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工作相当棘手，我也打破了一个月回一次老家的惯例，竟四个月没回老家看望父母。俗话说，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似乎把父母忘了。由于我和乡党委书记的关系不错，就偶尔在晚上蹭书记的专车回市里的家一次，以解决生理需要的问题。

      那天，我在一个情况比较复杂的村子收提留款。村子里的干部怎么看都象抗日时期的伪保长，白天对日本人点头哈腰，夜晚为八路军通风报信，两面讨好，既怕把老乡亲得罪苦了，没法在街面上混，又怕工作搞不好，乡镇领导给小鞋穿。

      冬天天短，下午4点的时候，我看款子收的也差不多了，就带人马回乡了。刚进乡政府大院，乡办公室小秘书叫住我说：“司马书记，你们家老爷子来了，在大老板屋坐着呢。”（大老板：乡镇一把手）我心头一热，泪差点儿掉下来，做儿子的不孝呀。赶紧到大老板屋里，看到老父亲正和大老板唠嗑儿呢。“司马书记回来了，老爷子大老远的来看你，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你了。这么着吧，一会儿我请客，请老爷子喝酒。”大老板说完，不等我答话，就拽上老父亲和我去饭店了。酒桌上，大老板说我工作扎实，敢做敢为，是他的好助手。老父亲看脸色听的很舒服，多喝了几杯。

       吃饭回来，我给老父亲铺好被窝儿，唠叨了一会儿家长里短的事情，就再不知道做什么好。看老父亲脱去袜子的双脚，一层厚厚的老茧，就打了一盆热水说：“爹，儿子给你洗洗脚吧，这样睡的舒服。”正在我给老父亲洗脚的当口儿，我收提留款的村子里村长来了，一进屋，就说：“司马书记，出事了，有几个刁民因别的事情不交提留款，正和支书理论呢。”我也不吭声，继续轻轻的为老父亲揉洗脚。村长一看这，赶紧说司马书记你先侍侯着老爷子，这事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走了。

        第二天，几个刁民在村支书和村长的强大攻势下顺溜的交齐了提留款。后来我听说，村支书村长没把“球”踢给我，是看我给老父亲洗脚孝顺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