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

1978年秋天，我读高一。入学两周后，我们班新来了一个数学老师。

这个老师刚从外校调入。姓崔，瘦高个子，乍一看足有六十岁。黝黑的面孔上尽显沧桑，下巴上泛着花白的胡茬，嘴角稍有些歪。他的穿著很土气，有时是件看不出颜色的衬衣；有时是件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有时甚至是件圆领老头衫。脚上一成不变地穿一双圆口布鞋，怎么看怎么像刚从地里回来，给人的感觉整个儿一个苦大仇深老贫农。

我们背地里都喊他老崔。

老崔因家庭成分高，文革时挨过整，所以说话很谨慎，为人很谦和。其实，老崔那年还没到五十岁。学生们都喜欢年轻靓丽的教师，所以我们一开始对老崔的印象并不好。

老崔很执着，

老崔从不摘帽子。一年四季，不论刮风下雨，寒日暑天，他总是戴一顶旧的蓝布帽子。有好事学生偷窥发现，老崔不摘帽是因为脱发，头发已经所剩无几。那时的人们很忌讳脱发，也不兴假头套。有的人把稀疏的头发仔细梳理，呈地方支持中央之态。而现在的人们，生活条件好了，秃顶的人却越来越多。有些人为了扮酷，一头好发还故意整成个秃子呢。

老崔烟瘾极大，一天两包烟还不一定够，手指和牙都被熏得焦黄，我估计那脸色也是被烟熏所致。第一天上课，他一推门，一股强烈的烟味直扑过来，坐在第四排的我不禁抽了抽鼻子。平时他总是烟不离手，每次上课铃响前，他都在教室门口狠狠地吸上几大口，然后扔掉烟蒂，大踏步进门上课。不过，他上课时从不吸烟。

老崔刚给我们上课时，我们并不服他。看他土里土气，其貌不扬，说话慢条斯理，不急不燥，不温不火，一口附近县的方言，远不如我们初中的数学老师利索。

上小学时，我们赶上了反潮流和交白卷的年代。我们都受过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影响。虽然不反潮流不交白卷，但我也属于偶尔问老师个刁钻古怪问题的主儿，尤其是我们看不上眼的老师。

有一天，老崔讲评卷子时，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根号二，问大家这是什么。我一看，呵呵，这也太污辱我们的智力了，我上初一就会证明根号二为什么不是有理数！我不假思索，得意洋洋地拉着长声喊了一嗓子：根——！我一喊，同学们也七嘴八舌地跟着乱喊。老崔站在讲台前，手执一根粉笔，笑咪咪地站在那里。等我们吵吵完了后，才慢慢指向窗外：“什么根？树根？草根？”

一句话让我们张大了嘴，不知所措。本来嘛，我们也是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正是自以为是的年龄。

老崔瞄了我一眼，慢条斯理地说：“窗子外面的根多了。至于这个嘛——叫方根。”

我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反正我感觉臊得难受。，我是个胆小谨慎的人，平时拿不准的字是万万不敢读的。我只觉这个跟头栽得挺大。好在这个细节已经没有人能记住了，可是我却永远忘不了。它让我时时想起，我说不好的事情还有许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崔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许多，亲切了许多。老崔用他执着的敬业精神，精湛的教学艺术，严谨的治学态度，耐心平和的长者风范，让我们受益匪浅。

高二期未考试，我各科成绩都非常好，数学考了98分。我非常想得到这2分，因为如果我有了这2分，我将有四门学科是满分。丢分的是一道数学归纳法的题。因为高一时我参加过数学竞赛培训，所以在解题时，我采用了与课上所学不同的说法。我找到老崔，希望能要回这2分。老崔摇了摇头，说什么也不给我改分。这让我一直耿耿于怀。

那年的高考，我们的成绩非常好。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了母校任教，竟和老崔成了同事。我很想再听听他的课，每次他都笑着拒绝了。后来，我成了他的校长，见到老崔仍要毕恭毕敬。

老崔退休后，他的小女儿成了我的学生。后来她大学毕业，又成了我的下属。我当然对我这小师妹要另眼看顾。

中学毕业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我们对过去的老师仍然很敬重。每次同学聚会的时候，经常会提起过去的老师。“我对崔老师的印象特别好，他有一种父亲般的感觉。”一个女同学如是说。

有一次请老教师们吃饭。席间，谈起了旧事，我又提起了那两分的事，我说：“崔老师，你看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渴望能得到那两分。让我圆一次梦，那两分你就给了我吧。”

老崔一脸严肃，表情凝重，冲我点了点头，很宽容地说：“不给！”

> 与其曲谨 不若疏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