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主席语录》到花明楼之断想
       文/信笔游疆
 
 出差长沙前，刚好看到文章介绍一本“奇书”《刘主席*语录》。这本书与当年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装帧、篇目大致相仿，曾经短暂地风行海外而国内鲜有人知。据说，两本语录都印有“最高指示”，只不过，《刘主席*语录》的最高指示不是“红宝书”上的毛*泽东讲话，而是摘录了当时《宪法》对主席、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代会的条款规定。
 颇感惭愧的是，在介绍“韶山游”的菜单中看到“花明楼”时，虽然直感花明楼可能会与某位名人关联，但是，竟然没能与那位《历史在这里沉思》中的伟人刘少奇同志划上等号。
 当初的红色游之后，感触颇多，但因思绪芜杂而一直都不曾正式成文。近日忽闻巴金老人离开这个世界，想起了他生前的文字，那个曾经一度跟着“五四”的民主科学与法制同步的老者，现在可能回到当初同伴的身边了吧，不知道在世纪之隔的“相逢”后，他们还会不会谈论最初的激情与期待。也就在这样的臆想中整理旧文如下。

花明楼断想

    在轻雾般的细雨中，我们一早乘车驶离长沙，奔向西南方位的伟人家乡韶山。之前，还要先去瞻仰另一处伟人故里：宁乡县花明楼。
    导游提前告诉众人，韶山之旅的行程中实际上“滴水洞无洞、花明楼无楼”，并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着潇湘三怪、浏阳花炮、雷锋故乡……但是，我的思绪却已飘向车窗外，雨势已经停息，湖南乡村五月的典型景色可以尽收眼底：简洁实用的二层农居散落在葱绿的丘陵间，青嫩的秧苗在雨丝停歇后的清风中长势喜人，齐刷刷地覆盖着每一寸乡间沃土，田垄间树丛后，偶或有耕牛与老者的身影点缀出一道自然清新的风景。“牧童”呢？应该成为读书郎了吧，笛声，也就成为另一种遐想。

 随着花明楼镇的临近，《历史在这里沉思》中那些粗读过的往事浮现出来，一颗在江南乡野间自由的心，也因此而郑重甚至凝重起来。同时暗生一分好奇：人都那样不明不白地没了，难道旧居能会在那段历史灾难中躲过一劫？
 
 疑惑中，已经到站车停，抬头只见一道庄严的门楼巍然屹立，上书“刘少奇故里”。
 穿过门楼，长长的理石台阶在青松翠柏的注目下通向一片视野开阔的广场，肃穆的广场平台中央矗立着一尊身披风衣、手托烟斗的伟人铜像。然而，已经凝固为铜像的领袖风范，如今再也无法生动起来了。
 铜像广场附近建有纪念馆，到故居却还要有一段距离。疾步前行，沿途卖纪念品的柜台因管理有序，并不感觉杂乱。
 没多远，顺着游人的方向望去，一座坐东朝西的古旧农居映入眼帘。农居前临一塘碧水，背后则靠着一抹青山，近前可见门匾上题“刘少奇同志故居”字样（邓小平题词）。入大门后感觉类似北方的四合院。正对院门的堂屋门匾上写着“刘少奇同志旧居”，旧居的右侧是刘家，左侧为邻居所有，由于正中的堂屋两家共享，所以号称刘家房屋“21间半”。1898年11月24日，一代伟人刘少奇就在这里诞生。
 据说这块堂屋悬置的“刘少奇同志旧居”门匾为历史原物。建国后，家乡人原本要兴土木修建主席纪念馆，因刘少奇反对这种浮华铺张而中止。只将门匾悬挂在堂屋前，在旧居的基础上对外开放。文革开始后，故居很快被封闭，这块门匾被堆放在公社的杂屋里，和旧居的主人一样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
 
 当时，公社的炊事员怀着对伟人的敬仰之情，冒风险偷偷将这块门匾从杂物中拣了出来，并把它翻过来作为切菜的案板使用，就这样，在先后五位炊事员的巧妙周旋中竟得以保存。
 听到这介绍时，手机中突然出现一则准备斥巨资修建贾平凹故居的新闻短信，人尚健在，就已经开始“故居”了，颇有为活人兴建豪华坟墓的派头。于是，抬手将这则短信轻轻删除的干干净净。
 
    穿行在伟人故居中的各间卧室、书房、厅堂、杂屋、厨房、天井，乃至牛栏猪舍。通过讲解渐渐得知，少奇在1961年回乡调查，面对湖南省委安排的招待所，他这样谢绝：“我是回乡搞农村调查的，住在招待所的高楼大厦里与群众疏远了，住在自己家里，乡亲们来去自由，顶好。”接下来的七天六夜中，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就夜宿在老家房中临时搭起的木床上。期间，他与众乡亲聊家常，乡亲们痛快淋漓地说出了许多心里话。在分析当时农村生活极端困难的原因时，有仗义执言的乡亲就大胆喊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据说，当时已经银发斑驳的刘少奇还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诚恳地说：“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现在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感到对不起大家。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并进一步在基层干部座谈会上提出：“现在，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啊，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当时最真实的记录，可我从内心里非常愿意相信这就是历史的原音重现。
    我感觉，只有建立在类似于这样的言行上，一个共*产*党人才或许有资格自称“公仆”，才可以坦言“为人民服务”。否则，就象某些视“和尚”为职业的现代“出家”人，他们嘴里整天“南无阿弥陀佛”，有可能关心的还是香火是否旺盛，心里是不是有佛就不可知了。那些忘记立党之本的公仆，即便嘴里天天高唱“为人民服务”，恐怕和默念“阿弥陀佛”的效果大致差不许多吧。

    如今，新一届领导人颇有亲民的风范，然而，草民即便“站”在“领导”面前也往往有很多看不见的高度差。何况，也不是每个百姓都有农妇熊德明那样说话的机会，即便有机会，也更是少有那种敢于直言的勇气（我甚至以为，这勇气也是建立在那笔讨不回来的工资实在急需的基础之上，就仿安徽小岗村那些饥饿到极限而滴血盟誓的农民一样，那番勇气更多是一种豁出去了的万不得已）。
    所以，有时不免担心：当局领导能听到百姓心里的真实想法吗？他们知道基层党员和群众怎样看待今年年初伊始就颇有声势的“保*先教育”活动么？前苏联亡*党*亡*国的先例应该触目惊心。无疑，三个*代表与“保*先”的出发点确有其势在必行的紧迫感。然而，到底应该怎样落实呢，“保*先”到底是坐在四季如春的空调屋子里学文件呢，还是亲自深入到民众身边，甚至奔赴基层群众“上访”的第一线，化解矛盾、解决实际问题呢？一万句漂亮的口号顶不上一个细微的具体行动。很多时候，只要苍生百姓的心不是因为彻底麻木，我们的苍生原本还是很容易知足、很容易感动地。

    也就是在61年这次深入调查之后，少奇同志做出了解散食堂的重大决策。另外，由于当时因承建公共食堂拆掉了一些民房，导致有些村民无屋可住，刘少奇就把这些无房的村民召集在一起，说要把旧居的房子分给他们住，村民们自然诚惶诚恐地不敢接受。身为主席的少奇恳切地说：“拜托大家，帮我守屋好不好？”于是有几户村民分别往进了刘家的旧居。故此，旧居在“文革”的浩劫中居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如今的故居，在经世百年沧桑后基本保留了原始风貌，以现在的眼光看上去极普通，想当年也应该算是家底颇为殷实的，那些蒙蔽着厚厚埃尘的水车、耕犁等农具，完全有可能和现如今的农用三轮、播种机甚至收割机相提并论。

 故居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少奇夫妇当年临时就寝的卧室。照现在的眼光来看，也就算是比茅草屋稍强一些的简陋民房。听着讲解员的介绍，我当时忍不住悄悄地用指背轻触着那些陈旧简朴的旧床架、老书桌，还有哪因为潮湿显得有些剥落的墙壁……不知道少奇同志当年是否知道，就在他下榻旧居的日子里，距此不远的韶山“二○三工程”（滴水洞）正在紧锣密鼓的营建之中。
 有一刻，我甚至有些恍惚，有些分不清楚，我的所观所闻究竟是故事还是历史。
 思绪有些纷乱的我想起一些有关滴水洞的文章来： 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时曾到滴水洞下的水库游泳，连连称赞这里的风景并说：“将来我退休了，希望回来在这里盖个茅屋养老。”关于泽东同志当年的言语，另有资料说法如下：泽东同志对陪同前来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小舟，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你在这儿搭个茅棚给我住好吗?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于是，就在60年，在以张平化同志为代表的工作组进行心领神会的考察后，将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茅棚工程”拍板为“二○三工程”。
 相关资料称：最初的规划比较宏伟：除了给毛泽东盖住房外，还准备依山顺势地盖一片楼房，并要建大礼堂和高级宾馆；甚至要在虎歇坪山顶建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从湘潭到邵阳的铁路干线上引一条支线，让专列直接开进滴水洞。但由于在连年的“面产万斤”后，土地的产能与百姓的肚皮都开始疲软，到了60年代初，国家反而陷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导致这个宏伟计划无法实现，只好因陋就简。当初的设计师参照中南海的住房式样，吸取前苏联建筑保暖防寒的优点，设计出一、二、三号主体工程。一号楼供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使用：双回廊，内设主房、副房、会议室、餐厅、娱乐室等。泽东同志在文革前返乡时，就在这里住了11天。如今这座“茅棚”已经对后人开放为一处景点。

 当下的红色游可谓遍地开花，每一道红色风景中都有很多往事或者故事，然而这些原本彼此各自的往事关联在一起，往往另有脉络可循。不过，这一切，往往在络绎不绝的游人观花中，被匆匆的步履与嚣嚣的车阵碾成离析的碎片或者齑粉。
 
    恍惚间，不知不觉已经来到刘家旧居的小天井，天井中有一棵不知名的小树，尚不及我的肩高，却正吐露着崭新碧绿的叶子，陡然间给简朴陈旧的民居带来了无限的希望与生机。
    出来旧居后，在路边，也看到一些这样不知名的小树，或许这种植物原本就很常见地散落在乡野的山间沟畔，它们往往无声地经风历雨，然而却依然生长着、葳蕤着……
 
 少奇同志纪念馆在折回的路上，走到馆前时，竟突然开始飘雨。
 我仔细地经过每一间展室，不过始终没有找到那本《刘主席语录》。当看到那张伟人屈死在床上清瘦嶙峋的照片时，想起《历史在这里沉思》中老人牙齿被打落的细节，内心深处真如五味杂陈。一代伟人顺利地渡过了解放前的白色恐怖与连年战火，竟然湮没在新社会的红色潮流中。教训是深刻的：在一个推翻了三座大山后的“人民*民主*专*政”社会里，如果不依靠法制与民主，不把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利作为“最高指示”，而是把大领导的言论、意图奉若“最高指示”，这么做的后果就不仅仅是惨痛了，惨不忍睹都远远不止。简直不能提起……然而，法制建设到如今，面对“官股”现象为代表的“法而不治”，究竟还有多少官与民还停留在仰人鼻息般的“最高指示”之下呢？
 看着四展室那一句少奇同志说过的：“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几个大字，置身于整洁而现代的巨大展厅中，此情此境，我已经有些无法抑止地热泪盈盈。
 
 返回之前，还要再次经过铜像广场，进观风雨中的铜像时，发现哪遥望着远方的铜像面孔上，却略带着一丝微笑。我想，这平实的微笑中，可能不仅仅是百炼成钢的英雄战士奥斯特洛夫斯基一番辞世回首而无愧的革命豪情，哪微笑中也一定蕴含着传统文人“先天下后天下”的忧乐情怀，这还不够，这里面一定还有着心系于民、永远不脱离民众并对民众寄寓殷殷期待与厚望的博爱胸襟吧。然而，在如何保持这种“微笑”的问题上，豪言壮语的信用度实在难以评估，建立一种能够不断摒弃僵化的体制也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固然，这种体制的建设需要结合国情的摸索，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法治做后盾、如果缺乏对民主意识与独立思索氛围的营造与培育，这种摸索又怎么能够避免僵化与形式主义的覆辙呢？上个世纪的国民革命乃至五四运动以来，几代人眼巴巴的期待与奋力呐喊乃至无声的呼吁还少么？
 容不得我多想了，导游冒雨送来的雨伞热情地隔绝了急雨的挽留。
 离开伟人故里之际，我拿起相机照下风雨中的铜像与牌楼。回到车上，同行的一位比较谈得来的长者轻声说：这雨，是在为主席流泪呢。那一刻，周围很安静，听到的同车人均有片刻的凝重。
 雨声也就在客车的奔驰中渐渐平息下来了。
 毕竟，泪水怎么能够长流不息呢。
 哪铜像上的淡淡微笑，或许才真正应该凝结为一种恒久。
 
                                   信笔 于 10月23～25日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