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的饭后随想

    吃完晚饭，依旧心潮起伏不平。

    因为是农民的儿子，因为本身就是农民，因为一直生活在农村，因为农民的生活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每每清晨看着挑着满满一筐子菜沿街叫卖的农民，看着深夜还在街边垃圾箱里拎着个铁箝翻寻瓶瓶罐罐的农民，看着一些农民的子女要走几十里山路才能到学校上学的情形，我都不禁郁郁的静默着、沉思着。
      想起十年前，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教书，走在乡间弯弯曲曲的小道上，不时于坡头岩壁看到用石灰写就的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些被风雨洗蚀得斑驳淋漓的大字宛若墙头羸弱的小草，在凛冽的寒风中颤抖，看起来是那样的无助。那一年的正月，开学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到校的学生却还不到一半。时值星期六，我便与两名教师前往一个小村去家访。天寒地冻，我们差不多走了整整一天，迷了三次路，涉过了十几道水，爬了不知多少座山头，黄昏时分终于看到了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散落在崇山峻岭之间，屋檐上全还笼罩着一层不厚也不薄的积雪。当几个还没有上学的学生闻知老师来村村里了，欣欣然到老师的面前时，我们全呆住了——我们穿着棉衣与超厚保暖鞋还冷得直打哆嗦，而那几个学生在雪地里却还打着赤脚。而那天真、纯稚、欣喜的脸上流露的是一种深深的渴望与一种无奈的悲凉。那一刻，我们因了这种震撼人心的贫穷与无奈而刻骨铭心。从此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为我的那些农民兄弟的生存与生活、农民子女的读书与成长而魂牵梦萦。
     光阴荏苒，一晃十余年过去了，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那封著名的信的开头：总理，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在乡镇工作已经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想起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引用的诗句。“农民啊，我的父母,为哺我成长付出了多少辛苦，出风入雨不知春秋，披星戴月不避寒暑。农民啊我的亲人，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我的一颗赤子之心”。

还有曾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的曾晓东同志一谈起当年到安徽利辛县调查到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这样重，有些党的干部对农民的态度竟又是这样恶劣。他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他的心受到有生以来从没有过的震撼！
    农村是失血最多的地方。在那里，土地失血，经济失血，农民失血，更重要的是一部分领导农村建设的带头人的“失血”——失去了“造福一方”的血，失去了“人文关爱”的血，失去了“敢说真话”的血。良知在财色的诱惑中被出卖，权力在贪婪的欲壑中变形，德行在私欲的膨胀中扭曲，操守在享乐的放纵中崩溃。
     想起1993年2月21日安徽利辛县纪王乡路营村丁作明因为向上级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而被人活活打死；1995年10月4日，安徽临泉县城关镇农民李新文上访来到北京，反映该县公安局为兴建水上派出所办公大楼，在没有解决拆迁补偿的情况下，就和城建局监察大队强行拆除农民的住房，使得他生活无着，居无定所，来京后钱又被骗，绝望的李新文先是在前门撞车未遂，后于5日凌晨在永定门接济站跳楼自杀。同月29日，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74名农民在多次上访要求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而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破釜沉舟”地陆陆续续的走进天安门广场，来到国旗周围，突然集体下跪，酿发了两起在首都令世人震惊的非常事件，案惊中央。发生于1999年1月4日的綦江虹桥惨案死难者的赔偿个案。每个死难者家属平均得到了6.5万至7万元的赔偿，其中包括2.2万元的精神慰藉费。但死亡补偿费要按城镇户口、农村户口、儿童区分档次。城镇户口每个死难者4.485万元，农村户口每人2.2万元。农民的生命价值相对城里人来说，在这里被减了大半的。同为死难者,生命价值却迥然相异。何以至此?-----只因为他们是农民!我不禁悲从中来，为了这些农民兄弟。

这就是农民的价值，一个耐人寻味的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80%以上，有资料说，农村在长期的“剪刀差”中贡献出的财富相当于国家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全部投资。然而这些又能算得了什么呢？曾几何时，农民成了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声形土气、行为笨拙的代名词。城里人骂一个人土气，“农民”！骂一个人邋遢，“农民”！骂一个人不识时务，“农民”！甚至骂一个人老实，也是一声“农民”！就连相声小品也老是喜欢拿农民开涮。最为诚实善良纯朴的农民不能再沉默了，他们在沉睡了多年后开始本能的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寻求自身的价值，寻求自身的权利——许许多多的农民开始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将常年得不到解决的一系问题寄希望于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

一位曾多年从事信访工作的信访人员说过这么一段话：历史上的农民首先选择告状，今天的农民首先选择上访，他们其实都是在致力于寻找一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的外部力量。而当前农民的直接抵抗特别是有组织的直接抵抗，主要是在分散的、温和的上访种种努力失败之后，原来老实巴交的农民也变得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如果说农民上访过程中有过火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批评教育的问题，这和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地包庇那些证据确凿的腐败村官、乡镇干部相比，对农民的做法是太过份了，反差太大了，立场太“鲜明”了。

农民始终只是在为生存，为最起码的生活与最基本的权利抗争。

在内地、在西北广大的农村，我们一次次的扫描与存盘，我们会发现，许多的地方已没有了那种牧歌式的诗情画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有的只是萧条、荒芜与沉重。面对这一切，我们确实没有理由，在城市越来越奢靡繁华的今天而忘却了广大的农村，没有九亿农民兄弟真正的富足，一切乐观的经济统计数字都将失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