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与中国画（三）

四、梅花与中国文人画。

在中国花卉画中，梅花画数量最多，这是与文人画的发展分不开的。

在中国画中，文人画不是与中国画三门——山水、花鸟、人物并列的画种，但却涵盖了中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等绘画技法和内容，以文人特有的审美情趣体现着中国画的精髓。因此，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专有名称，文人画泛指封建社会中文人、士大夫所绘的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文人思想的绘画，以区别于民间画工和宫廷画师的绘画。

文人画不趋附社会大众的审美要求，“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以赞毁挠怀”，借画以自鸣高雅，表现闲情逸致，强调抒发个人的主观情趣。在艺术上，勇于创新，敢于突破陈旧成法的藩篱，注重师法自然、笔墨情趣及诗文书法相结合的题跋，具有独特的文学性、哲学性、抒情性。

文人画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史料典籍中载有张衡、菜邕等画名。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提出“不学为人，自娱而已”的文人画论调，成为后世文人绘画的宗旨。

唐朝诗歌的繁荣，带来绘画的兴盛。“诗佛”王维以诗入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首开破墨山水技法，其画法和画理，被后世奉为文人画的鼻祖。

北宋时期的宫廷院体画派，长期占据领导地位，民间画工及宫廷花鸟画师高度写实、刻画入微的画风，使中国花卉画的发展得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苏轼、黄庭坚、米芾父子等许多大文人，以王维文人画派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士人画”、“画者，文之极也”等理论，大胆用书法入画，实践并发展了水墨技巧，使文人画在北宋基本成形。

北宋萌起的文人画，在大量知识分子的参与下，于画坛兴起了以墨竹、墨梅、墨花、墨禽为题材的文人画热潮，也把中国花卉画推进到“托物言志”阶段，这是中国花卉画史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北宋中叶，诗人文同、苏轼善画从五代时就流行的墨竹、仲仁和杨无咎善画墨梅；南宋末出现了墨兰（墨菊和“四君子”之称产生于明朝）。

北宋中期出现的文人画，以其简练的画风和情趣，深得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与院体画一直并驾齐驱至南宋末期。南宋梁楷、法常的花鸟画，开水墨写意之先导，为元朝文人写意水墨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元朝，是中国山水花鸟写意画的大发展时期，也是文人画的重要发展阶段。在南宋宫廷画院解体，统治者崇武抑文等历史大背景下，许多画家借画抒发高尚情操，发泄对黑暗腐败势力的不满。此时期的文人画多以息山渔隐为主题，表达了士大夫阶层孤傲、空虚的情感；“高雅、幽淡、平淡天真、聊写胸中逸气”成为此时期艺术理论的主题，诗、文、印、信逐步正式进入画面。元朝，形成了“诗、书、画、印”浑然一体的中国文人画，标志着文人画形式的完善。

元代，清淡的水墨写意成为画坛时尚，墨花、墨禽得以兴起和流行。北宋以来出现的水墨写意画得到空前大发展，梅兰竹菊等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表现气节和情操的重要题材。此时期，画墨竹的名家有李衎、顾安、吴镇、柯九思、倪瓒等；专攻梅花、墨兰的名将有邹复雷、王冕、郑思肖等。

墨梅技法，经王冕等人的不懈努力和创新，成为文人画中的骄者，影响到明清画坛。

明朝，是中国文人画走向成熟阶段。明早、中期的文人画坛，出现了“吴门画派”和“浙派”，涌现了沈周、文征明、唐寅、戴进等代表人物；明代中后期的董其昌，提出画分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文人画被正式命名。南宗文人画地位也被确立。

明朝徐渭、陈淳开创了水墨写意花鸟画，丰富和发展了梅花画法，形成了大写意与没骨花卉繁荣并峙的局面。

徐渭（1521一1593年），字文长，号青藤道士等，浙江绍兴人，明朝著名的文学和书画家。徐文长诗、书、画、文皆擅长，天才纵逸，睥睨一世，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怪杰；徐渭又是明末花鸟画的集大成者，更是明清花鸟画坛的一座高峰，在此后的很长时间内，几乎没有人能够逾越。

徐渭的写意水墨画，实现了以草书入画，强烈抒写了文人的个性情感。其画一反传统文人画的蕴籍、文雅、宁静、文质彬彬等习惯，笔墨恣肆汪洋，喷放着磅礴飞动的激情和力量，发泄着满腔怨愤，可谓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徐渭也爱画梅，尤爱模仿王冕的墨梅。清朝懒园居士《画梅辨难》云：“青藤(即徐渭)画梅，圈不成圈，枝不成枝，一片神行，其用笔如生龙活虎，不可捉摸，其泼墨也如空中云雾，舒卷自然”。徐渭却自认画梅的发干超过王冕，但圈花却望尘莫及。

陈淳（1483一1545年），字道复，号白阳山人，为文徵明的高徒和吴门画派传人，诗文书画均有很高造诣。陈淳的花卉画，生动而不失文静蕴藉，自成一家。其用笔勾染结合，墨色相融，随意涂抹，潇洒自如，富有笔墨韵味和文人情致，丰富了花鸟写意画的艺术技巧和思想内容，对后世影响甚深，与徐渭并称为“青藤白阳”。从此，水墨写意的花鸟画真正进入文人画的审美范畴。

明代著名画家，如刘世儒、陈宪章、王谦、盛行之等，都是王冕的衣钵继承人和画梅高手。吴门画派的唐寅，善画梅，其《墨梅图》，以意笔画一枝疏影横斜、花繁枝茂的老梅，花用没骨法，枝信笔写之。画中自题诗：“黄金布地梵王家，白玉成林腊后花，对酒不妨还弄墨，一枝清影写横斜”。画风清劲秀逸，极富诗情画意。

清朝，为文人画发展史上的鼎盛时期。清朝早期，涌现了诸多顶级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的代表人物为八大山人、石涛。号称“八大山人”的朱耷，以泪和墨，笔墨之端尽诉国破家亡之痛。其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描绘的题材有菏花鱼鸟，芦雁汀凫芭蕉松石等，浩阔清空的境界，怪诞夸张的形象，奇特冷峻的表情，抒发了对异族统治的仇恨，是被扭曲心灵的其实写照。大片的空白处理，虚实相生，使无画处皆成妙境；其笔墨虽脱胎于林良，徐渭，但林，徐的奔放、狂肆躁动，却被凝冻在点滴如冰的苍凉、悲怆和含蓄之中，显得特别圆浑，蕴籍。

石涛花卉画法虽属大写意，但抒发的情调却无亡国后的悲凉索寞，丰腴俊爽的笔墨，清新奔放的才华，天真烂漫的氛围，洋溢着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与八大山人的悲幻心境，形成鲜明的对照。石涛“法自我立”、“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画理，对后世的“扬州画派”、“扬州八怪”、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清朝中叶，以郑燮为代表的“扬州八怪”，高举花卉画的大旗，使扬州画坛的花鸟画创作盛极一时，明显压倒了山水、人物画的势头。清代扬州八怪中的罗聘、金农、李方膺、汪士慎等人，都是画梅高手，画法多效仿王冕。

晚清画坛，海派的赵之谦、四任、虚谷、吴昌硕均称巨擘，至近代，齐白石为写意花鸟画的杰出代表。

产生于北宋，成熟于元代，盛极于明清的文人画，题材多为“四君子”和高人隐士之类，以自然景物寄托心灵感受，借以抒发豪迈或抑郁的情绪，表达自身的清高文雅。文人绘画作品中特有的强烈主观意识，向为文人画的精髓。文人画的审美情趣，对中国画的发展影响深远，“传统中国画”的审美体系、造型语言和价值标准，基本是从元明清文人画中抽取出来的。

五、梅花画家的人格。

清朝《题画梅》云：“写梅如画高士，如绘美女，简淡冲雅，自见其高，幽静贞闲，自见其美”。 清朝朱方霭在《画梅题记》说：“画梅须高人，非人梅则俗，会稽煮石农，妙笔绘寒玉”。

梅花，冲寒斗雪，玉骨冰肌，孤傲正直的自然品格，成为文人高洁之士心中的偶像和精神寄托，也与画家结下了不解之缘。综观历代画梅高手，均为散淡清高、铮铮骨气之人。

宋朝画梅大家杨无咎，善画“村梅”名扬天下。宋室南渡后，杨无咎耻与秦桧之流为伍，退隐山林，保持了高尚的气节。

元朝王冕，不羡官名，清贫一生，淡泊名利，携妻儿隐居浙江绍兴九里山，以画自给，过着“画梅乞米”的生活，终无悔意。王冕崇高的情操，在绘画上，表现为喜写野梅，不画官梅。其水墨梅花画中的自题诗“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真实显示了画家坦荡开阔的胸襟。明朝孙长真《画梅辨难》赞王冕诗云：“梅花取直不取曲，此理世人多未推。诗人独得梅清性，不画官梅画野梅”。

清代的朱耷，明亡后遁入空门为僧，不与清朝廷合污，所画鱼鸟均“白眼向人”，书法署名牛石慧，乍看若“生不拜君”。杨州八怪中的画梅高手李方膺，曾为官一方，因灾年为民私开粮仓放赈，获罪朝廷，被免官归家。曾自题《冰花雪蕊图轴》：“十日厨烟断未炊，古梅几笔便舒眉。冰花雪蕊家常饭，满肚春风总不饥”，一身傲骨，两袖清风，跃然纸上。

集中国花鸟画大成的当代大师齐白石，善画红梅，用笔老辣、稚拙，为人却刚直倔强，传说他曾当着反动军阀的面，画横行霸道的螃蟹，以明心志，并把“画不卖于官家”告示贴在自家门上。

中国人向来崇尚美德，画品见人品。正是因为历代艺术大师高尚的品格，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使中国画这一民族文化瑰宝，一直显现着迷人的东方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