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要從1956年講起。
談到1956年，毛澤東說：
“去年這一年是多事之秋，國際上是赫魯曉夫、哥穆爾卡鬧風潮的一年，國內
是社會主義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現在還是多事之秋……”[1] [1] 《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39頁。
赫魯曉夫鬧風潮， 是指1956年2月他主持召開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
用“反對個人迷信”這個提法批評了斯大林，第一次揭露斯大林對無辜者的大規模
鎮壓。二十大路線的出現有其必然性。它是蘇聯國內外矛盾發展到那時的公開表露。
赫魯曉夫作為一個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第一個揭露出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
弊端，表示了必須有所變革的意思。二十大路線有著明顯的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傾向。
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一劃時代的事件，其影響巨大而且深遠。35年之後蘇共
的消亡和蘇聯的解體，都應該溯源到這一事件。
說起斯大林，其實毛澤東對他早就有自己的看法。使他感到切膚之痛的，是斯
大林對待中國、對待中國共產黨和對待他本人的態度。這方面的意見他說過不只一
次。例如，他說：
“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的王明‘左’傾冒險
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裡來的。解放戰爭時期，
先是不準革命，說是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仗打起來，對我們半信
半疑。仗打勝了，又懷疑我們是鐵托式的勝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兩年對我們的
壓力很大。”[2] 對於蘇聯的國內政策，毛澤東也有看法。例如，他說：
“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
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纍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受到極大的損害。”[3] 斯大林在世，有看法也不敢講。斯大林死後不多久，毛澤東就開始思考蘇聯模
式的得失了。據薄一波說：“在我的記憶裡，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蘇
為鑒’的問題。”他回憶說，“從斯大林逝世以後，蘇聯發生的事情，包括貝利亞
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案假案被平反，對農業的加強，圍繞以重工業為中心的方針
發生的爭論，對南斯拉夫態度的轉變，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換等，已使我
黨中央陸續覺察到斯大林和蘇聯經驗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而且，“也陸續發現蘇
聯的某些經驗並不適合我國國情”[4]。作為一個有經驗有眼力的大國領袖，毛澤東
並不需要蘇共二十大的啟發，就已經在思考蘇聯的教訓了。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頁。
世上也真有些碰巧的事。 2月14日是蘇共二十大開幕的日子，也正是在這一天
開始，毛澤東逐日聽取國務院財經方面34個部委的彙報，目的是探索一條不同於蘇
聯的發展道路。同時在莫斯科和北京進行的這兩個會的關係，薄一波回憶說：“在
得知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消息後，我黨中央除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作
了討論外，彙報中同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相關聯的事也多了起來，‘以蘇聯為鑒戒’
的思想更加明確了。”[5] [5]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頁。
毛澤東這次聽取彙報的結果，是形成了《論十大關係》這篇講話。他說：
“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
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
當然更要引以為戒。”[6] 這篇《論十大關係》在毛澤東去世之後才公開發表。當時對蘇共二十大公開表
明態度的，是4月5日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
經驗》一文。這篇由陳伯達執筆起草的文章，經過毛澤東詳細修改補充。文章表示
了對蘇共二十大新路線的支持：
“二十次代表大會非常尖銳地揭露了個人迷信的流行，這種現象曾經在一個長
時間內的蘇聯生活中，造成了許多工作上的錯誤和不良的後果。蘇聯共產黨對於自
己有過的錯誤所進行的這一個勇敢的自我批評，表現了黨內生活的高度原則性和馬
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生命力。”
“中國共產黨慶祝蘇聯共產黨在反對個人迷信這一個有歷史意義的斗爭中所得
到的重大成就。”
毛澤東審稿時加寫了一些文字，既批評了斯大林，也在能夠為之辯解的地方為
他作了辯解。他說：
“他驕傲了，不謹慎了，他的思想裡產生了主觀主義，產生了片面性，對於某
些重大問題做了錯誤的決定，造成了嚴重的不良後果。”“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後期，
愈來愈深地欣賞個人祟拜，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違反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
的制度，因而發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錯誤：在肅反問題上擴大化；在反法西
斯戰爭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對於農業的進一步發展和農民的物質福利缺乏應有的
注意；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特別是在南斯拉夫問題上作了
錯誤的決定。”
“有些人認為斯大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
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
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地方作出全面的
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
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
這篇文章還把蘇聯發生的問題同中國的情況聯係了起來。認為：
“我們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帶有教條主義的習氣，把自己的思想束縛
在一條繩子上面，缺乏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對於斯大
林個人迷信的影響。”
“我們也還必須從蘇聯共產黨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中吸取教訓，繼續展開反對
教條主義的鬥爭。”
中國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響，這裡僅僅說到了不少研究工作者的教條主義習氣，
其實是遠遠不只這些。中國共產黨是在共產國際的幫助和領導之下建立和發展起來
的。毛澤東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最偉大的友誼》中說：
“從列寧逝世以來，斯大林同志一直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人物。我們圍
繞著他，不斷地向他請教，不斷地從他的著作中吸取思想的力量。”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是遵循列寧斯大林的學說，得到了偉大的蘇維埃國
家和各國一切革命力量的支持，而在幾年以前獲得了歷史性的勝利。”
“蘇聯共產黨……在過去和現在是我們的模範，在將來也還是我們的模範。”
毛澤東後來對人說過，這篇講話是他的違心之作。
1949年7月，劉少奇率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就即將建立的新國家的許多問題，
從內外政策、機構設置、重要的人事安排等事項，直接向斯大林討教。幾年間，確
實是把蘇聯作為模範。諸如：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計劃經濟，五年計劃，
優先發展重工業，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方面。一步一
步把蘇聯模式移植了過來。
在指導理論方面所受到的斯大林的影響，這裡可以舉一個例。1928年斯大林在
《論工業化和糧食問題》的演說中說：
“隨著我們的進展，資本主義分子的反抗將加強起來，階級鬥爭將更加尖銳”，
“向社會主義的前進不能不引起剝削分子對這種前進的反抗，而剝削分子的反抗不
能不引起階級鬥爭的必然的尖銳化”[7]。 [7] 《斯大林全集》第11卷中文版，第149～150頁。
1937年他又在《論黨的工作缺點和消滅托洛茨基兩面派及其他兩面派的辦法》
的報告中說：
“我們的進展愈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殘餘也會愈加凶惡，他們
愈要采用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他們愈要抓住最絕望的鬥
爭手段來作最後的掙扎。”[8] [8] 《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頁。
這是斯大林有名的公式，正是這個公式導致了蘇聯肅反的嚴重擴大化。
1955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轉變為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人民日
報》就此發表社論《必須從胡風事件吸取教訓》，毛澤東審稿時加寫了三段文字。
他說：
“在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運動中，階級鬥爭更
加尖銳，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進行破壞活動。”
由此可見，反胡風鬥爭的指導思想，就是斯大林的這個公式。
中蘇兩國的異同， 毛澤東說：1956年4月提出的十大關係，開始提出自己的建
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 [9]。換句話
說，同的是原則，是大的方面；異的是方法，是小的方面：大同小異吧。或者說，
用有所不同的方法去實現相同的原則。 [9] 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471頁。
還有一點很大的不同。從十月革命到二十大，蘇共執政已經39年。或者換一個
計算方法，從1927年打垮了托洛茨基，到1953年去世，斯大林大權獨攬26年。在這
39年或者26年的漫長歲月中，蘇聯在國內以及對外關係方面已經積纍了大量的矛盾，
不少弊病已很明顯，以致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不得不突出地提出這個問題，表示出改
弦更張的態度。而這時，中國共產黨執政還不過七八年時間，還在向蘇聯模式轉變
的過程之中，時間還不長，這種模式的弊病還不很顯著。這時的包袱還不重，還有
較大的行動自由。毛澤東決心不再亦步亦趨，《論十大關係》就是他探索新路的第
一次重大的努力。他說，十大關係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
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各國搞得更快更好[10]。 [10] 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471頁。
在考慮了蘇聯、東歐的不足和失誤，考慮了中國的情況之後，毛澤東提出了他
的新方針。《論十大關係》中談到黨和非黨的關係，主要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
系，他提出的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點是和蘇聯不同的。蘇聯不允許其
他政黨存在，在二月革命中一同推翻沙皇的其他社會主義政黨都被取締。毛澤東說：
“在我們國內，在抗日反蔣鬥爭中形成的以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的許多
民主黨派，現在還繼續存在。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
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11] [11]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78～279頁。
4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
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5月2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他又把這“十大關係”、“雙百”方針這些意思向黨外的高
層人士說了一遍。
在談到這些新方針的時候， 還應該提到1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
題的會議。長時期以來實行的知識分子政策，是爭取、團結、教育、改造。1949年
執政以後，不再提“爭取”，其餘三項不變。不言自明，這是把知識分子看作有待
爭取，有待團結，有待教育，有待改造的一種異己的力量。周恩來在會上所作的報
告對知識分子重新作了估計。他說，我們現在所進行的各項建設，正在愈來愈多地
需要知識分子的參加。知識分子已經成為我們國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
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應該改善對於他們的使用和安排，使
他們能夠發揮他們對於國家有益的專長。應該給他們應得的信任和支持。周恩來的
報告還指出：目前在知識分子問題上的主要傾向是宗派主義。
毛澤東4月28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和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 “百花齊
放，百家爭鳴”方針的兩次講話，迄今未見發表。對於這一方針的官方闡述，最早
見於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的《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一文。這是他5月26日在
懷仁堂向自然科學家、社會科學家、醫學家、文學家和藝術家共兩千人的一篇講話，
經毛澤東審閱修改，於6月13日發表。陸定一說：
“中國共產黨對文藝工作主張百花齊放，對科學工作主張百家爭鳴，這已經由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佈過了。”
“要使文學藝術和科學工作得到繁榮的發展，必須采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的政策。文藝工作，如果‘一花獨放’，無論那朵花怎麼好，也是不會繁榮的。”
“我們的歷史證明，如果沒有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沒有自由討論，那末，學術
的發展就會停滯。反過來說，有了對獨立思考的鼓勵，有了自由討論，學術就能迅
速發展。”
“我們所主張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提倡在文學藝術工作和科學研究工作中
有獨立思考的自由，有辯論的自由，有創作和批評的自由，有發表自己的意見、堅
持自己的意見和保留自己的意見的自由。”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人民內部的自由在文藝工作和科學工作領域中
的表現。”
在回答“為什麼現在才著重提出這樣的政策”這一問題的時候，陸定一談到國
內政治狀況、知識界狀況的變化。首先是這樣一條：
“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基本地區內已在各方面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剝削制度將
在今後幾年內在這些地區被消滅。一切原有的剝削者將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
者。我國即將成為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主義國家。”
陸定一隻說了這麼多，只說了國內的原因，沒有說國外的影響。他的副手周揚
在中國作家協會文學講習所的一次講話中是說到國外的影響的。他說：
“最近中央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
大會提出對斯大林的批評有關。……我們不否認對於斯大林的批評在全世界引起了
很大的混亂。但這個混亂現在看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收穫。我們是在這樣的一
個狀況下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 [12][12] 《周揚文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05頁。
陸定一的這篇講話還向不久前在《紅樓夢研究》批判中受到粗暴批評的俞平伯
表示了歉意。他說，“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只是犯了在文藝工作中學術
思想上的錯誤。”陸定一併且承認一些批判文章“缺乏充分的說服力量，語調也過
分激烈了一些。至了有人說他把古籍壟斷起來，則是並無根據的說法”。看來，已
經無意於全盤肯定幾年來給知識分子造成無端傷害的那些思想批判運動了。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陸定一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講話，使許
多知識分子好像感受到了一種新的空氣，頗覺興奮。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
氣》一文寫出了那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心情：
“去年1月， 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
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分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
“周總理的報告對於那些心懷寂寞的朋友們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難於言喻的，甚
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來形容自己的心情。知識分子在新社會裡的地位是肯定了，
心跟著落了案，安了。心安了，眼睛會向前看，要看出自己前途，因此對自己也提
出新的要求。有的敢於申請人黨了，有的私下計議，有餘錢要買些大部頭書，搞點
基本建設。這種長期打算的念頭正反映那些老知識分子心情的轉變。不說別人，連
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書架，最近還買了一部《資治通鑒》。
“百家爭鳴實實在在地打中了許多知識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識分子的思想改
造是從立場這一關改起的。劃清敵我似乎還比較容易些，一到觀點、方法，就發生
唯心和唯物的問題，似乎就不簡單了。比如說，擁護黨、政府，愛國家、人民，對
知識分子來說是容易搞得通的，但是要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體系，就有不少
人弄不大清楚什麼是唯物的，什麼是唯心的那一套。
“百家爭鳴恰好解決當前知識分子思想發展上發生出來的這些問題。據我的瞭
解，百家爭鳴就是通過自由討論來明確是非，即是知識分子進一步的思想改造，在
觀點、方法上更進一步的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現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是有接受辯證
唯物主義的要求的。他們希望具體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為什
麼不對，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進人工人階級。他們歡迎百家爭鳴，因為百家爭鳴可
以保障不會冤屈任何一點正確的東西，而且給任何一點可以長成為正確的東西充分
發展的條件。”
費孝通把百家爭鳴理解為知識分子進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途徑，
這真顯示出了七八年來對知識分子教育改造的巨大成績。要是百家爭鳴真達到了這
個目的，也就不枉毛澤東陸定一的一番提倡了。只是對於這一方針的貫徹，費孝通
並不怎樣樂觀。就知識分子方面說，“對百家爭鳴的方針不明白的人當然還有，怕
是個圈套，搜集些思想情況，等又來個運動時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後的事實
表明，這些並不是知識分子的過慮。就具體領導知識分子工作的幹部來說，“等到
鳴了起來， 聞到一些唯心主義的氣味， 就有人打起警鐘：‘唯心主義泛濫了’，
‘資產階級的思想又冒頭了’。大有好容易把妖魔鎮住了，這石碣一揭開，又會沖
出來、搗亂人間的樣子。對這方針抗拒的人固然不算多。但是對這方針不太熱心，
等著瞧瞧再說的人似乎並不少”。實際情況比費孝通這篇文章估計的還要嚴重一點，
對這方針抗拒的人也並不少。
9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的基調， 依然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
歷史經驗》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毛澤東在預備會議上講話，說“對斯
大林要三七開”。談到學習蘇聯，他說：“當然，是要學習先進經驗，不是學習落
後經驗。 我們歷來提的口號是學習蘇聯先進經驗， 誰要你去學習落後經驗呀？”
[13]當初提出“學習蘇聯先進經驗”這口號的時候，卻是並沒有作這樣的解釋的。
當初似乎是說，凡蘇聯經驗都是先進的，學蘇聯就是學先進經驗。那時一些不這樣
理解的人都是吃了苦頭的。現在毛澤東作出這種解釋，表明他對蘇聯經驗有看法，
他決定探索一條同蘇聯有分別的發展道路。 中共八大公開發表的文件，對蘇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確的支持。毛澤東在開幕詞
中說：
“蘇聯共產黨在不久以前召開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又製定了許多正確的方
針，批判了黨內存在的缺點。可以斷定，他們的工作，在今後將有極其偉大的發展。”[14] [14]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9頁。
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也說， “今年2月舉行的蘇聯共產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是
具世界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並且特別提到二十大“批判了在黨內曾經造成嚴重
後果的個人崇拜現象”。劉少奇的報告還提到“雙百方針”：
“為了繁榮我國的科學和藝術，伎它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黨中央提出了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科學上的真理是愈辯愈明的，藝術上的風格是必
須兼容並包的。黨對於學術性質和藝術性質問題，不應當依靠行政命令來實現自己
的領導，而要提倡自由討論和自由競賽來推動科學和藝術的發展。”
對於國內形勢的估計，政治報告認為，“現在，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
從而提出了加強民主和法制的問題，“目前在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
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必須使全國每一個人都明瞭並且
確信，只要他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權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會受到任何機關
和任何人的侵犯。”報告中還提到“各民主黨派同共產黨一道長期存在，在各黨派
之間也能夠起互相監督的作用”[15]。 [15]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
第56頁、第42頁、第53頁、第49頁、第53頁、第47頁。
鄧小平在修改黨章的報告中也說：
“關於堅持集體領導原則和反對個人崇拜的重要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
表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這些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
共產黨，都產生了巨大影響。”[16] [16]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第87頁。
這些報告反映了蘇共二十大對中共八大的影響。至少在這時中共還是基本上接
受了蘇共二十大的新路線的。提出並且力求貫徹一個在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都更加
開放的方針，就明顯反映出這一點。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公開提出之後，在知識界引起的反應很不一致。
一些人在新方針的鼓舞之下積極從事創作活動和創造性的研究；一些人歡迎新方針，
可是還有疑慮，一時不敢有什麼動作；一些人對新方針是有抵觸，甚至是抗拒的。
“雙百方針”在文學方面引起的第一個反應，是22歲的王蒙發表小說《組織部
新來的年輕人》以及圍繞這篇小說的種種評論。
王蒙應該說是新方針呼喚出來的新人。多年之後他回顧往事，說：
“1956年‘雙百’方針剛剛提出時便立見成效。那時候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各種
各樣的作品和新的藝術探索。
“我自己也是在‘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創作了《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當時
這個勇氣是被‘雙百’方針鼓勵起來的。因為它為文學藝術家們創造了一種輕鬆自
由的氣氛，它鼓勵了人們進行批評的勇氣。”[17] [17] 《新華文摘》1986年第7期第156頁。
這篇描寫青年人反對官僚主義的小說在1956年9月號《人民文學》 發表，立刻
以它的尖銳性引起廣泛的注意和爭論。一方面它受到熱烈的歡迎，一方面又受到嚴
厲的指摘。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馬寒冰的文章認為，這是“一部不真實的作品”，
他從“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這一文學範疇出發，認為像小說描寫的這樣的區委會
是完全不可能有的，至少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京市不可能有這樣的區委會。如果
真有，也只能寫篇新聞報道來批評，卻不宜寫小說。大約他是以為這沒有典型性吧。
李希凡的文章也是以這種典型環境論來批評王蒙：“在典型環境的描寫上，由於作
者過分的‘偏激’，竟至漫不經心地以我們現實中某些落後現象，堆積成影響這些
人物性格的典型環境，而歪曲了社會現實的真實。”李希凡認為，這篇小說“把黨
的一切組織、人員、工作，都寫成了‘一片黑暗”，。也有人發表文章，表示不同
意這種批評，說這是“用社會學的一般法則，代替了文學藝術的獨特規律”。
馬寒冰不只是不滿意王蒙的小說，對於提出百花齊放方針以來文藝界的局面更
是懮心如焚。他和他們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陳其通以及兩位同事陳亞丁和魯勒四
人聯名，在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
一文，就反映了這種懮慮。這篇文章在有禮貌地稱頌新方針“給社會主義的文學藝
術事業帶來了新的繁榮和無限創造性”之後，筆鋒一轉，就大談他們認為新方針所
帶來的消極現象了。文章說：
“在過去的一年中，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向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越來越很少有人提倡了。”
“真正反映當前重大政治鬥爭的主題有些作家不敢寫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
大量的家務事、兒女情、驚險故事等等，代替了描寫翻天覆地的社會變革、驚天動
地的解放鬥爭、令人尊敬和傚法的英雄人物的足以教育人民和鼓舞人心的小說、戲
劇、詩歌，因此，使文學藝術的戰鬥性減弱了，時代的面貌模糊了，時代的聲音低
沈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在文學藝術這面鏡子裡光彩暗淡了。甚至使有些小品文
失去了方向，在有些刊物上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光輝燦爛的這個主要方向的作品逐
漸少起來了。充滿著不滿和失望的諷刺文章多起來了。”
陳其通等四人的這篇文章明顯表示了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懮慮。
在1957年1月下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 毛澤東讓印發了這篇文章。他
說，陳其通等四同志對文藝工作的意見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們的意
見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讓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讓它放。也許這四位同
志是好心，忠心耿耿，為黨為國，但意見是不對的。[18]一些地方在傳達毛澤東這
些講話的時候，只轉述了他說陳其通等人忠心耿耿為黨為國這些話，卻沒有說他表
示了不贊成的態度。這樣就似乎是毛澤東表揚了陳其通等人了。加上那時鄧拓也感
到對新方針的宣傳沒有把握，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人民日報》發表這篇文章之後；
很長時間沒有表示自己的態度。這也就給讀者一種印象，似乎《人民日報》是贊成
陳其通等四人的這種意見的，這樣就增加了一些人對鳴放的疑慮。 [18] 黎之《回憶與思考》，載《新文學史料》1994年第4期，第117頁。
在這一段時間裡，也組織了民主黨派討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種討
論的情況，正如傅雷寫給他兒子的信中說的，“捧場恭惟的遠過於批評的”[19]，
儘管如此，還是出現了一些離經叛道的言論。例如章乃器在1956年中國民主建國會
一屆二中全會上提出：資產階級已經沒有兩面性了。後來他的一些文章雖然補充了
一些條件和限制， 基本上還是這個意思。1957年5月31日他在民建全國工商改造輔
導工作座談會上說，“經過‘五反’和全行業合營高潮，工商業者交出了生產資料，
如仍教條主義地強調兩面性，這對工商業者自我改造的信心有很大影響”。他還說，
“哪個階級都有兩面性，工人階級也有，只不過積極、消極兩面的比重大小不同，
這是一個先進和落後的問題”。關於定息的性質，章乃器以為，“不應該把定息說
成剝削”（6月2日《人民日報》）。 [19] 《傅雷家書》增補本，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47頁。
毛澤東把蘇共二十大批評斯大林稱做赫魯曉夫鬧風潮，同時他還提到哥穆爾卡
鬧風潮， 說的是波蘭政局的劇烈變化。6月，波茲南工人上街示威遊行，波蘭黨中
央第一書記哈布批准使用武器，發生了流血悲劇，使形勢進一步惡化，被關過幾
年的哥穆爾卡在波蘭黨的八中全會上接任第一書記。同時匈牙利也出了事，黨中央
第一書記拉科西無法控制局勢，被迫下臺。10月，布達佩斯開始的騷亂蔓延到全國，
只是蘇軍出動了坦克車才鎮壓了下去。這兩件事統稱為波匈事件。
看到蘇共二十大路線在東歐引起的這種強烈反應，看到國內知識界對波匈事件
的熱烈反應，毛澤東敏銳地認識到，對於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來說，這是一種可怕的
傳染病。他不能不重新檢討蘇共二十大路線了：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大反斯大林，這
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20] [20]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33～334頁。
“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
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
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21] [21]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1～322頁。
“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
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22] “對蘇共‘二十大’，我們黨內絕大多數幹部是不滿意的，認為整斯大林整得
太過了。這是一種正常的情緒，正常的反映。”[23] “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
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24] “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
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
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25]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斗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
穆爾卡上臺，把饒漱石抬出來。”[26] 毛澤東對哥穆爾卡的不滿溢於言表，等於饒漱石。對赫魯曉夫就更加不滿了：
“你從前那麼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
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27] 這樣批評赫魯曉夫並不過分，他確實“理由一點不講”。他那個反斯大林的秘
密報告，雖然引發了強烈的持續的政治“地震”，可是對事件並未作出理論的分析，
沒有講“理由”。對此事作出理論分析的，只有毛澤東和鐵托，只是他們兩位的分
析頗不相同。
對於匈牙利事件的原因。毛澤東作出了意識形態的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後，蘇聯共產黨，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了。階級鬥爭，
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黨與群眾的聯係，這些他們都不講了，空
氣不濃厚了。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28] 毛澤東遠比拉科西輩高明的地方，是在作出這種意識形態解釋的同時，還看到
了事情的另一方面，更本質，更合乎實際的方面：“你不許罷工，不許請願，不許
講壞話，橫直是壓，壓到一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29] 毛澤東考慮得更多的，是這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他看到了，在國內，“還有
資產階級，還有地主、富農，還有惡霸和反革命。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
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
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30]。不但敵對階級，基本群眾
也有可能出問題，他說：“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
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31]這才是更可怕的。對於形勢的可能發展，
他甚至作過這樣極端的估計：“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
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佔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
[32] [30]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1頁。
[31]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4～325頁。
[32]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2頁。
對於群眾鬧事，毛澤東不贊成采用拉科西那種加壓的方法，而主張用一個排氣
的閥門：“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33]“我們憲法上規定有遊行、示
威自由，沒有規定罷工自由，但是也沒有禁止，所以罷工並不違反憲法。有人要罷
工，要請願，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34]“除了大規模的真正的反革命暴亂必
須武裝鎮壓以外，不要輕易使用武力，不要開槍，段祺瑞搞的‘三一八’慘案，就
是用開槍的辦法，結果把自己打倒了。我們不能學段祺瑞的辦法。”[35] [33]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25頁。
[34]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3頁。
[35]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54頁。
毛澤東的這些講話，都是在黨內的會議上講的，當時沒有公開發表。中國共產
黨對波匈事件鄭重地公開表示態度，是12月29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
經驗》。這篇也還是署名《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是由胡喬木執筆起草的（順
便說一句：毛澤東死後，胡已將此文編入《胡喬木文集》）。比起前一篇《關於無
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來，對待蘇共二十大新路線的態度有了明顯的改變。
在批評斯大林問題上，和前一篇相銜接，《再論》還是說了一些這樣的話：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破除關於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錯誤
的嚴重性、消除斯大林錯誤的後果方面，表現了巨大的決心和勇氣。全世界的馬克
思列寧主義者和同情共產主義事業的人們，都支持蘇聯共產黨糾正錯誤的努力，希
望蘇聯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滿的成功。”
但是全篇的主旨卻不是要說這些，而是要竭力為斯大林辯解：“甚至在他犯錯
誤的時候，他的悲劇也在於，他相信那是捍衛勞動者的利益不受敵人侵害所必須的。”
關於斯大林的功罪，毛澤東審稿時加寫有這樣一段：“儘管在某些時候為了糾
正這些錯誤而對這些錯誤加以強調是必要的，但是為了作出正確的估價，不使人們
發生誤解起見，將這些錯誤放在適當的地位也是必要的。我們認為，斯大林的錯誤
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只居於第二位的地位。”
這也就是他不止一次說過的三七開的意思。為什麼必須這樣分析呢？他已感覺
到，全盤肯定斯大林，全面照搬斯大林模式，是行不通的，必須有所更張。現在他
又從波蘭匈牙利的實例看到，否定斯大林，發展下去，勢必鼓勵人們起來反對斯大
林模式的政治經濟體制。對斯大林的三七開，就是對二十大的三七開，有三成是可
以接受的，七成是不能接受的。這三七開，也是容許批評的界限，批評在三之內，
是建設性的，到三之外，就是破壞性的批評了。簡單地說，斯大林遺產中的那些最
刺眼，最惡心，最令人厭惡的部分是要消除的，消除這一切的目的，正是要把這體
制更好地保存下來，他不認為這些弊端是體制本身的一部分。
所以《再論》不但為斯大林辯護，還要為產生了斯大林的制度辯護。這個辯護
是針對鐵托的。 11月11日鐵托在普拉演說，指出斯大林的錯誤“是一種制度的產
物”，他說：“這裡不僅僅是一個個人崇拜問題，而是一種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
的制度問題。”《再論》不同意這一個意見，斷言“斯大林的錯誤並不是由社會主
義制度而來；為了糾正這些錯誤，當然不需要去‘糾正’社會主義制度”。為什麼
呢？《再論》並沒有費心提出自己的理由。不過這一沒有講明道理的宣告是重要的，
它表明不能容忍涉及制度本身的批評。
不能涉及制度，當時也並不只是《再論》這樣說。就說最初提出斯大林問題的
赫魯曉夫，也是把事情歸咎於斯大林的個人品質，一個字也不涉及制度問題。赫魯
曉夫願意做的，是在這個制度之下，做一個比斯大林仁慈一些的斯大林。這也難怪，
他也是在斯大林制度那所學校訓練出來的政治家。
《再論》一文是這樣總結匈牙利事件的：
“在過去時期的匈牙利，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革命積極性受到破壞，而反革
命分子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打擊，以致反革命分子在1956年10月間能夠很容易地利用
群眾的不滿情緒，組織武裝叛亂。這就說明瞭過去時期的匈牙利還沒有認真地建立
起無產階級專政。”
同毛澤東的內部講話一樣，《再論》實際上也是指出了事情的兩個方面。只是
像“勞動人民的民主權利和革命積極性受到破壞”這樣的表述方式，比起“壓到一
個時候就要變拉科西”這些話，要含蓄得多。
4月間的那篇《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說的是“必須展開反對教條
主義的鬥爭”，12月的《再論》說的是“我們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的時候，必須同
時堅決反對修正主義”。側重點是明顯轉移了。甚至可以認為，這篇文章預告了幾
年之後的反對所謂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文章概括列舉了五條“蘇聯革命和建設的
基本經驗”，到1963年中蘇論戰的時候，就擴展為25條“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
路線的建議”了。這實際上預示了幾年之後中蘇意識形態的論戰，只是當時未必有
人想得這麼遠。
4月間的那一篇， 多少有一點被動地表明態度的性質，表示對二十大路線的支
持。12月的《再論》卻從積極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對二十大路線表示了更多的
保留。不要單純以為這是從4月的立場上後退了一步，這裡反映了更深一層的思考。
也不要以為《再論》就是表示最後拋棄了蘇共二十大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傾向，這一
試驗還要持續半年左右的時間。
為了避免匈牙利那種事態，這篇文章還第一次公開提出了兩類社會矛盾的思想：
“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第二種是人民
內部的矛盾……”
這是毛澤東新近產生的一種想法。12月4日他在復黃炎培的信中說：
“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
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
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
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後者是用說服的方法，
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
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
在一個長時間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
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36][36]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4～515頁。
在不久之後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對這個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
想作了詳細的闡發，它成了即將開始的整風運動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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