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年看电影
文/马应昆
在下是六四年生人，刚好是伴随文革长大的一代。那年月，不仅物质生活极度匮乏，而且精神生活也很贫乏单调，休闲娱乐的方式很少。这其中看电影算是较高级的精神享受了，其吸引力不亚于今天电子游戏对儿童的吸引力。
那时在昆明看场电影并不十分容易，除大家手头吃紧外，主要原因是，电影院少，片子更少。
先说电影院。那时昆明市内的电影院不多，散布在昆明的人口稠密区。为了看电影，这些影院我们几个小伙伴全都光顾过。细细数来，有五一、人民、胜利堂、新昆明、昆明剧院、滇戏院、国防、新建设、红星（今艺术）、延安（今大观）、东方红（今南屏）、燎原（今星火）、红旗（今全景）、劳动（今已不存），其中，五一、人民、胜利堂是经常去的地方。有时不看电影也要去那里玩一阵，因为那里人多，吃的、看的也多，自然是玩耍的好去处。记得那时电影票很紧张，常常是早早地就卖完了。那些想看电影而又没有票的人就去“堵票”（又叫买飞票），在距影院门口大老远，站在路边，等人退票，若福气好遇上有人卖，买一张，那高兴劲，别提了。那时，我们班上有个王胖子，堵票特厉害，要看电影我们就拉上他，以防买不着票时有个退路。
那时我们还小，看的多半是学生场，由学校组织，票价是半价，（那时全票价，宽银幕为二角五分，普通银幕是二角，纪录片是一角），算是很实惠的。每当遇上看电影，同学们都高兴极了，就象过节一样。但学生场有个毛病，就是讲话的人多，一场电影，常常是咿哩哇啦，从开场到结束。当然看新电影时，情况
要好一些。
那时五华山（当时叫新华山）、云大、民院、北教场的部队也常放露天电影，但一般不给外人看。于是我们就等到天黑时，冒着被抓的危险，翻墙而入，去一饱眼福。这样常常是看不着电影的开头，第二天，只有去听看着头的人讲一讲了。
那些年，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之高，场面之火爆，以及散场后形成的人流大军，恐怕不是今天的青少年们所能想象得了的。
再说片子。文革时期，片子很少，除八部样板戏外，国产片就屈指可数了。依稀记得那时常放的国产电影是《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两个小八路》、《烽火少年》、《向阳院的故事》、《小号手》、《阿夏河的秘密》、《青松岭》、《艳阳天》、《春苗》、《决裂》等等。记得那时的电影人物要数李向阳、潘冬子最有名了。还记得那时还放过两部纪录片，一部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另一部是《捕象记》，前者是讲中国登山队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事，后者是讲在西双版纳捕野象的事（注①）。这两部片子，给我的印象极深，至今难忘。那时，也放少量外国电影，主要是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的片子，像《卖花姑娘》、《金姬和银姬的命运》、《原形毕露》恐怕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越南的电影也有几部，但数量很少。稍后一些，南斯拉夫的片子也能看到了。这些片子，因国度不同，常常形成自己的一些“特色”，当时有一句顺口溜做了生动的描述：朝鲜的哭哭闹闹，越南的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中国的新闻简报（中国片子在正片开映前，都要加映“新闻简报”）。总之，那时的外国片都是我们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苏修除外，苏联影片只有与革命导师列宁有关的才放)。资本主义世界的“毒草”自然是进不来的，当然也就无法看到了。
说起来也可怜，那时人们可以看的片子实在是太少太少，既然少，就免不了一部片子人们要反反复复地看无数遍，以致一部电影的内容，人们都可以从头到尾完整地复述一遍了。
当然我们也有让今天的人羡慕的事，那大约是一九七八年春天，电影院公映印度电影《流浪者》、美国电影《未来世界》、《摩登时代》，用不着做广告，更用不着刻意炒作，这些片子，场场爆满，盛况空前（恐怕也将绝后）。各家电影院通宵达旦地连续放映，也满足不了饥渴的人们的旺盛需求！以至于电影院将子夜、凌晨、拂晓这些时段都用上了。我还牢牢地记着：那年的一天，早上四点，我在五一电影院看了一场美国科幻影片《未来世界》。加上早些时候看过的香港影片《生死搏斗》、《巴士奇遇结良缘》，从此，一个陌生而崭新的世界朝我们大步走来，进入我们的视野，涌入我们的生活。
当然，那是恶梦般的文革结束以后的事情了。那时我十四岁，—— 一个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年龄，我惊讶地注视着，这个一下子变得如此多姿多彩的新世界。打那以后，电影的内容变了，我们周围的生活也逐渐变了。
（1998年12月10日写）
注释①
纪录片《无限风光在险峰》，1970年摄制，上海工农兵电影制片厂（即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捕象记》1972年摄制，上影系统新闻片组拍摄，影片记录了上海西郊动物园捕象小组奔赴云南西双版纳捕捉小象的过程，以及将小象从版纳运回上海的情景。
■忆“露天电影”
文/乐忆英
放露天电影很简单，只要有一块足够大的场地，操场、稻场抑或是田头，在一角竖起两根竹竿，中间扯一块白布，约二十米远的地方放着放映机，只要调整好距离就行了。
露天电影尽管放映设备和场地十分简陋，但它陪伴着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如今40岁以上的人绝大多数看过露天电影，对露天电影的记忆也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镇上还没有电影院，放映场地选在卖鱼桥下的大操场，可容纳数千人，临时从远处接了根电线，一到放映前夕，操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比赶庙会还热闹。那时看得较多的还是乡村里的露天电影，农忙季节过后，每个村里都会请电影队下村放电影，除本村的村民可免费观看外，其余的一律买票进入，而且都会提前一天贴出电影海报，那时候也无其他娱乐活动，所以哪个村放什么电影，传播速度也是极快的。
哪个乡村里一旦放映露天电影，我总会与其他孩子一块结伴去看，近的地方走十几分钟，远的则要走四十多分钟，电影票5分一张，口袋里要是有一角钱的话，除了买票，还可买一包瓜子，一边看电影一边美美地嗑瓜子，那是最惬意的事情了。
天还未黑，放映场上的凳子就已经放了不少，前面最好的位置基本上被放电影这个村的村民占领了，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就是这个道理。而最先进入场内的都是些小孩子，一个个乐得像一群欢快的小鸟，在放映场上追逐、嬉闹，那情景就像是过年过节似的。
夜幕降临了，放映场上的灯亮了，映照着四周一张张笑脸，人人都在翘首以盼，孩子们也停止追逐，去寻找合适的位置。我们买票进场的离家远，都不会自带凳子，只好找几块方砖垫在屁股下，要是边上或后面有树的话就爬上树去。电影开始了，场上迅速地寂静下来，前面黑压压一片都是小孩子，由于离银幕太近，坐在地上只好仰头托腮观看。
露天电影有时难免遇上刮风下雨，要是毛毛细雨，大人小孩谁也不愿离开，而放映师马上撑起雨伞，遮住放映设备，雨下得大了，没带伞的大人开始走了，小孩们则躲在树下或干脆让雨淋着，电影一般不会停止，人群也不会散去，直到把整场电影看完。
那时的电影不多，在我记忆里，战争片颇受欢迎，《南征北战》、《红日》、《地雷战》、《东方红》、《难忘的战斗》等等，还有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片。有的影片看了又看，每观看一遍都有新的感受、新的滋味。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
露天电影，那个年代里最快乐、最热闹的事情；它陪伴着我走过无忧无虑的童年、懵懵懂懂的少年时光；它留给我的回味，将永恒地留在我记忆的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