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分析作家茨威格

                  霜冷长河

    1941年，斯蒂芬·茨威格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描写一个被德国纳粹关押的律师，苦于单人囚禁的孤寂时，碰巧偷到一本棋谱，便以它为伴。纳粹折磨得他越痛苦，他越是沉湎于棋艺以求解脱，结果患了精神病。小说的取材正适合作者擅长的心理分析写作手法，而对于一个人精神如何受到严重摧残的描摹，又最能震撼读者的心，唤起人们的同情与憎恨，从而收到有力控诉纳粹反人道罪行的效果。在文学史上，直接揭露法西斯暴行的作品中，这是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一篇。
    1942年2月23日，茨威格夫妇在流亡地——巴西里约热内卢服毒自杀。在此前出版的自传《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写道：“作为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我经历了人类两次最大的战争”，我的国家已经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作品被纳粹焚毁了，已没有归属之乡。“目睹了理性最惨重的失败与暴行最疯狂的胜利”，“痛苦地经历了由如此的精神高峰产生的如此的道德的倒退”，四十年来全力争取的欧洲的和平和联合已成泡影……字里行间流露出万念俱灰。他毕生追求人个人的精神自由与知识精深的理想被毒害欧洲文化繁荣的纳粹摧毁，但他又不能理解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真正意义，不愿假如到反法西斯阵营中去，最终酿成了一个现代人道主义者的悲剧。
    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一个大资本家家庭，自幼受到各种艺术的熏陶，有利地发展了他对文学的爱好。十四岁开始发表诗歌，后在维也纳和柏林读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早期作品有诗集《早年的花环》和《银弦》。但他评价说，他的诗“产生于形式和游戏的乐趣，其多愁善感是造作的”，他的小说“是在对现实生活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写的”，因此，他不让出版社重印他三十二岁以前发表过的作品。这足见他的创作态度是何等的严肃。
    1913年，茨威格在巴黎同罗曼·罗兰首次会晤，相约为反战作出各自最大的努力。但是正如罗兰所说，“艺术能够安慰我们个别人，但不能改变现现实实”。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情地爆发了。战争期间，茨威格曾到过奥俄交战前线，体验了战争的残酷，了解到士兵的厌战情绪，于是下决心要为反战而斗争。他写了悲剧《耶利米》，取材于《圣经》旧约。耶利米是位先知，但犹太人不听他的多次警告，招致灾祸。茨威格说，这出戏不是简单地说明“和平比战争好，而是表现在狂热时期被轻蔑地当作懦弱和胆怯的人，在失败的时刻往往证明他们是能够承担并控制败局的。”1917年复活节时剧本出版，接上演。不久，茨威格赴瑞士，并与罗曼·罗兰等各国反战知识份子联络，共同争取和平的早日到来。
    大战结束，奥匈帝国寿终正寝，茨威格于1919年返回奥地利，度过了百也凋敞、通货膨胀的三年困难时期。这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教会党联合执政，社会思潮极端混乱，旧日臣民认为皇帝、统帅等权威可靠无误的信念已被粉碎，战后一代青年憎恨老一代昏庸无能，吃了败仗，便起而反对一切传统。当时，时装重袒露而日见离奇，同性恋、吸毒成风，通神学、招魂术、瑜伽盛行。在文艺上，出现了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十二音体系音乐，表现主义和行动主义文学，乃至穿着越加燕尾服演《哈姆雷特》，在舞台上追求种种爆炸性喜剧效果。不少老一代知识份子，由于被年轻一代视为“过时”，“老朽”，因而惶惶不可终日。茨威格不为所惑，他埋头创作，完成了一部又一部名人传记和小说。他说：“表现主义者、行动主义者、实验主义者们渐渐消声匿迹，坚韧不拔者通往人民的道路又复畅通。”他每发表一部作品，无须登广告，就畅销。他的《人类的吉辰》（写十二位历史人物一生种的关键时刻）在短期内销售二十五万册，并成为学校的必读书。他的一些小说，或被改编成剧本，或被拍成电影，如《保守不住的秘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那一时期，他取得了不让于同时代英、法文学的成就，各国纷纷翻译出版他的作品，介绍到苏联后，由高尔基亲自作序。
    1928年，茨威格赴俄国参加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再度到各地旅游，看到斗争已从国与国之间转向社会，在欧洲平静的外表下，到处是危险的暗流。1934年，他为撰写《玛丽亚·斯图亚特》赴英国作研究，次年回奥，目睹政府武装镇压工人。由于纳粹势力的猖獗，他于是再度赴英。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茨威格被剥夺公民权，著作被禁止、焚毁，家产被查抄没收。从此，昔日旅行之乐变为流亡之苦。他写了《卡斯特利奥反对卡尔文》，借古喻今，抨击纳粹对知识份子的迫害。1938年，他发表了自己唯一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再次借一个少女的悲剧揭示奥匈帝国的道德沦丧。二次大战爆发，他离英赴美，后定居巴西。他逝世后巴西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此前留下一部遗作《巴尔扎克》。
    茨威格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的性格和他们的生活际遇，这也就是我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原因。”他的传记有《三大师》（记述巴尔扎克、狄更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曼·罗兰》、《同魔鬼作斗争》（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德国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以及《精神疗法》（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美斯麦、基督教学科的创始人玛丽·贝克和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等。小说是茨威格最感兴趣的课题，作品中的叙述者往往以作者自己为原型。茨威格写这些传记，一是为通过文化交流，促进德法两国人民的谅解，消除宿愿，携手合作；另一方面是为传播对二十世纪产生重大影响的新思潮。
    茨威格在戏剧创作上也不乏成功之作，但他的主要成就在于中篇小说。
    茨威格第一次走出旧式资产阶级的生活圈子去接触社会，是在柏林求学时期。在大学里，他结识了来自不同阶层的青年，在小报馆和咖啡馆里，他同各种贫困、落魄、堕落、犯罪的人们交往。“对这些被损害者的奇特的爱或者好奇心，伴随我整个一生；我觉得，这些挥霍和作贱自己的生命、光阴、金钱、健康、名声的人们，这些毫无目的、活着就为活着的偏执狂，全都具有魅力；大家或许已经在我的中、长篇小说里察觉到我对所有这些激烈而不受拘束的的天性的偏爱。”的确，在他的小说里，有不少这样的人物跃然纸：像猎人似的伺机勾引妇女的男爵（《保守不住的秘密》）、男以自拔的不贞的妻子（《恐惧》）、自甘堕落的医生（《马来狂人》）、鬼迷心窍的赌徒（《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痴迷的单恋者（《月光胡同》）等。那么，他如何偏爱于写这些人物呢？
一次大战以前，维也纳的上层社会仍覆盖着传统的陈腐伪善的道德面纱，并借以维持一个“安全的世界”。当时的不少文学作品，也反映了这种假理想主义。而敢于揭露这种假道德掩盖下的罪恶，“安全”表层下的动乱，以及种种社会黑暗的作品，却屡遭厄运。比如《包法利夫人》曾被法国法院以诲淫罪禁止，左拉的小说被视为黄色，哈代的作品在英国、美国引起了愤怒的抗议浪潮。一次大战的爆发，使茨威格认识到过去的“安全感”乃是一种错觉，并开始怀疑传统道德与文化的价值。这时，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奥地利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他们是同时代人，有是好朋友，最后均遭纳粹迫害，流亡英国。弗洛伊德的学说，就是基于对19世纪崇尚理性的资产阶级文明的怀疑之上的，他对茨威格有较深的影响。茨威格认为，“19世纪关于唯理主义的理性能解决一切矛盾冲突的信念，乃是一种幻想”。他于是决定抛弃假理想主义的文化传统，另辟新径，借助心理分析赋予的洞察力来进行人物塑造。他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地解剖那些处在社会底层的被损害者的灵魂，展现他们在情感纷乱情况下的痴迷、癫狂、痛苦、恐惧、绝望，描述种种不受意志控制的欲念如何酿成了他们命运的悲剧，并由此揭示理性的无能为力，从而引起读者的惊惧。他笔下的这些人物，乃是那个正在沉沦的世界中沉沦的一代。理性已不再是能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可是茨威格却拿不出灵验的新药来。他怀疑传统的道德与文明，却不清楚应该建立怎样的新的道德与文明。因此，他在作品中通过某些人物的谅解、同情与宽恕的精神，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着重对人物的印象、感受、体验的描绘，使茨威格的创作具有若干印象派的特征，然而他的作品又不乏批判现实主义的因素，在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已不单纯由他们的自然本性、欲念、冲动所酿成，决定他们悲惨遭遇的，主要是社会的原因。
    总的来说，茨威格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曾经引领了一个时期的文学艺术，至今仍在对我们的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的欣赏和借鉴。在今后的时间里，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笔者将转帖其更多作品，供大家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