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否认亚洲"四小龙"都具有一定的儒家文化背景，但是将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归结为儒家文化的成功，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 

　　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亚洲"四小龙"成功的根本因素的话，那么，为什么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大陆、越南和朝鲜没有与"四小龙"同期崛起呢？ 

　　因此，将儒家文化作为亚洲"四小龙"崛起的根本因素，是缺乏科学依据的。抛开亚洲"四小龙"成功的非文化因素不谈，即使我们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也不难发现，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之道，恰恰是对中国式管理的颠覆。

混合文化与新加坡的崛起 

　　而相比之下，新加坡文化的西方色彩更为浓厚。新加坡的华人比台湾或者香港的华人，在习惯作风方面更加西化。大部分香港人仍然说粤语，而不是英语，但新加坡人却以英语为主。 

　　尽管新加坡重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同时更加重视西方文化。很多人以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尊重儒家文化的事实，来说明儒家文化是新加坡崛起的根基。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新加坡的整个法律结构是英国留下来的，并在它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新加坡现在的法庭审判中法官仍然戴英国法官式的帽子，新加坡的法制结构恰恰是英国的价值结构，是欧洲法制精神的结果。 

　　正是尊重儒家文化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对儒家文化的弊病也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李光耀认为，儒家文化强调长者权威，不适应现代世界，现代世界是年轻人创造历史的世界。 

　　在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李光耀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出不了企业家。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叫学而优则仕。而美国只改了一个字，叫学而优则商。 

　　因此，新加坡十分重视以西方文化弥补儒家文化的不足。这里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中国式管理所限定的"西方科技"，而是包括哲学、人文精神、和宗教信仰在内的整个西方文化。 

　　新加坡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国家，在新加坡400万人口中有100万是外国人。新加坡以海纳白川的精神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新加坡文化也是一种混沌文化。在新加坡，我们看不到中国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看不到中国式管理的痕迹。 

　　尽管在新加坡企业中存在着明显的等级观念和服从文化，但主导新加坡企业的却是西方管理制度。新加坡有着亚洲最为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而支撑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是背后的西方哲学。因此，新加坡企业管理模式是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的结果，而不是以单纯的儒家文化为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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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饭文化"与韩国的崛起 

　　而将韩国的崛起归因于儒家文化，仍然是犯了把问题简单化的错误。如果儒家文化是韩国崛起的根本原因，那么，同处一个半岛和同具儒家传统的北朝鲜为什么没有崛起呢？ 

　　事实上，韩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美国和日本的支持。美日堪称是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的"恩人"。 

　　韩国与中国争夺"端午节"这一事件，使我们认识到韩国对儒家文化的重视是非同寻常的。而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人举国捐黄金的行为，又让我们见证了这个国家令人敬佩的集体主义精神。韩国人的这种精神也许与儒家文化有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韩国作为面积狭小的岛国，其国民具有深层自卑从而需要自强心理的反映。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却没有韩国那种强烈的集体主义，主要是因为中国作为国土辽阔的陆路大国，历史上一直缺乏小国的危机意识。 

　　事实上，韩国人确实推崇儒家文化，但他们却很忌讳谈"中国"这个字眼。他们宁愿把儒家文化看成是韩国文化。而在韩国文化中，显然并不是仅仅以儒家文化为主导。韩国人兼具集体主义与自由开放精神，韩国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事实上，今日韩国文化的精神内核是崇尚自由和创造的西方文化，而儒家文化在韩国反而是一种亚文化。 

　　韩国西江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副教授李旭渊指出：韩国文化的最大特征之一是"混性"(hybridity)。韩国菜里有一种拌饭，这是韩国饮食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拌饭是韩国文化的象征。韩国文化就是拌饭的文化。就是把很多东西掺合在一起形成的文化。时间上，将过去与现在混合；空间上，将东方与西方相混合。在近代以前，韩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近代以后，更多的则是受日本及西方文化的影响。由此，传统与现代、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一切都掺合在韩国文化里。 

　　李旭渊所谓的"拌饭文化"，正是对混沌文化的形象描述。韩国文化的本质无疑是具有明显"混性"(hybridity)的混沌文化。把儒家文化作为韩国崛起的因素，看来是同样不符合事实的。 

　　在韩国大量的家族企业中，存在着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等级和服从文化，但这并不是韩国企业引以为傲的资本。作为世界500强之一的韩国国际财团在1985年突然倒闭，其重要原因是，国际财团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任人唯贤，该财团的领导核心是由一批缺乏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员组成，而不是由一批具有管理才能的职业经理人组成。国际财团倒闭的背后原因正是儒家文化。 

　　1997年以来，韩国的起亚、韩宝等8大家族企业，由于第二代对企业环境、自身的经营经验和管理能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均导致了企业的破产。所以，韩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金大中政府实施了以改革大财团经营结构、规范大财团经营管理为重点的经济政策，使韩国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这些变化主要是向西方家族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靠拢。而这种转变正是在超越儒家文化弊端的同时，引进西方管理哲学的结果。金融危机后的韩国企业与西方管理的交融更深了。

中日两国曾有相似的伦理观念。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旧的伦理制度被破坏，释放了国家的创新活力。新的改革包括：废除幕藩体制、废除封建特权，取消诸侯公卿称号、取消对下层人民的限制、剥夺统治阶级的特权，改革土地制度等等。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实质上就是全盘西化，对日本文化的重塑起了关键作用。日本战败后，美国在日本推行民主制度，日本从制度和文化上更加西化。

而中国则不同，洋务运动搞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在文化和制度上拒绝西化，导致甲午战争失败。

日本经济成功得益于其民族善于学习，但其技术总体上是采取跟随、模仿战略，创新能力仍不能与美国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