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是民族的东西便愈是具有国际性"。沈从文的小说常常如一曲悠扬动听的田园牧歌。在《边城》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长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沈从文描绘风土人情，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涵的人情荚和人性荚，令人神往，令人惊叹。他用他温和的乡土抒情方式使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给人以新颖奇特的感受。如："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或追究到这个当前的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这种语言有着诗歌的意境，哲理的隽永，而且其中自然夹杂着的一些文言词语，更具有一种古典的精美。如《边城》老船夫与天保的一段对话--"大老，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份的!"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说："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啁!"简单的对话，既符合人物的身份，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感受，又充满了泥土气息，"在素淡之中自有明澈的光辉，质朴之中自有蕴藉隽永之致"。而且苏雪林也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放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但在小说这种极美的山水人情故事中，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而在这另外也更有一层深意，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其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所以这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

      沈先生在一次演讲说过："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来不及适应环境中的新变化而成了古人......我把写字当作一束草，一片破碎的船板，俨然用它为我的下沉时有所准备。"闪烁其辞，无不隐晦的表达，正可说明一代文学巨匠是如何放弃了他热爱的那些水边的城市和平凡的人民。他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用信天由命的达观泰然地活下去。于是，一位大师沉默了，转而面对那些同样沉默的文物。整整几十年，一只从水边起飞的美丽的鸟儿，停止了清新而忧郁的歌唱，那些曾被他深深感动的人们，从此就象他笔下的那位清纯的少女在忧伤中待待着那个会唱歌的年轻人的归来......

       沈从文是温和达观的，这种温和与达观包容了他在现世所承受的痛苦与委屈，这绝不说明他没有痛苦和委屈。据说，一次在接受一个女记者采访时，沈先生自嘲地说："那个时候，我每天的工作是扫厕所。我做得很好，尤其是女厕所，总扫得特别干净。"那位女记者感动了，走过去抱着沈先生的手动情地说："先生，真委屈你了。"先生闻听此言，一反常态地嚎淘大哭，哭得象个孩子。那是先生几十年委屈的喧泻，除此，他还能对这个世界说什么呢！他还需要这个世界对他说什么呢！

       虽然这是沈从文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文化劫难之后，但他身处于那个时代，他没有理由不愤怒，没有理由去温和，在他所有的小说中无不透泄出那种地下的烈火在沉静的蕴积--《从文自传》里，《辛亥革命的一课》那一节写道：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杀人照例应当在西门外，现在"造反"的人既从北门来，因此应杀的人也就放在北门河滩上杀戮。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乡下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才渐渐减少下来。或者因为天气既很严冷，不必担心到它的腐烂，埋不及时就不埋，或者又因为还另外有一种示众意思，河滩的尸首总常常躺下四五百。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都得杀头。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的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捉来的人一多，被杀的头脑简单异常，无法自脱。但杀人那一方面知道下面消息多些，却似乎有点寒了心。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一同向道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既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四乡的农民，既不能全部开释，也不能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我那时已经可以自由出门，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历验如此的社会，沈从文的小说中怎么会没有那么多凄婉的美丽的忧郁的歌唱呢？一种寓温和中的愤怒会永远积淀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为震撼人心的温和的愤怒着的文化牵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