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外教

                                                                                                          作者：李子卿 

教室的门轻轻开了，进来一位外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简朴、单纯……同学们悄声说，Belinda（白琳达），给我们上听说课的。

她不会说汉语，英语说得当然比“中国英语”好多了。她首先告诉同学们，上课时不准一齐站起来问好，再之是不准在她的名字前加任何称呼，让直呼其名，大家都照她说的做。由于我们都是成人，有的已多次出国谈判，有的尚未接受过正规的听说训练，程度参差，她就不厌其烦地甚至一字一句地教我们，并用各种办法让同学们开口说话。她从未谈过课堂气氛对听说课有多重要，课堂气氛却一天天好起来。她还给我们每人取一个英文名字，26个字母按次序一人一个，我是F，她就给我取名Frank。我比较喜欢这个名字：一是欧美许多名人就是这个名字，熟悉、亲切；二是叫和听起来顺；三是它本身是“诚实”的意思。她当时就能把这些符号记住，还都能对上号。在她的心目中，每一个同学都是重要的。

以后的上课，为了都能照顾到，她就把我们班一分为二，A组在语音室上课，B组就到听音室听音，这样轮换。她不懂汉语，却了解许多中国的文化和心理之类，授课不拘一格、深入浅出、风趣幽默，或讨论、或游戏、或故事、或小节目，寓教于乐，语音课由负担成为快乐。

听音是边听边记边答题，选材也好，办理各种常见业务、欧美风土人情、海底空中……听完一段她还要讲解，讲了再听，一丝不苟，一走神就会出问题，这样每节课搞一至几个小专题，效率很高，紧张而愉快。一次我的耳机出了点问题，来不及换座位，就将就着听或猜，第二天作业发下来，上面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地填改了许多，包括标点符号和移行，我的马虎实在是对不起老师，我性格较内向又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向她道歉。

过了两三天，有同学说白琳达叫我去一下。她住的平房，和一个教欧美文学的女外教共住一个小独院。一进门，白琳达就让我坐下，没说作业的事，只是问我过去的工作、学习等，这样我就有话可说了。我尽量拣我有把握的句子说，至于说什么是其次的事。她听得很认真很兴趣，我趁机说了许多句子。我高中毕业后工作了一段，高考恢复后考入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工作了5年又参加成人高考入本校本科……当我谈到这里时，她说我们走过的路差不多，她1978年考入剑桥，中学和大学毕业后都工作过，后来又接受了一年多的培训就和许多人报名到发展中国家工作……我们那年只有百分之三点几的考生能达到大专以上录取分数线，而剑桥大学的录取率一般在百分之几十。我后来曾想，人家剑桥是具有八百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培育了培根、拜伦、罗素、牛顿、达尔文、霍金……有七八十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或工作……我虽然爱我的母校，我的母校当时也有几个国内知名的老师，但和人家白琳达的母校相比，说得谦虚一点，就像是“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好在当时只是为了练口语。她还知道中国的属相，我们不时地笑我们那个相同的属相。我们的话题很多，我们越谈越来劲，她后来把话题转到了作业上，也没什么直截了当的词，很有中国特色，大意是我们的教龄大多比她长，要多给她建议，并要我认真点，平时要多听多说并多去她那听和说。

这样我们和白琳达的关系就像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了。我们经常去她那，或专题讨论，或人物、事件，古今中外，科学艺术，柴米油盐……有时，同学们急急巴巴争得面红耳赤，“急中生智”者常常颠倒目的和手段——用汉语来论证自己，白琳达认为这是犯规，但她只矫正语言而很少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且常能巧妙地把理屈词穷者救出困境。我们就这样不断地长进，说不来的地方就换一个别扭的词或夹进汉语或一个手势、动作。

白琳达无时不在给我们提供机会。（现在外教很普遍了，当时还是稀缺资源。）一个星期天她来我们宿舍玩，见我躺在床上发呆，我说是小病，待会出去弄点中药吃吃就好了，她说她也要到市里办事和看老乡，邀我一同出去。她的所谓老乡有英国的，也有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她后来带我结识过很多。看完老乡，白琳达买了些东西并刻了四枚篆书图章，让我充当了几个小时的“翻译”。返校时，她坚持走几站再挤公共汽车，踏着小雪，一路上，我们说了很多话。她是爱尔兰的，大学学的历史，毕业后在泰晤士河渡船上当过售票员，她在中国的月薪四百元左右……（有的家庭情况及其图片是她给我们上课时讲的。）当我问她回国后将干什么工作时，她不住地摇头，很茫然的样子。回来后她让我在她的炉子上煮中药，我说这药不难吃，没病也可以吃，她拿勺子喝了一口这种“中国艺术”，由于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她连连说，“我的上帝啊，可怕，太可怕了”。

我们和白琳达一块听说，一块打牌、下棋、打球、跳舞，一块布置英语晚会，一块欢度圣诞……不知不觉就是一年。

白琳达就要回国了，暑假也到了，大家陆陆续续来道别和送行。

一天下午，我和妻子（同班同学）最后一次去看她，也是最后一节听说课了。

屋里的东西很零乱，她正忙着整理。我们进来，她就和我们一块坐下来说话。我问她什么时候走，她说她先去西藏再从西藏飞伦敦。她跑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但没有去过西藏，她的工资也大多花在了中国，不多的行李已办了托运，随身所带是些途中用品和“中国艺术”，她一无所有，将要从这遥远的东方飞回她久别的祖国和亲人。当我问及她回国后的去向时，她说她就像秋天的一片叶子，不知会飘向何方，还是很茫然的样子。

我们胡乱说了些友谊地久天长之类的句子，她还像往常那样偶尔做一点技术性的纠正或优化，但，谁也掩饰不住离情别绪。

我们起身告别。她突然说，弗兰克，听说你会写东西，怎么没告过我？能不能留给我一篇作纪念呢？我和妻子相视了一下，说，很对不起，不值得留的，现在身边也没有……妻子在地上散乱的报刊中发现有我的一首小诗，妻子拣出来，我递给她。她让我给她译，妻子把大意给她翻译了一边，她觉得有意思，便拿来录音机按下录音键，跪在地毯上（同学们也经常跪或坐在地毯上翻书刊或打牌下棋），让我先用汉语读一遍，又让我译在纸上再读一遍。她把这些都放起来，从书架上取出一些英文刊物和一本精装的英文诗歌，用笔飞快地在书的扉页上写道：赠给弗兰克和海伦，我以所有的最好的祝愿期待着你们的未来！白琳达，1987-8-3。她又把她家的通讯地址写在一张纸上夹在书中给了我。来到院里，那位教英美文学的老师给我们照相，留下了一个难忘的瞬间。

她们送我们出院门，然后是挥手再见。再见，这个词不知有多少人使用且实现了多少次，可对于我们来说，它几乎就等于永别。挥手之间，我发现白琳达的眼圈红了。

该文曾获《中国青年报》“我心目中的教师”征文三等奖，白琳达（Belinda）同时获得“教师荣誉奖”。详见《中国青年报》1992年4月27日第1版和第2版，原标题为《我的外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