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作的“借尸还魂”与文化中介机构存在拷量

                             文/烽烟

    文化的脚步，离开“大漠文海”，
    来到“诗意”栖居的“水云烟坊”。
    它注定是人类公有的“心灵家园”，
    而非一位独领风骚的“单纯女人”。

   
                             ----烽烟《文化的脚步》

    创作的过程就是把我们的思想可能感知到的各种秘密变成一种类似社会公约的文本存在，并昭示给公众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人类秘密的裸露及社会活动的审视随着挖掘数量的增加，文本将出现如“道德失落”、“身体回归”、“社会边缘化”、“文本意义虚无”等怪异现象。这时候，艺术创作就必然通过“策略”进行空围。
    而“借尸还魂”的技术，成为文本创作的常用手法。
    “借尸还魂”的核心是指：通过对“死亡物象”的有效鞭苔让其以另一种面目表现其过去存在的价值意义。如我们把“大海”比作“母亲”，就是让“大海”失去自我后（“死亡”），通过审美喻意转化为另一物象指征“母亲”，然后以新的形象魂归故里，形成价值互动或转化。
    从中国传统美学上说，艺术创造的极高境界常常就是一种“自然”，而非现在所说的“陌生化”他作观。中国传统文化天马行空般的形态表面看一直远离各种生活束缚和文本公约所带来的循规蹈矩，而其实质仍然是技术与经验、思想与存在的浪漫搭配。假如说文化的熏陶和濡染也能形成技术的艺术化，那么石涛的狂言一语中的：“至人无法”（请注意：不管是无法还是有法，都是技术，这是文本存在的首要条件）。高明的艺术家是“无法可依”的，就像康德所言，天才是给艺术制定规则的人。如果我们从儒家的大道回到道家的羊肠小道来看，创作这个问题将更加玄妙：天才不过是“道法自然”(老子)而已。细读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所谓艺术家的天赋也就是那种“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状态，是“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庖丁让技术形成了锁链，或者说让技术达到最高形态，所以“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庖丁完全进入一个“游刃有余”的境界，这就是艺术的极高境界。宋代大诗人苏轼颇有感触地说到自己的散文写作：“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可知也。”一切仿佛自然天成，率性而发。但我们应该看到：当率性成为一种写作习惯，率性就将变成技术的一环。
    山要起伏，水要萦迴。这其实仅仅是一种创作指向。如陶潜的田园诗把你带入一个自然和谐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生命活力，一切也许是习惯了日常生活方式的人们视而不见的。陶潜提供了文化的隐秘后花园；李清照别称“李三瘦”，因为她创造了三个千古流传的关于“瘦”的诗句，她让写作变成一种情趣化和情绪化的发韧地；而鲁迅的小说则将中国人的劣根性作了一次文本意义之外的解剖。。。。。。“诗是这样一种语言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我们的语词的一词多义，而不是筛去或者消除它，在于保留歧义，而不在于排斥或禁止它。语言……同时建立好几种意义系统，从这里就导出了一首诗的几种释读的可能性。”（利科语）对文本的释读的乐趣，建立在我们对文本带来的审美可识度和模糊辨别性的基础之上。这方面，阅读者同样也是审美创造者和发现者。
    相传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有一次和友人游南镇，一人指着山间的花树问道：“此花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答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是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说明了艺术的创作过程至少有两个环节：一是艺术创作的技术过程；二是审美阅读的见证介入过程。文本产生的意义就在这两个过程的相拥或交织中呈现。
    但由于文本在制作过程中，通常作者会涉猎并追求不同于他者的生活经验、奇思怪想、个性特征、艺术追加、语言再造等功效，那么，这对他者的阅读辩识将带来一定程度的阻碍甚至误导。我一直在想：在这两个过程中是否需要一个文化的中介机构（不是指文化评论者或学术引导机构），通过必要的浚通、梳理、引导等来让它们达至水乳交融的交流呢？像现在的婚介所或网络？
    重要一点是：这个机构的存在意义不是简单把文字垃圾放进足够容积的垃圾箱，而是让文字垃圾成为可供另类文化意义上的价值存在的再造。如树皮变成衣服，皱纹产生美容行业等。也就是说，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是把人类因各种原因造成的文化垃圾变成有持续意义的再生产品。
    然而，不管多么伟大的艺术，都将受制于社会公约则成为艺术本身的终生之痒。无论是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还是泰戈尔的“快乐果园”，都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艺术家对生命的“借尸还魂”。而艺术永远如一枚鲜果隐匿于社会公约的招牌后，不管多么花枝招展，它只能成为一组社会需要时就摆上桌面的静物写生的作品参照体，或者成为社会活动中晚礼服上一枚闪光的胸针。   
    所以，文化的中介机构如果要想成为一种文化公约而不是社会公约，就必须获得超越社会公约的基本事实。这，又将使文化的中介机构回到艺术本身或者就成为另一类艺术。
    而这种“借尸还魂”的技术，我想，将成为我的文本永难企及的思考纵深地带。

                         2004/11/27于深圳退笔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