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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邓公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134页至139页），重温了那段“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中国社会结构有其特殊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么恶劣的革命环境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党人正是依靠广大农民的力量，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回想二十年前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梁漱溟先生1953年9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猛烈抨击，缘由也是“农民问题”，毛泽东在那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云：“梁漱溟说，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事实如何呢？差别是有，工人的收入是比农民多一些，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有地，有房子，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有些农民比工人的生活还要好些。有些工人的生活也还有困难。用什么办法来让农民多得一些呢？你梁漱溟有办法吗？你的意思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从中可以窥见毛泽东在夺取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其政治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毛泽东认为，要应付国内外的严峻局面，必须尽快加强国力和国威，尽快使中国成为具有强大国防力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换言之，必须实行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也就是苏联左派理论家提出的“重→轻→农”发展模式。为此，毛泽东主张搞国家政策所主导的计划经济，抑制发展轻工业而为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让路。为工业提供粮食、原料和农产品的农业，也必须紧紧地抓到国家手里。在批判了梁漱溟之后的1953年到1956年，在农村进行大规模的农村合作化运动，目的即在于此。在利益的调配上实际是以牺牲富裕农民为代价，为国家工业化目标让路。同时，中国对工商业也实行了改造，工商企业逐渐实现了国有化。中国在上世纪50-70年代，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当时国内资金和资源非常有限的约束下，国家不得不强迫让农业和消费品工业（包括民用建筑业）部门为重工业部门让路，从而抑制了它们的发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十年动乱虽然已经结束，但国民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1978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137页）。 综观整个邓小平时代以及其后的江泽民时代，他们是通过土地承包的方式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其发展的重点是第三产业，这和整个国际经济大环境是相关的，我们只是抓住第三次经济浪潮的尾巴，离亚洲“四小龙”的差距实在是太远了。第三产业在邓、江的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而轻工业（特别是电子产业）还出现了产品过剩的现象，需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开拓消费市场。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指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 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211页）200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和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重点都是讲“三农”，研究决定的都是农村政策。什么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只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村都过上了小康生活，这才能叫“全面”啊！扶持三农和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目标的体现。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16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四部分就是“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经济体制” （见《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37-39页），这个纲领性文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前，我几乎没有接触过农村，反受陶渊明、王维等田园诗人影响，如今，对中国农村现状才真正有所了解，觉得梁漱溟先生当年所言不虚，农村的就业、医疗、教育情况不是“堪忧”二字可以道尽，所以通过这次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的学习，对国家关于农村政策的了解，感受颇深。 ※※※※※※ 拈起一枝月色，入我浪漫诗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