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是从哪里来的？（五）

五、进入上海的文化人和艺人

    文化人和艺人在整个上海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自然很小，但不能不写，因为他们对形成上海人的共同文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开埠以后，在短短期间内，就成为全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近代工商业的产生和经济的迅速繁荣，人口剧增，又使上海形成了近代工商业大都市的雏形。这一切，都必然带来文化事业的相应发展。在晚清时期，上海就已经聚集了许多来自全国的著名文化人，进入民国以后，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发生文化重心南移现象，大批北方文人纷纷南下，上海周边地区的艺人大举进沪，上海逐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形成了与京派文化分庭抗礼的海派文化。

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有这么几个原因：

1．上海是旧中国通往世界的主要窗口之一。被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禁锢的中国，象一间黑屋子，太需要透透气了。科举制度被废除后，一部分抛开圣贤之书和八股文的中国文人急需转向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潮、研究新学问、寻找新出路，在这方面，上海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当时所谓的新知识、新思潮、新学问，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即所谓的“西学”，也间接来自比中国先一步懂得接受西方文化的日本。洋鬼子们在上海建租界、做买卖、办企业、创设文化娱乐设施，等等，令中国老百姓看到和接触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玩艺儿；通过跟洋鬼子做生意、日常交往、给洋鬼子打工，甚至雇洋鬼子给自己打工，中国人学到了许多西方的思想观念，乃至西方的管理制度。作为中国最大对外口岸，大量出洋考察或留学的人员在这儿进出、居留，也成为新思想观念的引进者。

2．在洋鬼子管的租界里，言论、出版比较自由一点，不象中国的其他地方，动不动就兴文字狱。这方面，最典型的要算1903年的“苏报案”。当时章炳麟、邹容等人在《苏报》公开倡言革命，鼓吹风潮，章炳麟甚至直斥光绪皇帝之名，称为“载湉小丑，不辩菽麦”，而租界当局却以其只发言论没有武器而置之不问。后来，虽然《苏报》被封，章、邹二人入狱，但堂堂大清国政府却被迫在上海租界会审公廨与私人对簿公堂，开了千古未有之奇观；一埸官司打了十多个月，结果是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了事，要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早就满门抄斩、诛灭九族了。这就难怪各种激进文人的革命团体都选择租界作其活动地点。

3．在上海这个新崛起的近代工商业都市里，已形成了一个市民群体。上海的居民与老北京的居民有本质的不同（指旧时代而言），老北京的居民是老皇城根儿天子脚下的“百姓”，只有上海的居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商业都市的“市民”；正是为了满足新产生的市民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上海的市民文化、市民文学、市民艺术等才应运而生，从而也吸引了大批文化人、艺人进入上海。

上海最早的一批文化机构是外国传教士或他们的中国教徒兴建的，如基督教新教麦都思建的墨海书馆（1843年）、天主教会建的徐家汇藏书楼（1847年）、耶苏会建的徐汇公学（1850年）等。著名学者马相伯（江苏丹徒人）曾任徐汇公学的校长兼教务（这位马老先生是汉语语法名著《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的兄长，其实马相伯亦参与《马氏文通》的写作，但未署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又陆续设立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1868年）、同文书局（1881年，广东人徐润等设）、格致书院（1874年）、中西书院（1882年）、商务印书馆（1897年）等教育文化机构；同一时期，《申报》（1872年）、《点石斋画报》（1884年）、《新闻报》（1893年）、《时务报》（1896年，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等重要报刊先后创刊。1900年庚子事变后，在戊戌变法失败、北方战乱、苏报案等事件的剌激下，出现全国文化人才成百上千荟萃申城一地的奇观，文化事业快速发展，特别是民营文化事业有了长足发展，民营出版机构，民营报刊杂志，民营学校，大批涌现；大众文化空前发达，白话文、小说、画报、新剧均有很大发展。

晚清时期曾在上海活动的著名文人除了以上提到的以外，还有王韬、郑观应、严复、李伯元、吴趼人、郑孝胥、章士钊、蔡元培，等等，因为名字太多，不能一一列举。但这些人往往在全国到处乱跑，并非一直在上海活动。

各地进入上海的人们，最初是没有“上海人”这个整体概念的，而是分成“广州帮”、“宁波帮”等许多同乡人结成的松散群体。“上海人”概念的提出，乃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文化人和艺人的活动分不开。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联名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皇帝，用的是“上海寓居绅商”的名义，而以后，报纸上报道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的演说消息，多只写“上海绅商”、“上海志士”，不再用“寓居”二字，突出了他们的上海人身份。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明确地自称“吾上海人”，其实，《警钟日报》编辑部人员没有一个不是从外地来的，他们的目的就在于让所有来到上海的移民对于“上海人”这一共同身份的认同，而在他们当时的心目中，“上海人”应该是一个具有新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不同于中国传统老百姓的新国民群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至抗战以前，是上海文化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如果说，“五四”时期中国的很多重要文化人的活动尚以北京为中心的话；至二、三十年代，他们已纷纷转移到上海来，其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鲁迅。文化重心的南移不仅是因为北方政局动乱，还因为当时的北平已逐渐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聚集在上海的著名文化人还有梁实秋、田汉、茅盾、郁达夫、巴金、徐志摩、夏衍、胡风、周扬、丁玲、萧红、萧军、柔石、沙汀、艾芜，等等许多人。如果从原籍贯上看，这些文化人中最多的还是浙江人或者苏南人，其次是湖南人、湖北人、四川人。虽然这里列上了萧红和萧军，但其实东北人在整个上海文化人中很少见。

三十年代的上海文化界很热闹，有过很多重大事件，但不是本文讲述的范围。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由于聚集在上海的许许多多文化人的努力，使上海这座城市不仅成为一座经济大都市，而且成为了一座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城市。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起步要比深圳、珠海等地晚一些，但只要上海一起步，其未的来发展前景和潜力就可能远远超过那些先起步的地区，原因就在于上海的文化底蕴极其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