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中國的春天，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
陸定一在懷仁堂作報告，動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可以看作是“鳴
放”運動的開始。大半年過去了，黨外知識界反應並不熱烈。他們的觀望
態度其實是六七年來歷次政治運動特別是思想改造運動的成果。經過了對
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梁漱溟的批判，對胡適思想的批判，對《紅樓
夢研究》的批判，不久以前又狂飆驟起，經歷了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
的鬥爭和肅反運動，他們中的好些人本人，至少親友，成了這個運動或者
那個運動的對象，多少有點像《水滸傳》上描寫的吃過殺威棒的軍犯一樣，
他們還能夠對求言詔表現出多大的熱情來呢？現在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是擴大民主權利，可是響應者寥寥，這就反映了“黨和非黨群眾特別
是非黨的知識界的某種緊張關係”。[1] 《人民日報》發表的陳其通等四
人的文章，也更使一些人覺得還是沈默的好。
[1] 1957年4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中語。
毛澤東決心打破這種可怕的沈默，他要親自出馬來給鳴放以有力的推
動。1957年2月27日他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 會議，以“如
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向各方麵人士一千八百多人講話，從下午
3點講到7點，講了四個鐘頭。
最高國務會議開過沒有幾天，3月6日，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又開幕了。
在與會的八百多人中，黨外的有關專業人員有一百六十餘人。會議開始，
先讓大家聽了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的錄音。 接著，毛澤東
分別邀集到會的教育界、文藝界、 新聞出版界的部分代表開座談會。3月
12日，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
現在人們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裡看到的這兩篇講話，並不是原始
的記錄稿，而是經過多次修改的。怎樣才能知道毛澤東原來說的意思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各地不少紅衛兵組織，出於無限熱愛、無限崇拜的
心情，以《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文獻》一類的書名，搜集和編印
了多種毛澤東文錄，有一些其中就收有這兩篇講話的原始記錄稿，一時曾
經在頗為廣泛的範圍內流傳。除了搜求和閱讀這些印本之外，還有一個簡
捷的途徑可以瞭解當時毛的意見，那就是去看1957年4月間《人民日報》的
一組社論：
《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0日）
《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13日）
《從團結的願望出發》（17日）
《工商業者要繼續改造，積極工作》（22日）
《全黨必須認真學習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23日）
《從各民主黨派的會議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26日）
這一組社論，顯然是為了向公眾廣為宣傳新方針推動鳴放而發表的，
它們都是以毛澤東的兩篇講話的原始記錄稿為立論的依據，有些句子和段
落甚至是直接從記錄稿摘抄下來。如果我們將這些社論和《毛澤東選集》
第五卷所載的這兩篇對照閱讀， 即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之間的這種關係。
下面對照的材料，引自4月社論的僅註明日期，發表本則註明《毛澤東選
集》第五卷的頁碼。
4月社論：
“在人民群眾和他們的領導者之間，也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
“目前我國人民群眾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由於領導者在工作中的
官僚主義作風。”“但是，人民群眾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跟人民內部的
其他矛盾一樣，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礎上發生的非對抗性的矛盾。”
（13日）
發表本：
“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
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
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
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
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
致的基礎上的矛盾。”（365頁）
4月社論：
“要用講道理的辦法跟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種種表現進行適
當的有說服力的批評，以便幫助知識分子更快地進步，幫助小資產階級分
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更快地進步。如果采取壓服和禁止的辦法，那麼，對於
黨和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這並不是實現自己的任務，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務；
而對於被壓服被禁止的東西說來，這樣作的結果，只能是壓而不服，禁而
不止。”（10日）
發表本：
“我們主張有領導的自由，主張集中指導下的民主，這在任何意義上
都不是說，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是非的辨別問題，可以用強制的方法去
解決。企圖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解決思想問題，是非問題，
不但沒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凡屬於思想性質的問題，凡屬於人民
內部的爭論問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只能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
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而不能用強制的、壓服的方法去解決。”
（368頁）
4月社論：
“一九四二年整風運動中，我們黨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
這一進行黨內鬥爭的公式，這就是說，為瞭解決同志間的意見分歧，應該
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經過
整風運動以後特別是最近幾年的實踐證明，這一公式不但可以用於黨內，
而且可以用於黨外，成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方法。”（17日）
發表本：
“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
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
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
上達到新的團結。按照我們的經驗，這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正確的
方法。”（369頁）
4月社論：
“在這裡，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是有決定意義的，因為如果沒有這個願
望，批評和鬥爭就難於達到新的團結。”（13日）
發表本：
“在這裡，首先需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因為如果在主觀上沒有團結
的願望，一斗勢必把事情斗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鬥爭，無情打
擊’？那還有什麼黨的團結？”（369頁）
4月社論：
“對於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來在很多地方顯然是削弱了。
我們有不少的領導者，沾染了一種‘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舊習氣，
用單純依靠行政命令的辦法來代替對群眾的思想政治工作。這種命令主義
傾向正是官僚主義作風的一種表現。”（13日）
發表本：
“共產黨人在勞動人民中間進行工作的時候必須采取民主的說服教育
的方法，決不允許采取命令主義態度和強制手段。”（371頁）
4月社論：
“人民內部的矛盾是一個長期的現象，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一個長期
的任務。既然如此，為什麼現在特別地加以強調呢？這是因為，我國現在
正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國內階級鬥爭的基本結束，本來就會
使人民內部的矛盾在歷史舞臺上上昇到比較顯著的地位，加上絕大多數人
口所經歷的這種深刻的歷史性的變化，更使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帶有特別
重要的性質。”（23日）
發表本：
“過去我們已經多次講過用民主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問題，並
且在工作中基本上就是這樣做的，很多幹部和人民都在實際上懂得這個問
題。為什麼現在又有人覺得這是一個新問題呢？這是因為過去國內外的敵
我鬥爭很尖銳， 人民內部矛盾還不像現在這樣被人們注意的緣故。 ”
（371頁）
4月社論：
“在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中，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在上層
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在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個環節上，仍然會產生
不完全相適應的情況，也就是說，仍然會產生矛盾。”（13日）
發表本：
“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
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373頁）
4月社論：
“我國現在雖然實現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全行業公私合營，但是資產
階級還存在著；雖然實現了農業和手工業的合作化，五億以上的原來的小
資產階級分子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以至資產階級思想還將在一個長期間存在。
我國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原來就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圍，現在在
思想上離工人階級化還有一個相當大的距離。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和
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我國學術文化的領域內有所表現，是必然的，完全不
足為奇的。”（10日）
發表本：
“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還剛剛建立，還沒有完全建成，還不完全鞏固。
在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企業中，資本家還拿定息，也就是還有剝削；……農
業生產合作社和手工業生產合作社有一部分也還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
（374頁）
“資產階級和從舊社會來的知識分子的影響還要在我國長期存在。”
（390頁）
“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
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
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392頁）
4月社論：
“在我們國家裡，思想改造對每一個人都是需要的。因為我們國家正
處在一個空前未有的偉大變革的時代，新事物天天在成長著，舊事物天天
在衰亡著；舊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出現。在這樣的時代裡，每一個
真誠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又不甘落後的人，包括工人和我們共產黨人在內，
都要時時進行自我改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認識、作風，適合於社會發展
的要求。現在還拿著定息、思想作風跟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還有很大距離的
工商業者，為什麼就不要進行改造了呢？”（22日）
發表本：
“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剝削者要改造，勞
動者也要改造，誰說工人階級不要改造？……我這個人從前就有過各種非
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是後來才接受的。我在書本上學了一點馬
克思主義，初步地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是主要的還是在長期階級鬥爭中
改造過來的。而且今後還要繼續學習，才能再有一些進步，否則就要落後
了。難道資本家就那麼高明，反而再不需要改造了嗎？”（382～383頁）
4月社論：
“現在，有某些工商業者不承認有兩面性。……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資本家放棄了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在企業裡擔負一定職務，從這一點上
說，他們已經是企業的公職人員。……但是，另一方面，由於資本家對生
產資料的所有權還沒有最後被廢除，資本家還拿定息（仍是一種剝削），
所以在他們和工人之間仍然存在著階級關係。”（22日）
發表本：
“有人說，中國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只有一面性。這是
不是事實呢？不是事實。一方面，資產階級分子已經成為公私合營企業中
的管理人員，正處在由剝削者變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另一
方面，他們現在還在公私合營的企業中拿定息，這就是說，他們的剝削根
子還沒有脫離。他們同工人階級的思想感情、生活習慣還有一個不小的距
離。”（383頁）
4月社論：
“工商業者必須明確認識：以企業為基地、通過工作的實踐，是改造
自己的主要方法。”（22日）
發表本：
“工商業者的徹底改造必須是在工作中間，他們應當在企業內同職工
一起勞動，把企業作為自我改造的基地。”（383頁）
4月社論：
“一切真理從來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馬克
思主義也從來是在同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作鬥爭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沒
有這種鬥爭，也就不能有真理的發展，不能有馬克思主義的發展。”（10
日）
發表本：
“馬克思主義必須在鬥爭中才能發展，不但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
將來也必然還是這樣。正確的東西總是在同錯誤的東西作鬥爭的過程中發
展起來的。”（390頁）
4月社論：
“馬克思主義不害怕各種錯誤思想的批評，因為歷史表明，即使是在
資產階級思想佔統治地位的時代，各種同馬克思主義敵對的理論也沒有阻
止得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思想鬥爭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動力。”（10日）
發表本：
“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
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事實上，唯心主
義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嗎？抱著資產階級思想、小
資產階級思想而不願意改變的人們，不是也在用各種形式批評馬克思主義
嗎？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
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鬥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
自己的陣地。”（391頁）
4月社論：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只能幫助而不會妨礙馬克思主義
的發展。”（10日）
發表本：
“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
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391頁）
4月社論：
“工人階級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它代表著人民群眾的利益，
受到人民群眾的支持，所以它只剝奪反動階級、反革命分子的言論自由，
而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的言論和信仰的自由。”（10日）
發表本：
“對於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應該采取什麼方針呢？對於明顯的反革
命分子，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分子，事情好辦，剝奪他們的言論自由就行
了。對於人民內部的錯誤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這些思想，不允許這
些思想有任何發表的機會，行不行呢？當然不行。”（391頁）
4月社論：
“我們的黨從來就重視各民主黨派的作用，並且在很長期間認真地保
持了和發展了同這些黨派的統一戰線。各民主黨派都曾對人民革命事業有
所貢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們黨同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有了進
一步的發展。……去年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改變了我們國家的整
個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黨派的進步。在這種新的形勢下面，我們黨提出
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26日）
發表本：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也是我國具體的歷史條件的產
物。這個口號並不是突然提出來的，它已經經過了好幾年的醞釀。長期共
存的思想已經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會主義制度已基本建立，這些口號
就明確地提出來了。”（394頁）
4月社論：
“當然，我們首先需要黨內廣大黨員群眾的監督，需要來自廣大勞動
群眾的監督；但是在同時，我們也需要來自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
的監督，因為他們代表了社會上一個方面的意見和要求，並且他們有一定
的政治經驗和業務專長，往往能夠提出中肯的意見和批評。”（26日）
發表本：
“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
我們更為有益。”（394～395頁）
“四月社論”不只是大量透露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內容，
還透露了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的內容。例如：
4月社論：
“我們的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大變動中間了。抗日戰爭時期是大變動，
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大變動。但是現在的大變動要比過去的大變動深刻得多。
現在我們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存在決定意識，這樣深刻的社會大變動
當然要深刻地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23日）
發表本：
“我們現在是處在一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在
大變動中間了。抗日戰爭時期是大變動，解放戰爭時期也是大變動。但是
就性質說來，現在的變動比過去的變動深刻得多。我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
……這樣的大變動當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上來。 存在決定意識。 ”
（403頁）
4月社論：
“我們國家這個時期的社會大變動，是一場偉大的、用和平的方法推
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的鬥爭。這個鬥爭
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任何新出現的東西都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新的
社會制度也需要有一個鞏固的時間。例如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就大約需
要五年的時間才能鞏固；不能設想合作社一建立起來就鞏固了。那是不可
能的。”（23日）
發表本：
“推翻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即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一
場偉大的鬥爭，是社會制度和人的相互關係的一場大變動。應該說，情況
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會制度還剛剛建立，還需要有一個鞏固的
時間。 不能認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來就完全鞏固了， 那是不可能的。”
（403～404頁）
4月社論：
“我國的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原來就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圍。”
（10日）
發表本：
“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
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
的是資產階級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還是屬於資產階級
的知識分子。”（409頁）
4月社論：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不是什麼一時的，權宜的手段，而是為
發展文化和科學所必要的長期的方針。”（10日）
發表本：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
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414頁）
將《人民日報》 1957年4月間發表的幾篇社論同毛澤東兩篇講話正式
公佈的文本對照，就會發現有些段落甚至字句都基本相同，字句不盡相同
的卻也表達了相同的意思。應該說是可以看出兩者的淵源關係了。可以認
為，這些社論是為了向廣大公眾傳達毛的講話內容而寫的，相當準確地介
紹了講話的內容。因此，從這些社論中，也就多少可以推知毛澤東的兩篇
講話正式公佈之前作了些怎樣的修改了。
沒有人會愚蠢到認為“發表本”同“四月社論”的所有差異都是毛澤
東對講話記錄稿的修改。至少，為了適應社論這種文體的要求而作的技術
處理就有多處。但是，如果明白這講話正式發表前所以要修改整理的目的，
就是要將動員人們解除顧慮積極投入鳴放的文件，改為反擊右派分子猖狂
進攻的文件，就不難看出一些修改的痕跡。例如，“四月社論”中原來有
一些鼓勵鳴放、肯定鳴放的意思，在“發表本”中沒有了。可以設想這是
整理記錄稿時刪去的。
例如，10日的社論批評了陳其通、陳亞丁、馬寒冰、魯勒四人的文章
《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認為“他們本身的態度就不是馬克
思主義的，而是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社論還就此提出：“不但應該
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而且應該批判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
的歪曲，批判對於教條主義的自由主義態度。”大家知道，毛澤東在兩次
講話中都批評了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可是在這兩篇講話的“發表本”中，
批評四人文章一事沒有任何痕跡了，並且在涉及教條主義的時候采取了這
樣的提法：“我們在批評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注意對修正主義的批
判。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
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
義，他們也在那裡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
的最根本的東西。”
就在這同一篇社論中，原來還有這樣一段話：
“不言而喻，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是以承認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存在為
前提的；沒有了非馬克思主義思想，也就無所謂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因此，
用馬克思主義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強力去‘消滅’人民內部的非馬克思
主義的思想，而且允許和要求在人民中間進行不同思想的討論，以便讓人
民通過這種討論自覺地達到正確的結論。”
作者在這裡表現了馬克思主義在同非馬克思主義思想論戰中必勝的信心。
在“發表本”中，這一些話不見了，看見的是：
“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
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
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
去佔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鬥爭。”
兩種態度的差別應該說是很明顯的。或者有人會說：這兩段話的意思
差不多，“讓他們表現”就是“承認其存在”，“壓制的辦法”就是“依
靠強力去‘消滅’”，“辯論”同“討論”也差不多……對於這種強辯只
須反問一句：如果兩種說法真是那麼相同，為什麼後來不保留“四月社論”
那樣的說法呢？
23日社論中有“由於黨的工作人員的宗派主義錯誤所造成的黨和非黨
群眾特別是非黨的知識界之間的某種緊張關係”這樣的提法，在“發表本”
中當然不會出現了。反右派鬥爭開始以後，情況已經完全明朗，所有非黨
群眾特別是非黨的知識界都是衷心擁護黨的，這中間並無任何緊張關係。
如果有誰同黨的關係緊張，那他就不能再算是非黨群眾和非黨的知識界人
土，都已經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了。退一萬步說，即使真有那麼一個半
個落後群眾同黨的關係有些緊張，那原因也決不是黨的工作人員的宗派主
義錯誤，而是因為居心叵測的右派分子從中挑撥，這個挑撥者也必定可以
找得出來。這是反右派鬥爭中暴露出來的無數事實所反復證明瞭的。
26日的社論中有這樣一段：
“在各民主黨派中央的會議上，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有些地方組織對各
民主黨派的獨立平等的地位不夠尊重，有些共產黨員不善於同黨外人士合
作共事，以致不少黨外人士有職無權的現象，也都提出了批評。我們認為
這些批評從基本上看是正確的，中肯的。我們歡迎這種批評，這種批評是
實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方針的重要方法。”
在“發表本”中，就找不到這樣的意思了。民主黨派會議上的這些言
論，在4月26日發表社論的時候，從基本上看是正確的。可是經過了5月事
情正在起變化，到6月19日發表講話的正式文本之時，這些談論就是大錯特
錯的了。
同一篇社論中還說了，“為了真正作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我
們更要充分尊重各民主黨派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凡是各民主黨派內部的
事務，應該由各民主黨派獨立的自由的去處理，我們黨不應該加以任何干
涉”。大約只有最權威的人物才有資格用這種口氣說話。可是在“發表本”
中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意思了。
此外，《文匯報》的徐鑄成的回憶文章裡也轉述了毛澤東在全國宣傳
工作會議上說的一些意見。
3月10日，毛澤東和新聞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談，他對剛復刊不久的
《文匯報》表示了贊賞，握著徐鑄成的手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
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辦得好。我下午起身，
必先找你們的報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看其他報紙。
徐鑄成提問：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
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錯誤，抓鬆了犯修正主義錯誤，請主席指示，
該怎麼掌握。
徐鑄成關心的是，請示的是，怎樣才能宣傳好“雙百方針”，怎樣宣
傳才合毛澤東的心意。可見他是既不願意犯教條主義錯誤，也不願意犯修
正主義錯誤，即資產階級方向錯誤的。
毛澤東沒有正面回答徐的提問，只是笑著說：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
一點打仗的經驗也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各位是有了二十多年
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
宣傳的尺度得自己掌握，不言而喻，宣傳的責任也得自己承擔了。
據徐鑄成說，毛澤東還談到了宣傳的片面性問題。他說，不要怕片面
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輕人也有。李
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較少
[2]。 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上海灘上的小文人姚文元已經在毛澤東的眷
顧之中了。
[2] 以上據徐鑄成《“陽謀”——1957》，見《新華文摘》1989年第2期第146頁。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說：我看魯迅活著，他
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不會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
寫。俗話說得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
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徹底的唯物論者，
是無所畏懼的，所以他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
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
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未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挨整
就是坐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也不怕。現在的雜文怎樣寫，還沒有經驗，
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3]
[3]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90～191頁。
座談中已經接觸到了劃分學術問題和政策問題這一點。毛澤東說，關
於百家爭鳴問題，完全學術性的，在報上爭來爭去不會有影響。至於政策
性的，恐怕就要分別一下情況。但是劃範圍也有困難，因為政策那麼多。
比如，你們說的節育和晚婚的宣傳，報上文章一多了，有人就以為要修改
婚姻法，趕快去結婚。這樣，報紙也難辦。[4]
[4]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94頁。
這裡，他分了一下層次。學術性的問題，魏晉清談似的，爭來爭去也
不打緊。工作中具體政策上的爭論，就要分別一下情況。至於政治性的問
題，這裡他沒有說，以後是說了的，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說他
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
百家爭鳴。後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麼問題都要鳴放。[5]這就是說，
讓鳴放涉及政治領域的，是右派。
座談會上，毛澤東說，說到辦報，共產黨不如黨外人士。由這一點又
談到外行領導的問題。他說，說共產黨不能領導科學，這話有一點真理。
現在我們是外行領導內行，搞的行政領導，政治領導。他以為這在當時是
不得已的，他說，這種行政領導的狀況，在現在的過渡時期，只好這樣，
將來是要改變的。[6] 他無意於為外行領導辯護，以便長期保存這種狀況。
到了反右派鬥爭中，這卻成了一條分界線，他在八屆三中全會上說：右派
說我們不能領導，“外行不能領導內行”。我們駁右派說，我們能領導。
我們能者是政治上能。[7] 這就是說，批評外行領導的，是右派。
[6] 《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第192～193頁。
[7]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2頁。
在座談會上，毛澤東甚至說他想辭掉主席這個職務去給報紙寫文章，
闢專欄，當專欄作家的奇想。這當然是他能夠作出的對於新聞工作的最高
的評價。座談會上的老報人聽了，那種興奮和愉快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還提出了一個百家爭鳴實質上即
兩家爭鳴的論點：“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在各個學術部門可以有許多派、
許多家，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
家，資產階級一家。”[8]
這個百家爭鳴實質上即兩家爭鳴的頗為新穎的論點，並不是毛澤東一
時興之所至隨口說出的妙語，而是他的一種很執著的觀念。宣傳會議結束
之後，他到一些城市巡行，在天津、濟南等地的黨員幹部會上又把這意思
說了一遍。這篇講話在1964年正式發表的時候，刪去了不少內容，這一個
論點卻沒有刪去，可見他到後來依然持這種看法。
把學術上的各家各派依其世界觀歸口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家中去，
是什麼意思呢？用他後來修改這兩篇講話時加寫的字句來表達，這兩家爭
鳴也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9]
這種“爭鳴”的結局是預先就確定了的：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克服
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一個吃掉一個，結果就只能是一家獨鳴了。這也就
是不承認馬克思主義在百家爭鳴中也只是平等的一家。這同原來對於百家
爭鳴的解釋，例如他自己說的科學上不同學派的自由爭論，[10]或者陸定
一說的，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
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
自己的意見的自由，已經不是一回事了。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這個問
題的思考是很複雜的，是有反復、有矛盾的。而這“兩家爭鳴”論，就是
連結“百家爭鳴”和反右派鬥爭的過門。人們不應該把從整風到反右的這
個轉變單純看成是他受到外界的刺激才作出的決策。
[9]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89頁。
[10]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88頁。
這種兩家爭鳴的思想，在反右派鬥爭中還沒有顯示出它的全部威力。
人們很容易聯想到1966年宣告“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五‧一六通知》，
它批判“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提出了與之對立的“無產階級在
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在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的口號，難道不正是“兩家爭
鳴”思想更帶理論色彩的表述嗎？有“兩家爭鳴”思想，就會有反右派鬥
爭，也就會有“文化大革命”，這相關連的脈絡是夠分明的了。
毛澤東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使得他的聽得如醉如癡。傅雷應邀從
上海來參加全國宣傳會議。會後他寫信給在波蘭留學的兒子傅聰。在這封
完全不準備發表的家書中，他說：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
而且沒有教訓口氣， 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
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
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
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領導（按：指當時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
記柯慶施）抓得緊，仿佛一批評機關缺點，便會煽動群眾；報紙上越來越
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
並不錯，可是老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
所以從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問題，2月
底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3月12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
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
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
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黨外人
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
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11]
[11] 《傅雷家書》增補本，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8頁。
傅雷並不以研究馬克思主義著稱，他在這方面的贊揚並不足為榮，但
他的景仰之情卻是十分真誠的。幾個月之前，波蘭政局劇變，這時還在動
蕩之中。傅聰在這樣一個環境中留學，情緒也頗受影響。傅雷在信中對他
說：
“你近來情緒不大好，你看了上面這些話，或許會好一些。千萬別忘
了我們處在大變動時代，我國如此，別國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個，別國
沒有，彎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識分子不免多一些苦悶，這是勢所必然，不
足為怪的。”[12]
傅雷不是一個輕易佩服別人的人。從他的家書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
這些講話是如何深深贏得了孤傲的知識分子的心。
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批評了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 明確
表示他不贊成，同時還對《人民日報》發表該文之後長時間不表示態度提
出了嚴厲的批評。鄧拓聽了頗覺緊張，於是急急忙忙從來稿中找出陳遼的
一篇批評文章登在3月1日的報紙上。陳遼並沒有從對於新方針是擁護還是
抵制這樣的高度來立論，還“認為其中有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對目前的文
藝工作是有好處的”。他認為，這篇文章的毛病，“是在於他們把‘百花
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出以後的文藝工作中的個別的、不是根本性的
缺點，當作全面的、根本性的缺點，於是也就認為目前的文藝工作簡直是
‘糟得很’了，是很堪懮慮的了”。陳遼認為：“我們目前文藝工作的主
流是‘好得很’的，至少不是‘糟得很’。”陳遼以他自己對文藝界狀況
的估計，逐條反駁陳其通等人的估計。這基本上是一篇就事論事被動應戰
的文章，與毛澤東的批評所提到的高度差距很大。只是《人民日報》一時
間拿不出更加符合要求的批評稿件。匆忙間只好先發表這一篇再說。
接著， 《人民日報》又約請茅盾寫來了批評文章（3月18日見報）。
茅盾已經聽過毛澤東的講話，因此他能夠站在新方針的高度來批評陳其通
他們了。茅盾說：
“他們的文章是缺乏說服力的，批評方法是教條主義的，其結果不但
不能對小資產階級思想作有效的鬥爭，而且給讀者以‘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原來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給廣大的、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
下鼓舞活躍的知識分子一瓢冷水。”
“陳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對小資產階級藝術思想。我極端擁護他們這一
個主張，而且我以為這應當是我們在文藝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但我們進行這一思想鬥爭時，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條主義的老調，要同時大
力反對教條主義；簡單地采取禁止‘放’和‘鳴’的方法，不能解決問題。
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肅清，是長期的、複雜而細緻的工作，我們的批評態度
應當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通過批評和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我們的工作方法應當是讓大家來‘放’，來‘鳴’，開展自由討論，從討
論中加強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
顯然，茅盾是把他從毛澤東的講話中聽來的一些意思寫到文章裡了。
在3月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批評之後， 4月4日的《人民日
報》集中發表了批評陳其通等的一組讀者來信。接著，周揚在答《文匯報》
記者問中也批評了他們（4月9日《文匯報》， 11日《人民日報》轉載），
周揚說：
“當現在正在要求排除‘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障礙，鼓勵大家來
‘放’和‘鳴’的時候，這篇文章實際起了一種障礙‘放’和‘鳴’的作
用。因為照這篇文章所舉的例證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提
出來還不過半年多的時間，就產生了如此之多的消極現象，以致反映在文
藝上，‘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沈了’，那末，必然達到的邏
輯的結論，就是只有將這個方針收起來。放呢，還是收？在這個迫切的問
題面前，我們的作者根據錯誤的判斷作出了錯誤的回答。造成這個主要錯
誤的原因就在作者對當前文藝狀況的考察是片面的，他們是用教條主義的
眼光，帶著宗派的情緒去觀察事物的。”[13]
周揚雖然指出這篇文章起了障礙“放”和“鳴”的作用，還是筆下留
情：教條主義嗎？只不過帶著這種眼光，宗派主義嗎？更談不上主義，不
過一點宗派情緒。周揚的答記者問， 也批評了鍾惦棐， 卻不說他有右傾
機會主義的情緒，而是說他“采取了抹煞一切的態度，把解放幾年來電影
事業的成就全部否定了”。
在這幾個月裡，毛澤東多次把陳其通等人作為教條主義的代表、把鍾
惦棐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同時拿出來批評，可是他只是催促《人民日
報》批評陳其通等人，並不催促批評鍾惦棐。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當時的意
圖還是排除障礙動員鳴放，再說，他也明白，對於右的觀點從來就不會缺
少批評的積極分子，並不必他去催促。
馬寒冰不久之後服毒自殺，未免令人嘆息。忍死須臾，情況就會有所
改變。不要多久百家爭鳴就會轉為反右派鬥爭，作為另一種傾向的代表多
次跟他們一同受到批評的鍾惦棐，將成為最早一批的右派分子，而陳其通
陳亞丁卻可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克服教條主義，投入反右派鬥爭》
的文章。
關於王蒙的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 ，《人民日報》於3月12日
刊出林默涵的文章《一篇引起爭論的小說》。文章明顯反映出了毛澤東的
意見。林默涵的文章表示，不能同意對這篇小說的“粗暴的、武斷的批評”，
他指出：“說北京不會產生這種人物，不但不符合事實，也表現有些人對
於藝術上的‘典型環境’這個概念是沒有弄清楚的。”林默涵對小說及其
作者作出了在他看來是很高了的評價：“小說的作者對於複雜的生活是進
行了比較深刻的觀察和思索的，因此，他能夠在別人所習以為常的事物中
看出某種值得注意的東西。可寶貴的，不但是作者的這種能夠捉住生活中
某些值得注意的事物的能力，還有他的敢於向缺點進攻的勇氣。”“應該
說，這篇小說在揭發生活中的消極事物，在描繪各種樣子的官僚主義者和
政治衰退分子方面是比較成功的，是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小說的問題，
林默涵認為，是主人公林震的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孤芳自賞的情
緒”，以及作者“抱著同情和欣賞的態度，把那些缺點也當作優點來加以
愛撫和贊揚”，“作者痛恨生活中的消極事物，可是他卻沒找到能夠戰勝
這種消極事物的真正的積極力量”。這些意見同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思想
改造的一貫論斷也是相符的。
和宣傳會議同時，3月5日至20日，還在北京舉行了全國政協第二屆第
三次全體會議，主題也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
問題。民主黨派負責人都發言擁護新方針。
民盟中央常務委員鄧初民顯然贊同從馬克思主義思想史的高度來評價
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 他在大會發言中還為此說補充了文獻上的根據。
他在引用了馬克思《哲學的貧困》中的話，引用了列寧的兩段話之後，接
著說，“我國的黨和毛主席在新的條件下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
於內部矛盾的理論”。
民進中央主席馬敘倫談到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他說：“在社會主義改
造完成後，民主黨派最基本的一項工作就是要幫助它的成員和所聯係群眾
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資產階級思想殘餘。”
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主席章伯鈞的發言，在談“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時候，大抵是復述毛澤東講話中的一些意見，
沒有發表什麼他自己的不同見解。在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時候，
態度也很合作，他說：“我們不是為長存而長存，我們是要為實現社會主
義而長存，為國家和人民謀福利而長存。為要做好工作，保證長期共存，
依我看，就不要為發展而發展，而要繼續堅持發展與鞏固相結合的方針。
在不穩固的基礎上遍地擺大攤子，大開放主義，是很危險的。”對於幾年
來的肅反工作，章伯鈞表示了贊揚，以為這“對於人民對於國家建設是一
件極有益的不可少的事情”，他認為民主黨派機關幹部和一些高級幹部都
應該參加肅反運動。
民盟中央另一位副主席羅隆基的發言，題目是《加強黨與非黨知識分
子的團結》。他認為：“一年來在學術思想方面，‘百花齊放’，放者不
多，‘百家爭鳴’，鳴者太少。基本原因還在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顧慮太多，
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鳴。”他以為，這是因為“某些黨員幹
部和黨外少數進步人士，對思想學術的‘放‘者‘鳴’者，不藉口誅筆伐，
‘包抄’‘圍剿’，以求正人心，息邪說，衛道統。這就使一般舊知識分
子無所適從，逡巡不進，瞻前顧後，慄慄危懼。”羅隆基提出了一個“‘落
後’與‘外行’之間的隔膜”這樣的提法。意思大約是在一些幹部眼中，
知識分子是“落後”，在知識分子眼中，一些幹部是“外行”吧。他還談
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願做脫穎而出的毛遂者少，願做隆中待訪的諸
葛亮者多。若得三顧茅廬，必肯鞠躬盡瘁”。他沒有忘記聲明：“我不是
說在今天的新社會裡，還必須用‘禮賢下士’、‘三顧茅廬’的舊方式來
團結高級知識分子，這絕不是的。我必須指出，今天批評、鬥爭和改造的
團結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禮’之‘下’之是有矛盾的。”
羅隆基在這篇發言中，還提出了一個“應該把個人和黨的界線分別清
楚”的問題。他說“領導幹部執行政策是可能發生偏差的，個人是可能犯
錯誤的。一方面，不可以把個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個人
的錯誤看成黨的錯誤。另一方面，接受黨的領導，不完全同於接受黨員個
人的領導，黨員個人的威望不等於黨的威望。批評個別黨員，不管批評是
否妥當，不等於反黨，更不等於反革命。”
羅隆基說的這些落後與外行的隔膜，批評個別黨員不等於反黨等等，
在不久之後的反右派鬥爭中，都是最觸忌諱的右派言論。
政協會閉幕之後不幾天，《光明日報》編輯部改組。4月1日，儲安平
就任總編輯，取代原任總編輯的共產黨員常芝青。
為了把這張報紙還給民主黨派，增加黨外人士發言之地，這一改組早
在1956年陸定一在懷仁堂作報告之後不久就開始醞釀了。曾經有過請徐鑄
成主持該報的考慮。徐不肯脫離班底隻身到一個陌生的場地上去，敬謝不
敏。現在鳴放正在推向高潮，這事不好再拖，胡喬木登門敦請，請出了儲
安平。
新任總編輯上任的第一天，由社長章伯鈞陪同到報社。他對前來歡迎
的各部主任說，我到這裡來工作，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臺。他
馬上以全部精力投人新的工作，發出了一百多封徵稿的信件，派出好些記
者到上海、南京、武漢、廣州、西安、蘭州、瀋陽、長春、青島這些城市
去開座談會，動員鳴放。
毛澤東本人也要到一些城市去，向地方上黨的幹部宣講他的新方針。
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一結束， 經過三天的準備，3月16日他就啟程了。17日
在天津，18日在濟南，19日在南京，20日在上海，都在當地黨員幹部會議
上講話。4月初中共中央上海局在杭州開會，他也到了杭州，聽了到會各省
市的匯報，同他們講了話。
同他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比起來，這幾次的
講話因為聽取情況的不同，他講的側重點也不同。在北京的那兩次會議上
的講話，是黨內外人士一起聽的，而且黨內的也多是一些高級知識分子。
他向他們講新方針，是為了解除他們的顧慮，動員他們積極鳴放。在外地
的這幾次講話。聽的都是黨內的幹部，對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講得更加坦率，
目的是消除黨的幹部的疑慮，教他們不要害怕新方針，不要怕人家鳴放。
4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以《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
鳴”的方針》為題的社論，首次在報紙上正面闡發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
務會議上的講話。社論說，“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並不是什麼一時的、
權宜的手段，而是為發展文化和科學所必要的長時期的方針。它說，我國知
識分子的大多數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圍，他們的思想必然在學術文化
領域內有所表現，這問題只能用說服的方法解決，如果采取壓服和禁止的辦
法，那麼，對於黨和馬克思主義者說來，這並不是實現自己的任務，只是取
消自己的任務，而且這樣作的結果只能是壓而不服，禁而不止。社論還認為
“雙百方針”只能幫助而不會妨礙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這篇社論對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明瞭自己的態度。認為他們“對於目
前文藝界狀況畫了一幅嚇人的暗淡的圖畫”。社論說：
“何以會有這種極端歪曲的估計呢？這是由於，到現在為止，黨內還有
不少同志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實際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們
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極現象，加以渲染和誇大，企圖由此來證明這一方針
的‘危害’，由此來‘勸告’黨趕快改變自己的方針。但是，黨不能接受他
們的這種‘勸告’，因為他們的方針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反馬克思主義
的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
社論結尾處，《人民日報》還作了自我批評：“本報在發表了他們的文
章以後，長期間沒有加以評論，是造成這種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社論表
示：“不但應該批評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而且應該批評對於馬克思
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歪曲（這是指陳其通等四人文章），批判對於教條主義的
自由主義態度（這是報社的自我批評）。”
這時毛澤東剛從南方回來不久，看了這篇社論頗為賞識。當天中午，他
把鄧拓，《人民日報》的幾個副總編輯和編委找去，特別指名要這篇社論的
執筆者王若水也去，在他的臥室談了一個下午。
毛澤東說，看了今天的社論，雖然發得晚了一些，總算對陳其通等四人
的文章表了態。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已經開過一個多月了，共產
黨的報紙沒有聲音，而讓非黨的報紙抓住這面旗幟。……
鄧拓匯報，他一上來就作檢討，但他的話多次被毛澤東措詞尖銳的批評
打斷：
我看你們是專唱反調，專給陳其通等人唱。
你們不是黨報，是派報。
過去我說你們是書生辦報，不對，應當說是死人辦報。
鄧拓解釋：過去中央曾有規定，黨的會議不發消息，主席講話沒有公佈
前，也不引用。……
毛澤東說：“中央什麼時候有這個規定？最高國務會議發了消息，為什
麼不發社論？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宣傳會議不發消息是個錯誤。這
次會議有黨外人士參加，為什麼也不發消息？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
傳。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沒有聲音，非黨報紙在起領導作用。
黨報被動，黨的領導也被動，這裡有鬼。鬼在什麼地方？”
鄧拓：我對這件事沒有抓緊……
毛澤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
毛澤東顯得很惱怒。 他說，在1月份的省委書記會上，他印發了陳其通
四人的文章。當時他說過，這四位同志是忠心耿耿，為黨為民，但文章是教
條主義的，他是不同意他們的意見的。但鄧拓和一些省委書記回去傳達，都
說主席表揚了他們。為什麼會聽錯？這叫做各取所需。《人民日報》登了一
篇駁陳其通四人的文摘是客觀主義的，也沒有報紙編輯部的意見。
毛澤東肯定了當天報上的社論，並詢問了寫作的過程。
鄧拓說：是王若水同志寫的。
毛澤東對王若水說：我要請你吃飯。
王若水說：胡喬木同志作了不少修改。
毛澤東說；修改也總有個基礎吧。接著。他又說：中央很多會議你們都
參加了，參加了回去不寫文章，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
折舊費。以後誰寫文章，讓誰來開會。
毛澤東對鄧拓說，我看你很像漢元帝，優柔寡斷，你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鄧拓說：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漢元帝，不過我實在是感到能力不夠，難
以勝任。希望主席考慮撤掉我的職務。我幾次誠心誠意地提出過這個請求……
毛澤東又一次地打斷他：我就不相信你那個誠心誠意！你只知道汽車出、
汽車進，養尊處優。你不能佔著茅坑不拉屎。
胡喬木出來解圍。他說。《人民日報》曾經搞了個計劃，組織過幾篇文
章，他因為沒有把握，壓下來了。這事不能全怪報社，他也有責任。
毛澤東的怒氣漸漸平息，就雙百方針、知識分子問題和編輯工作談了不
少意見。
毛澤東說，百家者，兩家而已；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知識分
子百分之七八十是處在中間狀態的。爭鳴，就是兩家爭取這中間狀態的知識
分子。
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可不可以批評？可以。我考慮過，如說對馬克
思主義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可以批評，而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可以
批評，這樣說也不好，所以我在報告中籠統地說對馬克思主義可以批評。
知識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有人說資本主義私有制正在變為社會主
義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哪裡還會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
知識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資產階級的皮上，也可以附在無產階級的皮上。無產
階級給他們錢，讓他教書、辦報、做文藝工作，這是贖買他們，要他們轉到
馬克思主義方面來。伯達同志說對知識分子和對資本家一樣，也是贖買政策。
不過對資本家可以公開這樣說，對知識分子不能公開這樣說。
現在的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的靈魂依舊在資產階級那
方面。《三國演義》說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義。其實，曹營不壞，
當時曹操是代表進步一方的，漢是沒落的。
爭取知識分子，用什麼辦法？一種辦法是壓，這不會使人心服。1953年
統購統銷時，黨和農民的關係很緊張。現在，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相當緊張，
知識分子魂魄不安。黨內也緊張。還要繼續緊嗎？我主張松，這樣他們就靠
攏我們了，有利於改造，不能緊，越緊他們就和我們的距離越遠。
談到報紙，毛澤東排了一個這樣的名次：《文匯報》、《中國青年報》、
《新民晚報》或者《大公報》、《光明日報》，最後是《人民日報）和各地
黨報。
當有人提出雜文難寫的時候，毛澤東說，雜文要有，整個報紙文風要改進。
雜文也可以寫得全面一些。魯迅的雜文就寫得很全面。我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以
後，可以給你們寫一些文章。
鄧拓說，主席想寫雜文，《人民日報》可以闢一個專欄。
毛澤東說，我用自己的名字不方便，用筆名人家也看得出來，不好辦。
在談話中，毛澤東幾次批評《人民日報》改出八個版這件事，說紙張緊
張，為什麼出那麼多。有人支支吾吾地說，出八個版的事是中央同意過的。
毛澤東問：中央是誰呀？答：請示過主席。毛澤東說，如果是那樣，那是我
說了昏話。我的很多話你們都聽不進去，這件事就聽進去了。[14]
[14] 4月10日這次談話的情況，參見王若水《智慧的痛苦》第320～325頁。
這時，在高等學校這些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在組織座談會，討論毛
澤東的這篇怎樣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座談中出現了很尖銳的意見。
像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的發言，就語驚四座。他的這兩次發言的記錄，
登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只供領導同志參考” 的黨內刊物《宣教動態》1957年
第51期（5月12日）上，是這一期的頭條，文如下：
傅鷹對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提出尖銳的批評
北京大學教授傅鷹在北大化學系討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座
談會上作了幾次發言。
第一次（4月27日）座談會上的發言如下：
年輕黨員如同國民黨特務
黨和黨外人士關係不好，首先是由於“三反”時的偏差。“三反”後，
教授們談話，只要來了個黨員，便都相視而笑，說些專門給黨員聽的話，
其實教授們並非在罵毛主席，也許是在談梅蘭芳的《貴妃醉灑》。但欲加
之罪，何患無辭。鬥爭時，黨員會說，某次我聽見傅鷹在議論梅蘭芳，為
什麼不尊重藝術家？這是什麼思想？什麼根源？所以我對於年輕黨員的看
法，就同在重慶時對國民黨特務的看法一樣。特別是對正在爭取入黨爭取
轉正的人有戒心。他們越多打你幾棍子，入黨轉正的機會就越大。
沒有把握不再來“三反”
現在說話雖然已無殺頭的危險，甚至也無失業的危險，但沒有把握不
再來個“三反”。運動來了，給你提意見的不是毛澤東、周恩來（要是毛
澤東、周恩來提意見，保證願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輕的黨員、團員。他
們在大會上大罵你一通，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混蛋，這才鼓掌通過。
事後說是搞錯了，他只到你一個人面前道歉。為什麼科學家都想到北京來？
因為運動中偏差的大小與離北京的距離成正比。我相信黨，但不相信個別
黨員不會作難。不怕官，只怕管。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可以批評人家沒骨
氣，為什麼不扛起來？這種批評不對。求生是動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
逆”反應。
當然不是說所有黨員都壞，黨員和非黨員有一個共同之點：良莠不齊。
我最討厭思想改造
我最討厭“思想改造”，改造兩字，和勞動改造聯在一起。有了錯才
要改，我自信一生無大錯，愛國不下於任何黨員，有什麼要改？現在所謂
“改造”，就是要人在什麼場合，慷慨激昂說一通時髦話，引經據典，馬、
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聽不懂的話去說人人都懂的事？化學系只
我一個人沒上夜大學，受不了。夜大學教員把人都當作全無文化。毛主席
說一句話，本來清清楚楚，偏要左體會右體會。煤是黑的——就完了。非
要說什麼“煤之黑也，其不同於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
是廢話。
把不好的思想說成資產階級影響是不公平的
人們有什麼不好的思想行為，總說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這是不公平
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老祖宗無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幾曾教人貪污，損人利
己，唯利是圖？我從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覺得有什麼錯。張子善、劉
青山、高崗也不代表無產階級。
一個化學家怎麼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個化學家怎麼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學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辯
證的。我看過很多哲學書，很欣賞貝克萊，但他終於搬出上帝來，我就不
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學通報》上寫了一篇文章（記者按：題為《高等學校的
化學研究——一個三部曲》 ，載《化學通報》1955年9月號），范長江在
北大演講，說我反對黨的領導，至少是對老幹部沒有同情心。那時我剛從
石油學院來，石油學院的老幹部有一條公式：我是老黨員，你是群眾，所
以，你是錯的。這還有什麼可說。石油學院的年輕黨員，指指點點，我應
該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們要跟我談學問，還得先學五六年，還要
下苦功學呢。在石油學院我跟兩個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學，我根據多年經驗，
建議把某個教學次序倒轉一下，那兩個小孩不聽，非要照格林卡（按：是
蘇聯教本）的講。你不聽有自由，但反過來卻在校刊上批評我學習蘇聯不
積極。其實，我一人看的蘇聯文獻比全石油學院的教授看的還多，他們只
看過一本格林卡。
××ד集教條主義之大成”，應作公開檢討
學蘇聯要一板一眼的學，這是×××的主張，他集教條主義之大成。
如果這樣何必還要師資，開錄音機就行了。據聞，×××在黨內檢討過種
種錯誤，檢討了什麼我們全不知道，不滿意。（邢其毅教授後來點明說，
傅鷹的意思就是要×××到北大或是別的地方作公開檢討。邢說，×在一
次報告中說知識分子“三月不見英美文獻，如喪考妣”，這簡直是罵知識
分子的祖宗；×在另一次報告中公然號召“學蘇聯就是要教條的學”。邢
說，雖然×是中央候補委員，我對他還是有意見。他如果作個公開檢討，
很有好處。）
我和黨是同奔一個門，事實證明，他認路比我認得好，我自然跟著他
走，並沒有被領導的不愉快感。
黨對知識分子的脾氣還沒摸對
黨到現在對知識分子的脾氣還沒有摸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就是要把我
們當自己人，如此而已，並不需要優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麼蔣介石
給更多的錢，怎麼辦？豈不危險？看電影時，特別留著好位子，坐在這種
特殊座位裡，心裡就想：還是把我當客人。用現在比過去的方法教育知識
分子，根本不對頭。現在比過去好，因此應該擁護現在的政府，這個邏輯
用於知識分子就很危險。過去我剛回國時，住了十三間房，五個澡盆，每
月六百元薪水。按這個邏輯推下去，我豈不要反對政府？
知識分子就是愛國
知識分子就是愛國。我父親從前在外交部做事，從小我就聽他說，從
康熙尼布楚條約到辛丑條約，每條都是中國吃虧。宣統三年我到上海，公
園牌子上寫著“中國人與狗不許入內”。後來到美國，過國境到加拿大看
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來往，中國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領藥品，那裡的
人說，“你們中國人學科學幹什麼？”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翻身，
現在這個希望實現了，所以我擁護這個政府。共產主義我不瞭解，從書本
上看的來說，意識形態方面我不見得全同意，但共產黨把國家弄成現在的
氣派，我擁護它。
但我心裡還是有不快，黨還是把我當外人。我十分力氣只使出六分，
並不是不願意使出全力，是沒有機會，還沒有和黨做到知己。
第二次（4月29日）座談會上的發言如下：
學校裡的衙門習氣比解放前還重
學校裡至今沒有建立起學術風氣，衙門習氣比解放前還濃厚。在教學、
做研究方面，教授的把握最大，教授應對學校的一切有發言權，應尊重他
們的意見。解放以來，教授沒有地位。留哪個畢業生做助教是由人事處決
定的，全憑政治水平，入選的機會，黨員比團員大，團員比群眾大。什麼
叫政治水平？我以為，愛國，百分之百擁護政府，政治就夠條件。人事處
全是一幫孩子，不知大學該如何辦，不懂哪能不主觀？化學系一個復員軍
人學生，黨員，去年因為侮辱女生，開除出黨了，校方處分是留校察看，
今年他又在實驗本子上大罵教師，我們教研室教師全都認為這回該開除了，
人事處不同意。不知人事處憑什麼資格不同意。最好廢除人事處。如果廢
不了，至少要他們瞭解自己的地位，不能掌生殺之大權。教授評級，最後
也是由人事處定的。人事處的毛孩子，有沒有“術”不知道，“不學”是
定了的。不學的人在學校作主，何堪設想？馮新德教授太太神經有病，要
求換個清靜房。唐有祺教授家人多，要求換個大房。總務科就是不理，我
家旁邊有一幢大房子，空了一年，也不肯給他們住，現在給新上任的科學
研究處副處長（指×××，新入黨）住了。現在是長字輩的吃得開，後果
何堪設想？當長，什麼人都可以，擺一塊木頭在那裡，它也能當長。但木
頭不能講課。當長等於穿一件衣，穿了脫了都無所謂的，長與學問並不成
正比，常是成反比的，做學問的人就不是當長的料。
真進步是把意見貢獻出來
也不能完全怪學校領導，教授本身也要負責。不順眼為什麼不說？憲
法規定了言論自由。毛主席提出了百家爭鳴以後很久並不熱鬧，現在才熱
鬧起來。以前沒人敢說，偶爾有幾個不識時務的人說了，好家夥，我幾乎
和胡風弄到一起去了，馬列主義教研室的人就是這樣說我的（按：指傅在
《化學通報》上那篇文章的事），不敢說，是沒肩膀。很大一部分“進步
分子”是光揀領導愛聽的話說，昨天還是國民黨，今天又申請入共產黨，
這樣的人不只一個，算進步我不信。真進步是把意見貢獻出來，把國家辦
好，中國知識分子有氣節傳統，不會阿諛諂媚。現在“氣節”兩字不時新
了，說是封建的。三反時，凡是1949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輩子努
力培養了多少學生，也全給批判掉了，說是為蔣介石服務。
並非主張教授治校，但應與教授商量。
我並非主張教授治校，雖然有人這樣提了。工作應該與教授商量。這
次北大校委會討論評獎問題，尊重教授意見，決定取消了，這才是民主；
但早尊重教授意見，也不必花這麼多時間來討論。校長請教授去喝咖啡等
等倒不必。把教授當作自己人，遇事徵求意見，教授意見錯了可以和他爭，
如果敷衍敷衍，錯了也不駁，我就感到是把我當外人。
黨和知識分子關係緊張，是黨員瞎匯報的
邢其毅教授問為什麼人民日報社論說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最緊張，我
說，這又不知是底下的黨員如何向上瞎匯報的，我就不信和知識分子的關
系比和農民和資本家的關係還緊張。黨員瞎匯報的例子很多。周總理有一
次說我國有機化學達到國際水平，我說沒有那回事，大概又是匯報得不對。
（科學處）[15]
[15] 轉引自龔育之《毛澤東與傅鷹》，載《百年潮》雙月刊，1997年第1期。
傅鷹的這些話，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4月， 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第七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統一戰線
工作方面貫徹“雙百方針”。認為在大規模的群眾性的階級鬥爭基本上已
經過去的時候，處理統一戰線內部各種矛盾要貫徹“放”的方針，“鼓勵
黨外人士唱對臺戲”。“對臺戲” 這提法也是從毛澤東那裡來的。 1月
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說，“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
戲，放手讓他們批評”[16]。對此李維漢在會上作了這樣的解釋：
“對臺戲是人民內部和階級間公開合法的鬥爭，對處於執政地位和領導
地位的我們黨來說，特別需要健全和發揚人民民主，需要廣大人民群眾包括
民主黨派、民主人士的監督。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一種對臺戲。這種對
臺戲，是我們同黨外人士一道解決問題和改進工作的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
生動地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促進思想改造的最好的方法。”[17]
[17]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0頁。
這次會議還對去年以來階級鬥爭形勢和左中右的政治分野作了具體分析，
認為1956年下半年“一股反社會主義制度的風，又一般反思想改造的風，逐
漸地刮起來了。這股風主要是從右派那裡吹來的”，顯然他是把章乃器這樣
的人劃入右派了。有意思的是他說：“這些現象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反映，要
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辦法來對待這股風。右派也是人民的一部分，只能這樣
對待。”[18]從這裡也就可以知道，後來那樣的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七年
夏季的形勢）所說的“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
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派”[19]，都在中央統戰部
長的意料之外。
[18]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29頁。
[19]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56頁。
在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見報的前一天， 4月30日，毛澤東對整
風作了最後一次動員。這天，他在天安門城樓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
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他說，整風的總的題目是
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據民進中央常委吳研因5月30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說：
“毛主席在4月30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 對整風運動提出了指示，他說現在
是黨要整風，要民主黨派幫助黨整風，並不是要民主黨派整風；還說理論學
習也可以停下來，否則會沖淡整風運動。”
那天也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李維漢後來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的講話，鼓舞
了黨外人士向黨提批評意見，幫助黨整風的政治積極性。[20]
[20]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第831頁。
1957年的春天，就在這樣一個接一個的重要會議，從1949年以來沒有過
先例的會議中度過了。人們看到的，是一派祥和之氣。
呵，多麼令人懷念的不平常的春天！前人有詩嘆曰：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