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这么没有文化的话是知了夫人说的,不是我.我想问的是:辩论有作用吗?
有作用吗？我不敢肯定。但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情况是：我们的心灵都是顽固的，除了准备把别人说服外，根本没有认真听取别人意见的念头，甚至从来不看别人说了什么。所以很多人费尽移山心力搬上来的文字更多的时候除了自己不懈地孤芳自赏外，只能在静静的角落里蒙尘暗淡。
没有作用吗？我还是不敢肯定。有时三两同道寥寥几语，许多此前未曾听过见过的见解思路如夜空流星在眼前熠熠生辉，许多黑暗中的摸索自从豁然开朗。有时对手尖厉的言辞单刀直入，让你猝不及防陷入良久沉思。 所以我只能说：有时有用，有时没有，但多数时候是没有的，因为多数时候你未必能遇到那样的同道，甚至未能遇到让你敬服的对手。
那只能这样，对自己的良师益友，奇文共赏哪怕甘为门下走狗，对理性客观的对手，疑义相析心平气和。至于思维奔逸行文发散根本谈不到一块的，拜拜啦您哪，咱耽误不起功夫。
还有一种，道德底线低下又不准备好好探讨的，我倒是多年前看过两条跟帖：
一，和一个SB争论，我们就有了两个SB。二，至于SB，那就逗着玩呗。
话糙理不糙，所以对于这号的，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不过我遗憾地看到我最近追的一个历史帖里，作者是这样说的：但，从古至今，SB是层出不穷的。 好吧，对于认真探讨的，比如爱坏这样的，我还是有些探讨的冲动，她回别人是这样回的：拜托，多看点书呀。 行，我找我搜我剪我贴：
儒学大师梁漱溟：中国比西洋落后，但原因不是中国进步慢或中国人不聪明，慢倒不要紧，慢腾腾地进步也总有个到的时候呀，可按中国传统文化来看，不用说几十年，就是几百年乃至更长时候我认为中国人也不能造飞机、上天，因为中国人虽然很勤奋聪明，比任何发展都不弱，一点也没有不如人的地方，可是却走岔了路…..”
李敖：两千五百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烂摊子，从来没有彻底的打扫过。层层累积这个烂摊子上的文献典籍，至少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重担，我们一定要问：这些遗产，对新时代的我们说来，究竟有些什么积极的意义?换一种问法是：这些遗产，能不能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新世界里得到好处?
这是每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也是他们想要求得答案的问题。
。。。无疑的，这个答案是一个令我们不快乐的答案。可是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想到，两千五百年来累积的二十五万三千种的文献典籍，在新的世界里，竟然对我们没有什么积极的用处。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传统的思想方法一开始就不及格，我们的祖宗著书立说，绝大部分都没有运作的意义，没有认知的思想，没有推理技术和科学知识，没有新观念和新气魄。所以，尽管他们很努力，替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典籍，但在起码的逻辑解析、语意剖析和心理分析下，在起码的现代学术的光照下，在起码的现代人的标准下，它们都已经不住考验了。换句话说，它们已经发霉了、腐烂了。
让我们不要再呼吸这些旧时代的空气吧!与其做旧时代的孝子，何如做新时代的烈士?
李敖：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颟顸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佬。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
李敖：他们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现代文明，最大帽子就是国情不同，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取长舍短，择善而从，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对于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没有真正的理解，以为这是买东西，只要好的，而不要坏的。打着买椟还珠的算盘，好象一个美人，要占有他就必须缺点一块儿占有。 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李光耀先生在演讲中出人意料的只字不提“亚洲价值观”，吴敬琏先生马上作出了反应：特别提出要请领导们注意李光耀的讲演，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权威主义这套东西，在新经济中必须改变了”。
李光耀先生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的宣布，他曾经大力鼓吹的“仁慈政府”“父子有爱、君臣有义、夫妻有别”已经“过时”了，试图依靠这些东西来治理国家也已经不符合新经济时代的“世界潮流”了。 先到这儿，有空再剪再切。
[本帖已被_惊弓知了_于2007年5月31日19时43分29秒修改过]
[本帖已被_惊弓知了_于2007年5月31日19时45分7秒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