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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纪念北大诞辰百廿周年） 1、北大精神溯源 关于北大精神，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在我之前，有很多人，尤其是北大人已经写过很多关于北大精神的文章，做过很多关于北大精神的演讲。俗话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对北大精神的看法和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我讲北大精神之前，我想先听听大家对北大精神的认识。 同学们说的都很对，现在我就来总结一下。北大精神包括两个方面，即“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学术精神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虽然北大精神概括起来只有这十几个字，但是它的内涵却是十分丰富的。不然的话，北大精神就不会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北大学子，一代又一代的进步青年。因此，我们要想更深入的理解北大精神，就必须追根溯源。看看北大精神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要为北大精神寻根，不得不从北京大学的出现说起。 在此，我想先听听大家对北京大学的印象，有哪一位同学知道，北京大学是哪一年正式成立的吗？好，大家说的都很好。现在我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我们论起北京大学的前身，从年代久远来说，可以追溯到汉武帝元朔元年“太学”的设立，以及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但是大多数的北大同人和师生，只承认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真正的开端。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当时的办学方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体现了近代中国在西学东渐文化大潮的影响下，对爱国和进步的双重要求。中学为体，表达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西学为用，表现的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接纳。通过中西结合，要培养的是“无得偏废”的“非常之才”。 1898年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成立了，但北大的精神，还在慢慢的孕育当中。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维新变法，我想大家都学过中国近代的历史，现在我想听听大家对维新变法的认识，有哪位同学可以说一下。在这个过程里，1912年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纪念的年份。 北京大学是维新变法的产物，而北大的第一任校长严复先生，正是维新变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虽然他在变法中不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站在风口浪尖，但是对变法的影响，却丝毫不比他们小。而北京大学的成立和北大精神的形成，更是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一所大学或其中的一个系，倘若有一个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全国和全世界学者都以与之有联系为荣。求学者趋之若鹜，一时门庭鼎盛，车马盈门。倘若这一个学者去世或离职，而又没有找到地位相同的继承人，则这所大学或这个系身份立即下跌，几乎门可罗雀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名人与北大序言》） 北京大学在成立之初，可不像今天这样，是中国最高的学府，有着辉煌的历史和难以数算的人才。在1912年5月4日，京师大学堂正式改名为北京大学之后，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继续发展，就是因为有了像严复先生这样一个，在当时的学界非常有影响力的大思想家、大翻译家。对于当时的北大来说，首先面临的就是办学经费的短缺问题。正是严复用自己的威望和信誉多处奔走，才借来了贷款，勉强让停课多时的北大重新开学。但是那时的学生少，教员多，学校很快就在财政上不堪重负，于是当时的教育部决定停办北京大学。大家可以想想，如果北大真的停办了，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教育、文化的发展，将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 教育部的决定一出，立即遭到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而严复更是义愤填膺。给教育部写了两千多字的《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其中提出北大不可停办的四个重要理由，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提出了对现代大学的明确定位。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是抱着将来能考一个好大学的目标，来这里学习的。现在我就来问一问，大家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好，大家说的都非常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严复是怎么说的。“且国家建立大学，其宗旨与中小高等各学校不同。中小高等皆造就学生之地，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 不仅如此，严复先生还呈递给教育部一份《文科大学改良办法贴》，其中提出了对于北大具有重要影响的办学方针，包括北京大学要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养成师资人才”的地方，教员要“一面教授，一面研究”。对于中西文化“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等建议。我们今天所说的“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北大学术精神，其源头就是出于那个时候的北大。并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被发扬光大。正是在严复和北大师生的坚决抗议和努力下，当时的教育部才打消了停办北大的想法。北大总算是可以可以继续办下去了，而北大办学经费的危机，却仍然没有的得到解决。 当时财政部规定学校教职员工在60元以下照旧支给，而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的规定。他针对这种削减教职员薪水的规定，提出建议“为今之计，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宁愿自己一力承担，也不愿教师的利益受到丝毫损害。正当严复为了北大的存续和发展尽心尽力，为中国教育的未来而努力奔走时，他与教育部的摩擦也越来越多。最后在1912年10月，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尽管学生们对他加以挽留，但教育部却不允许他们的请求。严复在北大任职虽然不到一年，但他对北大的影响却是深远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方面，就是他对北大精神的贡献。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早在1912年，严复就提出了北大的学术精神。而北大的时代精神的形成，与他也是密不可分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当我们说到这些词语的时候，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我们是否真的思考过，它们的内涵以及来源。北大的时代精神，实质上是中国近代启蒙精神的浓缩。正是在清末民初，中国民族面临着数千年没有遇到的大变局，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刻。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将发端于欧洲，进而逐渐传播到全球的启蒙思想，介绍给当时因长期闭关锁国，而落后于世界先进思潮的晚清中国。 2、北大精神的形成 说到这里，我想问问大家，有谁知道什么是启蒙和启蒙运动。好，大家说的都非常好。 当我们说到启蒙时，无疑会想到欧洲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并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这些那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和启蒙联系起来。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少会阅读他们那些影响了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发生的著作，如《社会契约论》和《论法的精神》等。相反，倒是他们所写的一些文学著作，如《波斯人信札》、《新爱洛伊丝》等更受大众的欢迎。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启蒙思想同时具有面向少数精英和广大民众的双重向度。 前者是改变整个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的文化变革，通过少数先觉者去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思想启蒙是以文化运动的形式出现的，是狂风暴雨式的。后者是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和道德修养的文化熏陶，通过吸引和教化广大民众，实现公民个人素质的提高。从这个向度上来说，思想启蒙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是和风细雨式的。我们称前者为文化革新，后者为道德教化，二者相结合，就是思想启蒙。文化革新往往是重大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当人类历史由古代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过渡时，必然会伴随思想启蒙运动的出现。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启蒙运动，只是近代影响最大，也最被人所熟知的一次启蒙运动。在此之前的欧洲，还有十七世纪的英国启蒙运动，在此之后，还有十九世纪的德国启蒙运动。这些启蒙运动，共同促进了欧洲文明的形成，并且使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渐在这几个世纪领先于世界。并通过国际贸易和殖民活动，迅速将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传播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说到启蒙运动，说到近代世界历史，就会发现一个很显著的现象。那就是最早通过启蒙运动，率先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在不到一两百年的时间里，迅速的成为世界上的强国。而一些古老的封建帝国，比如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却在不知不觉间，远远的落后于这些后起的国家了。而中国更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逐渐沦为这些列强的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危机面前，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清醒过来，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救亡图存道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最先向西方学习的是洋务派，他们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大量翻译西方天文历算、声光化学、船炮汽机，矿物技艺、医农工商、政治律例、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书籍，先后开办了二十多所洋务学堂，培养科技、军事和外交人才。并且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 而严复正是在洋务运动中，先在福州船政学堂，后到英国留学，学习到当时先进的西方思想文化，并且初步的接触到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的进化论学说，亚当斯密、边沁、穆勒的社会学知识，学成归国后，严复先后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任教。而在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虽然长期负责学堂的事务，但是由于没有功名在身，一直有名无权。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西学根本不受重视。正如他自己所说，国人“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其实在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一个学历很高，又有教授职称或博导头衔的人，说话自然就有分量。反之，你只有中小学文凭，就算再有学问，估计也没几个人会听你的意见。在当时，严复虽然具有大量的西方先进文化知识，奈何没有功名在身，难以施展他的才华和抱负，迫不得已，希望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来改变这种状况。他曾先后四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这让他更深刻的认识到，这种考试制度的不合理性。世态的炎凉和个人的失意，曾让他一度的消沉，而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利，更让他遭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 在甲午战争中，洋务派多年经营的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说道：“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剪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大替矣。”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让严复深刻的认识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的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他们只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学有中学的体用，西学有西学的体用。用了一个很明显的比喻：“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之用者也。”洋务运动提倡只变“器”不变“道”，因此，只治“标”，不治“本”。必然达不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要挽救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只有标本兼治，从文化教育上，根本的改变中国的风俗人心。 严复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提出他启蒙思想的核心：“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总结一下来说，就是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来改变晚晴国民普遍身体孱弱、思想蒙昧、品行低下的状况，而实现方式，就只有通过启蒙和教育。他在《天演论导言八乌托邦》中指出：“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严复的近代启蒙思想，来源于西方的进化论理论，他清楚的认识到：“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好然诺，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 严复不仅指出启蒙的大体方向以及实现的方法，更提出具体的措施。鼓民力，就要禁止鸦片和缠足；开民智，就要废除八股，提倡西学；新民德，就要设议院，兴民权。在维新变法前夕，严复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四篇文章中，则更加全面而系统的阐释了他基于社会进化理论的维新变法思想。 《天演论》，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直接翻译过来是《进化论和伦理学》。严复在翻译这部著作时，对原文做了很多的阐释和发挥，不仅使用很多有创意的词汇，而且加入了一些中国的人名、地名和典故，让译文更加贴近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这部译作，不仅对当时的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产生了直接影响，而且间接的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人士和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们。辛亥革命期间，《民报》上的一篇文章说道：“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 严复的启蒙思想有别与一般的社会进化理论，强调的是在列国竞争的时代里，中华民族要通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从体力、智虑、德行三个相辅相成的重要方面加以改变和提高，为的不是像列强那样侵略和压迫其他落后的国家，而是为了救国保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进步和爱国的统一。我们通过思想启蒙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保种，我们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富强，是为了让中华民族不在现代文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被淹没，在落后挨打中亡国灭种。爱国和进步、救亡和启蒙，一直都是密不可分，相互结合的。 在严复的启蒙理念和变法思想中，已经包含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内容。正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指出的：“严复的《救亡决论》中所提出的主张，如果发展为一个运动。就可以成为新学术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指出此二者是西方的‘长技’的根本。上面的四篇文章虽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有这个意思。” 严复先生不仅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为北大带来了现代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更是北大精神的实质缔造者，是当之无愧的北京大学之父。 北京大学和北大精神的出现，与中国近现代史上两次影响巨大的事件，即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戊戌变法给予了北京大学以实体，五四运动赋予了北京大学以灵魂。好，现在我想问一问大家，对五四运动有什么看法和认识。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从此开启了北大校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北大的精神也是在这段时间形成的，并被发扬光大的。 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所讲：“在全国黑暗的时候，蔡元培所领导的新北大的出现，好像一座灯塔，使全国的人们看见了光明，认识了前途，看清了道路，获得了希望。全国风起云涌，互相呼应，这就是震撼全社会、移风易俗的新文化运动。它不仅范围广大，而且发展迅猛，一两年之间就达到了高潮，那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 从这段话中，我们更能看到蔡元培先生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之发展，相对于其他大学所具有的不可取代的特殊意义。而究其原因，当然有像严复和蔡元培这样的办学者的突出贡献，以及像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罗家伦、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等师生校友的共同努力。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在这些具体鲜活的人物背后的，那种将他们紧紧凝聚在一起的超越精神，才是最终将北京大学提升到这种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产生如此深远巨大影响的核心因素。这种精神，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北大精神，或五四精神。 经过我们上文的回顾，可以十分肯定的说，北大精神是由戊戌变法肇始，在五四运动中形成的。而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恰是近代中国清末和民初两次启蒙思潮的产物。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和北大精神，是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和启蒙运动的所结出的丰硕果实。 因此，北大精神或五四精神的实质，是中国近代启蒙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中国清末民主由洋务运动的器物变革，维新变法的社会变革，五四运动的文化变革中，逐步完善形成。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中，唤醒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 历史的发展证明，正是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觉醒之后的中华民族，重新开始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之后的近百年时间里的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五四精神都发挥着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巨大作用。 3、北大精神的发扬 通过我们一番追根溯源，我们现在可以明确的说，北大精神是在戊戌变法和五四运动中，不断形成的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结晶，是北京大学的内在灵魂。什么时候，北大的精神在，北大就会像中华民族的一座灯塔一样，在思想文化上，为中华民族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行程中指明方向。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好，现在我们经过一番梳理，已经对北大精神的起源和内涵，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一说，北大精神是怎么被继承和发扬的。在此我要提到一个著名的北大人，他就是北大校徽的设计者，我想，大家已经知道我要说的是谁了。对，是鲁迅先生。北京大学自成立以来，人才辈出，但我为什么要把他作为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的代表呢？除了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对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变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之外，他具有两个特殊之处。一、他没有北大的毕业文凭；二，他在北大没有获得过教授的职称。 鲁迅的经历和严复有些相似，他最初读的是海军和矿物，后来到日本留学，学习医学和文学。如果说他在国内进洋学堂，是迫于无奈而走投无路的选择，那么远渡重洋学习医学以及后来弃医从文，则是自发和自觉地选择。鲁迅先生远赴重洋去留学，他的目的，不是像今天的很多人一样选择出国深造，是为了获得一个高学历，好文凭，成为海归，或者干脆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别的国家，甚至加入外国国籍。鲁迅先生留学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学习当时比较先进的西医知识，他后来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此时已经将自己对未来职业的选择，与救国救民联系在一起。他对一位同学说道：“做医生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劳动同胞治病出力，清政府以民脂民膏给我们出国留学，我们应报答劳苦大众。” 同学们，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在这里读书，都不仅仅为了取得一张中学文凭而已。而是想以后要考大学，甚至要考名牌大学。每个学生家长，送子女读书，都是希望儿女们未来能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幸福的人生。我们在上大学前，都会填报志愿，选择以后要学习的专业。这对我们日后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方向，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俗话说的，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在现代社会，其实不管男女，对未来职业的选择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大家现在就提前做出选择，而是要你们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心志，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好，我继续讲鲁迅先生。看他在立志学医之后，又是如何走上弃医从文的道路的。在我上学时候，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文章叫《藤野先生》，不知道你们现在的课文里还有没有，有谁读过。通过幻灯片事件，他深刻的认识到，对于当时国难当头，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最需要的是改变国民的精神。“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之后，鲁迅先生走上了一条弃医从文的道路。 在那个时代，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另类的，他的弟弟周作人曾回忆：“其时留学界的空气是偏重实用，什九学法政，其次是理工，对于文学都很轻视。”但是为了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他毅然决然的走上了这条充满孤独和寂寞的道路，并一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鲁迅先生搞文艺运动，是抱着以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的远大理想的。是对维新变法时期，开民智和新民德启蒙思想的继承和实践。1908年，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计划要创立一份文学杂志，起名为《新生》。但是他们当时的想法，是过于超前了。根本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于是这个美好的梦，很快破灭了。这件事让他清楚的看到，启蒙民众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鲁迅先生，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的理想。 在先生的小说集《呐喊》有一篇自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爱国的热情，崇高的理想，一夕成为泡影。让鲁迅对当时中国的未来充满悲观，他在绍兴会馆里度过了一段漫长和孤独的岁月，陪伴他的是院子中传闻吊死过一个女人的高大槐树，以抄古碑上的文字，来打发寂寞的时光。但是，虽然他表面上意志消沉，但内心中理想的火焰，却并没有完全熄灭。当1917年，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和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鲁迅在钱玄同的邀请下，发出了在心中埋藏已久的呐喊之声。创作了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又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他的文章感染了当时千千万万追求进步的青年，进而唤醒整个沉睡的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鲁迅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他的一生真正的坚守和践行了北大精神。他不是北大的毕业生，没有很高的学历和文凭，在北大的教师中，没有教授的职称和博导的头衔。但他对北大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超过任何一个北大师生和校友。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之魂。或许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以后不会考上北大清华，不会出国深造。但是，这并不妨碍你们，成为北大精神和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社会的进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伟人，但却可以参与伟大的事业。 4、北大精神与民族复兴 我们讲到鲁迅和严复，会发现他们在求学之路上，很相似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是先在洋学堂读书，后来又到外国留学。开始学习的是自然科学，后来都在思想文化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向他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就要在大学时学习理科，然后又要出国留学呢？在我们当今的教育中，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十分熟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说明理工科的学生，在社会上是很吃香的。而大家也知道，曾到外国留学，尤其是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留过学的学生，回国之后的受重视程度，是远远高于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因此，我们的很多家长，都不惜付出比国内读书高出几倍的学费，送子女到外国深造。但是在一百年的中国，情况却完全相反，那时中国的正统教育，几乎都是以文科为主的。考试的内容很单一，就是按照八股的方式写作文。而只有在洋学堂，才会学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排斥的。”他和严复当年选择读洋学堂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因为家道中落，经济困难，只能选择不花学费的学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并非是求学的光明大道，而是旁门左道。 他们虽然努力的学习自己的专业，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他们一生的最大成就，并不是在所学的自然科学方面，也不是在翻译的作品上，尽管他们都是近代中国第一流的翻译家。但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救国思想。而他们的救国思想来源于何处，答案很明显，就是读书两个字。但不是一般的读书，而是有目的，有方向的阅读。这种在课上学习之余，本专业之外，广泛而深入的阅读，使他们获得了当时先进的文化思潮，是他们先由一个被启蒙者，后来又成为启蒙者的关键。他们首先是在青少年时代，就确立了以后的人生目标，才会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克服各种困难，忍受长期孤独，最终成为北大精神的缔造者和发扬者，为寻求救国真理的千万同胞，指出民族发展的文化方向。用一句话来规括他们两代人的读书志向，就是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而我们今天要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百年的救国梦，应该为什么而读书呢？ 回顾历史，五四运动时，除了有像鲁迅、胡适、蔡元培、陈独秀这样的先驱者在前方指引方向，更有千千万万的进步青年积极的参与其中，爱国工商业者的大力支持。北大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北大精神，五四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五四精神。今时今日的中国，无论在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实力，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物质科技文明飞速发展，令国人兴奋不已的同时，精神道德文明的滑坡也是叫人触目惊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百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精神文化的复兴和对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而这恰好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五四精神。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需要五四精神来推动百年中国梦的实现。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继承和发扬，坚守和践行北大精神，五四精神。难道，我们只是每天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几个词挂在嘴边上，或者到北大校园中参观“一塔湖图”，在北大教室里上上课，图书馆里看看书么。如果是这样话，我们说坚守和践行北大精神，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空话罢了。 而我们要真正的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就要像五四时代的前辈一样，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和目标，秉承思想开放、兼容并包的学习精神，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态度，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而要将这样的想法实践或落到实处，唯一现实的途径，就是要读书。不但要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因为无论是严复、梁启超，还是鲁迅、蔡元培，都是在读书中，不断的积累知识，完善品格的。当然，他们都不是无目的，盲目的读书。而是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代里，为了寻求救国真理，为了民族的崛起而读书。 而我们今天，要继承先辈们的精神，就要在我们这个和平发展的时代，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因此，我们读书，一定要有明确的目的性，方向性。不仅要多，而且要精。前者我们用“博”概括，后者我们用“雅”来概括。合起来就是“博雅”。即“渊博雅正。”北大里有博雅塔，是北京大学标志性建筑之一，很多与北大和北大精神有关的事物，因此也被冠以博雅之名。而我们今天倡导成立的读书会，主要是为了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取这个名字再合适不过。 我在此衷心希望，我们博雅读书会的同学们，能够通过我们组织的读书活动，成为像北大的前辈那样，日后民族复兴的脊梁和社会的栋梁。或许，我们在座的各位，以后未必都会到北大上学，成为北大的师生和校友。但是这不影响我们真正的继承和发扬北大精神、五四精神。或许有一天，北大作为一所学校，会成为历史，但是北大精神却不会成为历史。但愿在座的诸位同学，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够积极的参与读书会的活动，认真的阅读每一本经典好书。继承北大传统，发扬五四精神，为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努力成为我们祖国未来的希望，社会的栋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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