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在魏晋时代有这么可爱的人，特别是曹丕，对生命有这么高度的热情，——而这是最可贵的~！
向他们致敬~~！
映照死亡的是生命
孟 晖
在我们这个犬儒的时代，像曹丕《与吴质书》、江淹《恨赋》这样的文章，是很难被人理解的。
《与吴质书》中，曹丕直视死亡的勇气首先就让我们陌生。谈到建安七子中的四位以及其他亲友忽然遭瘟疫而死的情况，他竟然用了这样的语句：“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而此诸子，化为粪壤”。我们不得不承认，魏晋人观看世界的方式，是和我们太不一样了，他们固执地坚持真相，坚持直视死亡。他们似乎对死亡这个主题异常执著，一次次地，他们谈论着各种各样的死亡，谈论生命的短促，宿命的必然。人们常说魏晋时代是一次生命意识的觉醒，其实，正如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时代同时也是死亡意识的觉醒。
随着文章的深入，我们看到了曹丕更深一层的痛苦。一方面，他对人间痛失才俊，自己痛失知音，而感到难以抗拒的孤独感；另一方面，“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想到了自己的人生。对朋友吴质，曹丕吐露道，自己“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朋友的死去，自己的年岁渐长，都使他对人生产生了极端的焦虑感，以至急得终夜难以成眠。可是，这种焦虑并非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在接下来的一段倾诉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曹丕的思路：他感到自己没有年轻时的“志意”了，还没有白头，就已经在精神状态上成了“老翁”，这是在谴责自己丧失了朝气；同时，他更对自己的功业、成就，以及整个的人生状态感到不满。在痛切的自责之后，他得出的感慨却是“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应该抓住青春，抓住人生的每一寸时光，来努力创造丰盛的人生!直视死亡，并没有让魏晋南北朝士大夫们畏缩，相反，这成了让他们无比眷恋生命的最大动力。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相反，魏晋精神，恰恰是“未知死，焉知生”。
在活着的时候，没有尽情展现生之美丽，没有实现抱负和理想，没有达到人之为人的最美境界，因而留下无限遗恨。这个主题，也是我们所不熟悉的。恨，就是不解脱，这样岂不是不够达观吗?可是，魏晋南北朝人好像不知道“达观”是怎么一回事。《恨赋》满篇的怅恨之情，皆因生命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生命不能自主。这种想法让我们惊异；一种观念早就深深地浸透了我们的血液：这就是所谓“知天乐命”的人生观。魏晋人是“知天”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远比我们要更达观得多，所以，他们才不回避死亡，才把死亡当作返照人生的一个坐标。但是，他们“知天”，却不肯“乐命”，恰恰相反，他们“恨”命，并且在文章中反复吟啸着这种恨意。
也许，在这个时代，佛教还刚刚传入，道家也还在成形之中，中国人还不像后来那样，有那样多的退路，那样多自我解脱的方式，于是，他们的生命热情就像火一样炽烈，燃烧着他们自己。因此，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不肯“苟活”，“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在江淹看来，正因为人生的注定不能圆满，因此，人之死，就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痛苦的结局。但这痛苦不是因为死的来临，而是因为在死亡到来之前，没有让生命如花绽放。
今天的人普遍更喜欢《五柳先生传》和《归去来赋》，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逍遥和隐逸，更合乎我们的犬儒态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仿佛已经是很久了，知天乐命、宠辱不惊的达观精神，就支配着我们的灵魂，也支配着我们的散文写作。像《与吴质书》和《恨赋》中这种直面死亡因而对生命绝不苟且的态度，不仅为我们所陌生，而且也让我们难以接受。然而，这种态度的存在，正证明了中国思想从来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单一。是不是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终于厌倦了把散文当作犬儒精神的传声筒，而重续起中国文学史上另一种精神的散文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