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动因的补充说明

        看过伴月兄关于文革动因的认真回帖，很有感触，这两天，与老兄的交流也促使我一直翻看一些关于 文革的回忆文章，只希望自己尽量客观一些（无论是毛还是刘，我都将其视作伟人看待，二者的丰功伟绩与错误时非都是并存的）。在老兄的文中的很多问题上我们有同感，但是仍有部分观点感觉有必要沟通与商榷。

    首先，解释一个概念上的差别：提到政权竞争，并不仅仅是一方非要把另一方彻底打到，还有一种是

组织内部的决策中谁的观点更有效、更英明的争论（如果与权威争论，难免有要造成“风头”之争）。当然，后一种争执，有时候是在解决问题上不得不出现的观点交锋，就仿佛专业研究中的方案讨论。
   
    建国后，在林彪预谋火爆毛泽东专列的阴谋败露之前，尽管有很多领导人被打入敌人、特务、里通外国的行列，但是历史证明似乎没有谁真想采取不法手段对毛“逼宫”。但是，很多人对毛的一些政策决定是有分歧的，这也应数正常现象。其实，在建国后的国家建设方面，国家领导人之间均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经过会议讨论形成决议之后，一般均遵照组织原则执行。不仅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在某些观点上有分歧；彭德怀、周恩来与陈云（二人均反冒进）均有过分歧；甚至毛很欣赏的秘书田家英在包产到户、《海瑞罢官》的看法上均与毛有不同的看法。更不要说搞科学研究的马寅初们了。

    我同意伴月兄“毛泽东还认为这种大树他个人威望的活动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的观点。但是毛的这种威望在建国胜利后曾经一度达到颠峰，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毛的错误消弱了这种一度被神圣了的“威望”。很多同志保留着深入基层作调查、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们往往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与这些优秀分子的优良传统是分不开的。但是，当这一优良传统带入大家都新鲜面对的社会主义实践建设中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毛与很多人在观点与方法的分歧经过实践检验之后，尤其毛在大跃进等一系列失败之后，包括59年庐山会议的冤案，毛的权威受到了影响。这无疑反面验证了他所批驳的对象正确性。这种客观上的此消彼涨无疑会让毛的权威性有所跌宕。而这些有分歧的领导者很多人还是象彭德怀一样敬重毛本人的。但是，毛有必要巩固自己的权威。

    还有一点，猴叔所说的政权竞争，可能也包括当时斯大林过世之后，毛将面临共产国际中谁将成为领袖的“机遇”。（这是另一个话题）

    另外，手头一份《缅怀毛泽东》有篇袁宝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关于毛主席的若干回忆》的文章，旨在客观称颂毛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一点无可非议）。其中有个例子值得注意：“1958年8月初毛去北戴河召开座谈会后逐渐认识到了浮夸风的危害。后来毛在党内通讯中提出，他和农村基层干部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农村基层干部犯了浮夸、共产、平调这些错误，他要负责任，而且写了检讨，要求发到全党。当时刘少奇把它压下来没有发，我（回忆者袁宝华）参加了他主持的西楼会议。少奇说，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全党的，毛主席写了检讨，发出去有好的影响，也有副作用，以不发为好，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回忆文中关于刘树立毛威望的初衷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在此不想猜测为刘是在讨好毛）。这在彭德怀的自述中有过类似的言论：“如果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威望受到损失，那就会给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带来更大损失。.....所以，在会议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当何人民利益就行，对自己的错误做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这些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它一些口碑不错的领导人身上，所以，一方面我相信这些人的人格与情怀值得人们敬重，也表明他们有别于林彪之流的野心。
    同时也说明，在属于党的方针、路线问题上，刘少奇等人尽管和毛有分歧，却依然是毛的战友，追随但并非要一味不讲原则的随声附和。尤其大跃进失败之后，刘、陈云等人的经济政策使国家建设逐渐有所起色后，在农村工作问题上，另有了较大分歧：1963年5月,毛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此时，一度曾经受重用的田家英没有被指派参加。而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但是在决策后形成的决议中，刘少奇的“拥护”只能说明其讲究组织原则。这一点，周恩来等人也同样，周在反冒进上做了深刻检讨，其实内心深处也是矛盾的。这样的例子在陈云、邓、刘伯承等人身上均有体现。他们这些人与毛都有过不同的观点，但是没有必要也没有野心亮出“反毛”的旗帜。

    关于毛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在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但是赫鲁晓夫之后，他在成都会议上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柯庆施（陈毅后的上海市长，也是张春桥最初的靠山）竟在中央会议上鼓吹：“跟从毛泽东要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泽东要到迷信的地步。”开林彪为毛搞“个人崇拜”风气之先河。毛在提出建个窝棚之后，各地兴起为毛建造行宫热潮表明，林彪、江青等人背后有不少善于揣摩毛泽东内心脉搏的“幕僚”（张春桥  陈伯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这些行径在不少老革命眼中是不得人心的。至少彭德怀就对此提过意见。所以，毛反对崇拜别人，崇拜自己则要逐渐欣然接受了。不少事例也表明，毛在内心需求上和言说上有着微妙的关系，他知道怎样艺术地含蓄的表达心中所述，田家英的自杀，就是一个明显的反例。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大跃进后的农村考察上：在湖南，彭德怀看到很多逃荒的百姓，一位受伤的老红军战士赛给彭一张纸条：“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这“青壮炼铁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的现象彭德怀在毛的家乡韶山也看到了。而同样在韶山，毛的的感观则是“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无比浪漫与兴致。这之后不久的刘少奇在回乡之后听到了老农们“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呼声。当时还被毛很欣赏的田家英甚至得出了很多老农要求包田到户的呼声。这现象，让我想到伴月兄所举毛“成功讨要红烧肉”的事例，只能说明毛虽然在心里装着百姓，但是在方式方法上却脱离了群众与实际。是谁能够连续几年蒙蔽了毛的眼光？有待考证。

      在没有具体考证之前，我暂且说说自己的推断：无论是大跃进的生产数字，还是文革中的不少荒唐，都验证了如下的道理：在盲目的顺从与独断通行之下，当不同政见不敢发声的时候，革命的“热潮”将致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均丧失常识，出现类似于甲状腺肿大、甚至瘾君子依赖型地服用药物后的“亢奋”，而当局者可能会沉浸在这种暂时精神百倍的“亢奋”之中，丝毫不能觉察是病态。

    还有一点个人感觉（尚不成熟，仍在搜寻事例），那就是除了伴月、小鱼、猴叔、疏狂所说的文革动因之外。政治家兼诗人的毛在“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万丈豪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想在国家建设中乘风破浪地再上层楼，在苏联会议上提出“赶超英国之后”，尽管有挫折与失败，这反而愈发激发了他的斗志。大跃进的表面灾难得到暂时稳固之后，既然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不了长处，何不在拿手的意识形态与“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上”大展伸手呢？

    欢迎诸位朋友批评指正。

    另外，感觉猴叔提到的文革的成因问题，探讨起来更有很多值得今人借鉴的诸多现实意义。
    不过，伴月兄所讲的文革动因问题确实非常重要。这有助于我们搞清楚文革为什么会产生那样铺天盖地的影响力。

    希望这些讨论不影响伴月兄的既定写作目标。年底了，老兄会更忙，望保重身体！共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