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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低贱的，一个鲜活的高等生命，只有七毛钱的价格。这是朱自清《温州的踪迹》里写到的一个事实。如果一大早起来，你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着你的孩子，然后想，孩子能卖到多少钱呢？你随即的感受便肯定是觉得自己的可耻，因为在自己做父母的看来，孩子是无价的，多少钱也买不到自己孩子的命啊！正如朱自清所说：“生命本来是不应该有价格的。”然而在朱自清所处的旧时代，却是可以赋予生命以价格的，买卖人口那基本是可以公开进行的，而且也是习以为常的。买卖小孩，拐卖妇女，绑票勒索，暗销劳工，这些事在民国时期还比较普遍。依我看，凡是注重了经济的时代，都免不了要在人身上贴上价格的标签。
电视上、报纸上经常有这样的新闻，一些人贩子将不懂事的小孩采用给糖果、充熟人、找父母或威逼的方式，带到不知名的地方，然后转手给不能生育的人家或是单身者，以几百到几千的价格脱手。如果能一次弄上十来个，最好都是男孩子，那基本就算发大财了。可是现在的儿童只要能走路者，多是比较聪明的，拐骗不容易上钩，人贩子也就经常将目标锁定在不知事的婴儿身上。2003年3月17日，发生了一起由多个犯罪团伙纠合实施的特大拐卖婴儿案件，以河南省南乐县元村镇蔡庄村村民李国聚为主犯的犯罪团伙，竟然将28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捆绑手脚，塞进旅行袋内长途贩运后卖出，犯罪团伙人员涉及广西、安徽、河南等省区。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更是触目惊心，自1998年以来，该团伙成员以介绍收养为名，向当地人贩子、医护人员、农村接生人员购买女婴200余名，卖到河北、山东和河南省的南乐、清丰、内黄、汤阴等地。其中李国聚参与贩运或出卖女婴就有76人之多。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 也说明拐卖婴儿的现象到了何等猖獗的地步。 婴儿是无知的，被别人拐卖完全没有多少意识，但成年的妇女被人拐卖却是有些让人惊讶了。旧社会有妓院，红楼、青楼的买卖妇女是家常便饭一样简单的事，也没有什么人干涉。现在倒好，没有了妓院，妇女的权益得到尊重。但是中国却基本没有停止过妇女交易。一者有人贩子拐卖妇女到贫穷山区，或者因为家庭贫困而在当地无法找对象的人家。二者看见人家美国贫民窟里有红灯区，我们一些人就学习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纵生了开发区的性服务业，这就出现了逼良为娼的妇女买卖活动。人贩子不仅拐卖妇女，而且拐卖女人贩子。重庆市荣昌县一个以村民何继高、刘兴珍、陈定旗、彭洪菊、陈定海、曹登龙、李昭玉等人为骨干分子的家族式的贩卖人口犯罪团伙，从1986年2月至1992年期间，从荣昌县先后65次将85名妇女、儿童、婴儿带到河南等省贩卖！这伙人贩卖人口所获赃款经查实的已达12．5万元。有趣的是，案犯彭昌菊在逃亡的过程中，竟然又被别的人贩子卖到了山西省河曲县夺印村，被迫服侍一个年过五十的老头。所谓恶有恶报，天理昭昭，因果自有轮回啊！生命也就在这样的蹂躏中被低贱地标着价，到处肆无忌惮地出售。 被绑票勒索者的价格比较高，这该是最值钱的生命，这样的人多半出生在稍微有钱的人家，尽管平常比较牛，也免不了被出售的命运。这种现象与犯罪分子的贪婪有关，当然也值得同情，暂且不表。我们还是把目光投向弱势群体。现在经济发展了，教育也跟着发展。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教育培养人才的商业化。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搞职业教育，只要认真到发达地区溜达一圈，就可以签定不少的学生就业合同。然后回来招生广告一贴，钱一收，找几个内行人来忽悠一个月到三个月的课，就可以用车皮将那看起来有训练的人口拉到企业去换钱了。别的不说，我所在的县就有一办高中生是读职高的，据说这些学生来得不固定，走得也不固定，上课基本是胡扯。只要有用人单位来电话要人，这里就赶忙送去。活脱脱一个正版人贩子机构，而地方政府还到处宣扬，说是职业教育开展的红火。 只要稍有头脑的，就会发现，这些现象其实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中国有臃肿的政府劳动人事机构、户口管理机构和教育主管部门。你说某地某人家突然之间就多了一个孩子或者妇女，难道就没人知道吗？该上户口的还得上户口啊！某地的发达生活区多了一个卖欢笑的场所，难道就没人能看见吗？我不相信人的眼睛是长在脚板心上的。一个正规的职业教育该是怎样的，难道就没有机构能够查实吗？我看这里面恐怕说到底是牵涉了一些利益吧。还是朱自清那话：“生命真太低贱了！”已经低贱到了有人可以不当一回事的地步。 我们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人命不应该被这样地贴上价格标签出售。有人说，这也很难杜绝啊。但我要问，假设这一切都与乌纱帽挂钩，你说这些糟践生命的现象能不能治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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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最后一段特搞笑哈 我们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啥时当过家作过主？ 不是生命低贱，而是在某些人心目中，人本来就是分三六九等的：老百姓素质太低呀。。。 ※※※※※※ 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