里地追索和接近历史的真实，进一步准确、全面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是《庚子使馆被围记》历经百年风雨的洗刷而价值不减的地方。
辛普森对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种种侵掠行径的如实记载，构成了本书价值不菲的另一方面。说“如实”，不仅指这种记事文体，也不唯其描绘的“绘影绘声，历历如睹”，而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是种种劫掠活动的参与者。8月14日联军攻陷北京后，受困多时的洋人撕下文明的面具，在中国的京城开始了肆无忌惮、变本加厉的报复行动，辛普森称之为“受苦难者报复之秋”。这种报复达到极致，自然是“杀人放火，强奸豪夺，无所不有”，他曾目睹一队法国兵将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搀杂”的中国人逼进城内一死巷内，“机关枪即轰击于陷阱之中，约击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直至不留一人而后已”。在他笔下，还有对野蛮的印度兵“于昏夜中走入教民妇女所居之屋，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并施以强暴的描写；有矜持的德国人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者”的记录；更有凶猛的俄国人以辎重炮车满载颐和园中的掳掠之物，实在载不动的便抛于车外，“于是有三个美丽无价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数件，雕刻奇巧，亦同时粉碎……”在不加掩饰地披露以上事实的同时，辛氏还以文明人自居，对此多有微言，乃至“公正”的评判。如认为洋兵射杀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的行为“太过”，对自联军入北京后“满城皆荒凉寂静之象”的“殊不可解”；说各国军队虽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其所为之事无异，皆杀人耳，抢劫耳”，甚至还有“予等外人罗唆繁琐，贪黄人之利益，颠倒东方生计之平衡，故致如此之狂剧也”等等字样的忏悔。但有趣的是，对其同伙的烧杀抢掠行为，他颇以为不齿，有时还屡加劝阻；在冠冕堂皇地打扮自己的同时，他本人却也按捺不住“复仇”的心理和发财的欲念，加入了抢劫者的行列，干下了一系列丑事坏事，这岂不是一对矛盾?
在8月末的一篇记事中，辛普森洋洋得意地叙述了他同德俄日等国军官一道闯入紫禁城、抢劫皇宫之事。他以手枪恐吓极力阻止他们的守宫太监，进入了西太后寝宫，坐在慈禧的卧榻上嚼“香甜之玫瑰酱”，吸“俄国之烟卷”，并看上了“一精美之银便壶”；他还自告奋勇闯入户部银库大门，搜索金银，劫掠一空；后来，他索性成了一名文物贩子，在寓所中以金条、金币收购各国士兵搜罗来的各种珍宝，如戒指、宝石、鼻烟壶等等，其中有一件是法国路易十五世时的金扣带，为耶稣会教士初来北京时所赠清廷礼物之一种，十分珍贵。对于自己参与抢劫活动，辛氏也有十分动听的辩解，说：“人之血既已激动，且经过长期之禁锢，见此情形亦不免有参入之思想，不能自持”。一方面做了强盗，一方面还要充作文明人，这才是一个本真的辛普森。由此可见，西方人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以双重的道德标准对待中国，并不自今日始，而是有其深远传统的。回顾近代中国的历史，一部分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在认识中国的过程中，不就是像这样怀着在文化、技术、道德上的优越感，戴着有色眼镜，以西方世界的标准来传播和评价中国革命历程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吗?辛普森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早期西方帝国主义在瓜分近代中国的浪潮中出现的一代冒险家的缩影罢了。
庚子事变后辛普森在中国的活动及其结局，也有着发人深省的意味。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从依附清政府谋生的普通官吏，成为胆大妄为、巧取豪夺的强盗，并借此步入中国政治舞台的西方冒险家独特的遭遇。1902年，辛氏辞海关职，专职为数家英国报纸撰写有关中国政治动向的新闻；辛亥革命后，他被伦敦《每日电讯报》正式任命为驻北京记者，在从事中国报道的同时，先后出版了《满人与俄国人》、《为什么中国看中了赤色》、《张作霖反对共产主义威胁的斗争》等十余部与中国和远东事务有关的作品。1916年，他靠钻营得到了黎元洪总统府对外宣传顾问的职位，数年后又为奉系军阀张作霖作顾问，并为张在北京创办中英文《东方时报》，大肆反对刚刚在中国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时较深地卷入新旧军阀之间的争斗，逐渐由名记者成为翻云覆雨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名“危险角色”。在1930年中原大战中，他又受雇协助阎锡山接收天津海关，欲从财政税收上助阎反蒋，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激烈反对，由此种下祸根；当年11月，因抵制日本人的走私活动，在天津被刺身亡。辛普森在庚子事变中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对近代中国革命的态度，更多地表现出他投机的心态，而他的最终命运或许恰恰是这种心态导致的结果。
载自黑板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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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世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