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毒药

                           ----杂谈中国文化的边缘化追踪实践

                          文/烽烟

    我来自一个陌生通道
    用所有手势
    擦拭千年的镜子
    我是一个无脐的人
    给所有窗口
    喂养鲜花和野草

    容留我的地方，房间狭小
    多么希望一次朴素的转身
    让我
    服下月宫之中送来的毒药

                       ----烽烟《无脐的人》

    王国维之死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精神界碑。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中心”话语而言，王、陈两位国学大师的成就中最为辉煌的篇章，更多来自于他们对学术生涯的“异端”肇始。
    王国维学术自文学起步，从西洋哲学入手，一开始所注目的便是中国文学中备受鄙视的小说、戏曲之作，《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为其建立学术声誉之作。我们可以看到，他所研究的文本是当时的“边缘文本”，而他所倡导的西学背景下的中国人文精神也是当时的文化“异端”。之后，王国维的手伸进了中国土地最多灾多难的地域，他想猎取中国文化中最具“边缘化”的沉埋的文史遗嘱。无疑的，那时他的手是小心翼翼的，身体是瑟瑟的，他想解开一个包袱----中国文化中的没落文献史。古史考证所取得的成就就在这种个体生命感悟、最简洁的个体朴素情怀、最“异端”的学者气质中诞生。值得注意的是，他还来不及清洗手中的浊泥，我们还来不及怀旧时，他在某个未名的黄昏，又回到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祭台上，仰望苍穹。然后，被文化之渊吸走。
    这应该不是一个生命现象的简单消逝，而是一个浮出水面的非人世的文化冤孽对先锋学者的召唤。
    至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著书唯剩颂红妆”，从陈端生、柳如是等“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奇女子身上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亦决非“文化遗民”所愿为，所能为，所可为。
    这是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另一张祭台。这张台面上所陈列的不是杨柳岸晓风残月，更不是春江花月夜。而是一系列参差不齐错综复杂的文化失落典故。首先是屈原，接着是海子和戈麦，顾城与北岛，在这张台面上一一浮现。从传统文化的棺材中走出，走到不合时宜的闺房，然后喝下剩余的砒霜。北岛成为幸存者，但再也听不到时代的号角。而王小波则成为一种文化灾难的象征。
    这些曾经脱离“主流”不断边缘化的文化部落，没有刻意注重过旗帜的传播，他们手中拎着的最多也仅是一只“文化游民”手中的鞭子。而从鲁迅到顾准，值得推崇的都是那种“一肚皮不合时宜”的“边缘”与“异端”精神。他们成为文化的又一苦难见证。
    这正是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界所谓的“中心主流”者们过去抛弃的现在又要捡拾的文化精神。或许，我们不会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重蹈“评法批儒”之类的老路，但我们的良知告诉我们：拥有一种文化的同时，一定要善待它。
    人类因善待而趋于和合，因精神自由而获得延伸意义和价值。
    在一个技术崇拜的时代，复制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大胆的谋划。当文化的复制沾沾自喜成为延续文化意义的精神幌子时，必然将会有另一面文化先锋的招魂幡摇旗呐喊。这是定势。“支配这个世界的不再是上帝，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器官。……我们甚至不再提亚当的脐的问题：是整个人类必须装上一个逼真的脐，只要我们身上不再有会把我们与真实世界连接起来的期待的任何痕迹。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还是妇女所生，但不久，我们就和试管婴儿这一代人一起返回到亚当的无脐的状态：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有脐。” （博德里亚《完美的罪行》）
    不管是否有脐还是无脐，人类的诞生和发展并不以此为判别标准；不管是西学东渐还是孔教乌托邦到红色圣地；不管文化是否是毒品还是柠檬奶茶；不管有多少文化苦难，文化的脚步从未停止。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所有革命所革的不是人类的命，而是人类的史。
    而一切史的腰部，永远纠缠着一根腰带----先锋。
    从这个角度讲，先锋不是异端，而是边缘化的又一次崛起。

                             2004/11/24于深圳退笔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