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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真相和平共处／木木
在《十日谈》的开头，薄迦丘交待说，1348年，在意大利，美丽的佛罗伦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瘟疫，无数人在病毒的漫延中死亡。于是，城里的人生活方式和风俗传统因为这场瘟疫而大变。有些人开始躲进洁净的宅子，同外界隔绝，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有些人纵情欢乐，为所欲为，等待末日。而此时，为了躲过这场瘟疫，十位在教堂里相遇的淑女和绅士相约来到一栋乡间别墅，呆在那里等待浩劫结束。他们在这里以讲故事打发时光，平复心情，忘掉恐慌。这些故事就成为流传至今的《十日谈》。 故事一 当非典病毒在某城流传开来时，人们开始追根溯源，当追溯到某酒店时，线索断了，因为很多人从那里感染，而那个最初被确诊非典的人拒绝承认他到过那里。那里出现的病例越来越多，那个人终于出来承认，他某日某时的确在某酒店。他不能承认他曾到过那个酒店有他的理由，他如果承认就面临要跟很多人解释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谁会想到自己的私生活会因为与这样浩大的与千万人相关的事件联系起来，而无法藏身。当然，由于地点的暧昧和他先前的拒不承认给人们留下了无限想象的余地，最后人们还是越过他的私生活回到了道德评判上，通过他，媒体有了新的话题：从道德上讲，他把病毒传给那么多人会不会心怀内疚呢？据说此人现在安然无恙，而经他染上非典的已有多人死亡。 我在想，他的生活会因为此次变故发生什么改变呢？一个人的生活真相在这样大的背景下被突然揭开，而这个真相原本可能永远不为人知，相关的人都远离真相，愉快生活。我们每天在谈论非典，它是一个巨大的事件，我们知道与它相关的数据和知识，但不知道，这个巨大的事件以多少种细微和巧妙的形式改变了多少人的生活。 通常，我们只能关注和了解那些大的事件，而对于无数个个人生活，我们永远都不明真相，每个人都在庞大的集体中孤单面对。 故事二 为躲开非典，公司放假。于是女孩买了一大堆吃喝日用品，奔赴男友家，准备和他呆在一起，直到非典危险过去。见到女孩，男友很高兴，两人一起做饭，男友抱怨说，真讨厌这个非典，本来想订机票回老家，谁知根本就订不上，走不成了。女孩一愣，不动声色，继续做饭。吃完饭后，女孩执意要走，他们俩各自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等待非典结束，同时，有些东西也在女孩心里结束了。这是一个在网上看到的故事，文字间有着一些小女孩的矫情和忧伤，我看了一笑，并不理会。我想，他们还是会和好的，但是从此女孩会知道，事情的真相总是和自己的想象相距甚远，感情尤其如此。 在漫长而平静的日常生活里，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窥见自己在别人心里有多重要，偶一窥见，不知所措，不过，人们总是会且战且退，底线一步步放低，直到与真相妥协，最后和平共处。 就像此次的非典，它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是一种很美的病毒，我们能看清它的每一处末梢，可是，至今无人能说清它怎么会出现，它会不会最终消失。专家说，不认识它我们一样能防止它伤害我们，就像历史上无数个出现过的病毒，人们最终也没认识它们，但人们找到了与它和平共处的方式，它来了，我们能应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人生许多事也如此。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8581072_thatyear/68.shtml>
从圈子看知识界的变化
文/陈晓明 >> 陈晓明
但是，把圈子拉到知识分子文人的群落中来看，问题就复杂些。这样的圈子很容易被打上政治和文化的印记。普通劳动群众或者农民很少形成圈子，工农群众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做人行事都干脆利落，生活的内容也就是居家过日子，既无闲暇，也无逸致，不会搞什么小圈子。圈子显然是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一种生活现象，只有文化人有交流和倾诉的期望。既然圈子属于文化人的行为，那么其文化方面的含义则就不那么简单。 圈子起源于交流的需要，一群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吃喝并且谈天说地。显然，“说”占据了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乃是圈子存在的本质。圈子具有思想情感内涵，这就注定了圈子被打上了政治与文化的烙印。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势下，圈子也就始终具有了非日常性的特征。 很显然，在中国，圈子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化人最著名的圈子在林徽因的客厅里，那个客厅里曾经聚集着中国现代一群最有才情的文人。林徽因与梁思成作为主人自不必说，胡适、徐志摩、金岳霖、沈从文、张奚若、钱端升等人都是常客。徐、金还与林徽因有着深挚的感情，传为现代文学史的佳话。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圈子充满了现代文学史，它们演化为一个个生动或小有作为的文化社团，或是同人报刊。但中国现代流宕着革命与解放的昂扬呼唤，这些小资产阶级式的“圈子”很快就被更紧迫的时代任务解除，被更严密和富有战斗性的政治组织、党派团体和联合阵线所取代。 圈子是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的产物，并且有着自觉的思想情感更新的历史热情作为动力。在高度政治化的年代不会有圈子存在，一切都被政治组织机构所掌控，个人的自主性为对组织的忠诚、纪律与服从所支配，不可能再有游离于强大的政治组织机构之外的小圈子存在。一旦有，那也是被指认和命名的。在中国的五六十年代，不断有一些“反党（或反革命）集团”被揪出来，后来都平反证明那是冤案。在五六十年代，形成圈子显然相当困难，那会被看成小团伙密谋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一些传记书籍披露，在反右运动之前，还是有些知识分子文人偶尔小聚，但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小圈子一个个都逃不脱破灭的下场。 80年代的中国很多小圈子，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那时三五成群，五六一伙，八九十人抱成一团，到处都是圈子，都是小团伙。那时，人们从左的禁锢中走出来，呼吸了一点自由的气息，渴望思想与表达的自由，对现实变革怀有强烈愿望，对未来充满不切实际的憧憬。这样的小圈子显然是思想表达的聚会，一切都处于一种新的开端，未来既生动又不明确，这就需要辩论争执。个人无法面对庞大的现实问题，也无法准确把握形势走向，这就需要一起切磋。也就是说，小圈子的发达是时代变革前景未明而政治压力随时产生作用的双重结果。前者会使人们激动不已，后者则使人们需要群体作为依靠。显然，80年代的小圈子的聚合，总是以“求新”的方式为活动的契机。一些人的新思想新作品吸引有变革渴望的人们；另一些新的消息激发起人们对现实和历史的想象。这二方面都使人们有愿望聚在一起形成小圈子。“白洋淀”诗派，“走向未来丛书”是那个时期有影响的同人圈子，其最初的相聚当然都导源于对新思想新的表达方式的追求，前者始终是自由散漫的圈子，被后来的文学史命名为某种派别，它构成了中国朦胧诗乃至整个新诗潮的前驱。后者则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共生的团体，带着开创新思想局面的信念而结成一个编委会似的团体。80年代的文化现场是由一个又一个小圈子构成的，抱成一团四面出击，寻求机会，办刊物出快报，充满了启蒙民众，传播新知的热情。也夹杂着无数的内部纷争，人情恩怨，这些都使那个时代显得躁动不安，而又激情四溢。80时代属于刚放开一点而又有压力的时期，人们爱凑热闹，会为了一些新思想而执手相看泪眼，会为了几句话不对劲而拳脚相加。那个时候人们需要朋友，需要团伙，需要圈子。但都是为了思想，为了时代何去何从而忧患。这里面当然也离不开利益之争，离不开对说话的权力地位的追逐，但总体上来说，思想性的东西还是大于实际利益关系。或者说实际利益是以思想文化的实践方式来展开的，人们必需说出新思想，而后才能享有在知识界的话语权力。 如果说90年代中国知识界与80年代有什么惊人的区别的话，那就是“圈子”的消失。其原因当然相当复杂，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清楚，但人们凭直接经验就可以感受得到。虽然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但那都是正儿八经的例行公事，人们忙于各种学术或文化事物，但都是依附于某个单位机构，都是制度化的延伸。现在难得有私交深厚的学人们凑在一起谈古说今，或是聊聊家长里短。人们忙忙碌碌，都是具体事务，都有明确目的，都有精确的利益算计。人们的交往已经完全实用化和利益化，并且最为严重的是已经全盘体制化了。当然，知识界也中产阶级了，圈子被彬彬有礼的社交场所取代，这就像是体制中的学术活动的延伸，都是礼节性的和象征性的，再也不会有80年代的冲动和任性。因为这样的交往再也没有秘密、没有主题和风格，只有虚伪的形式和履行的义务。确实，90年代以来（进入21世纪尤甚）体制提供的资源异常丰富充沛，体制的力量也如此强大，强大到学者文人都如此自觉地在体制中经营，自觉地营造体制。没有私人性，没有小秘密，没有心灵和情感的困扰和需要。 90年代以后，一切都如此明晰，人们生活得很清醒平静，一眼就看到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有那么多已经规划好的事物等着按部就班去操作、合作，好处都是明摆的，还要圈子干什么？真是赶上了好年头。只是没有圈子的生活，是不是有点空洞？缺了点私人性，少了点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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