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送  礼

送礼之风似乎自古即有，至少在《论语》中便存记述。

《论语·阳货篇》上说，鲁国权贵阳货想召见孔子，孔子不见，就趁孔子不在家送去一只蒸熟的小猪。孔子虽然被硬送了礼，但见面却仍是不肯的。“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便依葫芦画瓢，打探到阳货出门在外而登门拜谢。不料人算不如天算，竟然“遇诸途”，场面被搞得只差逼人钻地缝。

送礼何以要瞅人不在家的时候？孟子解释道，“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滕文公下》）也就是说，收礼若非亲自过手，是要登门回访的。敢情在两千多年前，送礼非但时兴，且赫然已成规矩，技巧也滚瓜烂熟了。

两千多年后，这种不成文的规矩恐怕已到膨胀地步，浸润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奇怪的是我们却很少见到有关送礼的专论，这大概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或者是问题过于敏感，不肯无端冒险的缘故——送礼既关人情，又涉经济，过分饶舌，总会落些心酷、抠门的牙齿印的。有一段时间，我颇想不避浅陋，论他一论，结果发现竟出奇的困难，正所谓我沉默，感到充实，一旦开口，则顿觉空虚。因为这实在是很难说清楚的。

首先是这送礼的目的就很难说清楚。为什么要送礼？空阔些说是人情往来，具体些说大约是一种关怀的证明吧。或亲戚，或朋友，或“一口锅里搅勺把子”，或“早不见面晚见面”，今年五十华诞，职务副科转正，细妹远嫁他方，儿子金榜题名……你高兴，我也高兴。高兴是一种心理状态，空口无凭，需要实证，何以为证，“礼”表寸心。送礼是关怀的物化，将虚的化作实的，软的变成硬的，这道理似乎很浅显。可是，并不尽然。常听人叹息道：“唉，今儿又有个礼。”叹息的原因不便揣度，但从语气上判断，这礼的送出显然情非所愿，也就是说，你高兴，我并不高兴。然而，如果肯花工夫尾随调查，这礼他却又是送定了的，而且进门时的表情也必然是“阳光灿烂”。你说，这能证明什么？

送礼方高兴与否还在其次，收礼方的心情则更费斟酌。按常规收礼是要宴宾的，而俗话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请客既然与“不安”连襟，与“高兴”则恐相去甚远。何况有些客人还坚不肯“吃馆子”，必登堂入室而后快，并声称，“决不是为吃顿把饭，关键是在一起玩玩。”但倘果真不备“薄酒”，其结局又简直不堪想象。这个时候，主人即使于不安中再加上“告饶”也不为奇。

飞觞醉月，曲终人散之后，主人多半要造帐登记礼品。笔走龙蛇之际，虽然嘴角倒挂微笑，但表里很难做到统一。表面上看，清点的是收入，可是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是“不定期贷款”啊！此中滋味，体味是真切的，想说清楚，难！

其次，这送礼的原则也很难说清楚。常听人说，“宁邀人讨米，不邀人送礼”。换句话说，就是宁可同耻，也不共荣。为什么要把“随喜”看得这样可怕？就因为这涉及到原则问题，人各不同，原则也迥异，若非探得清楚明白，捉个十拿九稳，拉起便走，就好比逼良为娼，是要命的场合。送礼的原则有很多种，但最过硬的还属“礼尚往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视我如手足，我待你为心腹；你当我是路人，我把你比猪狗。“有来无往非礼也”，“礼”之生存，全凭“往来”维系，这道理似乎是很浅显的。可是，也不尽然。有些人送礼，在起意之先就决不肯接受奉还的。要还也行，但此礼非彼礼也。倘若不幸以相同方式打发转来，简直就是危险的信号。个中道理欲说还休，不说也罢。

再其次，这礼的轻重也同样难以说清楚。礼有轻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何为轻，何为重，很难判断。譬如经济承受能力，超出或等于这个能力，即使体积上微不足道，也是重的，因为尽了最大努力。又譬如送礼方式，“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鹅毛能“四两拨千斤”，因为来得诚恳。“乞者不食嗟来之食”，这碗饭也许是救命的，可是如同唤狗，不吃。再譬如送礼时机，倘若是“雪中送炭”，碗米也可以养恩人，但如果是不痛不痒，甚至转送“二手货”，越重反而就越轻，“斗米养仇人”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还有一宗仍须说明，即，假如过甚其重，重到叫人肚子里“格登”一响，就会化作不能承受之轻。

送礼，一个司空见惯、大家都做的事情，说起来居然这样复杂，又这样费力，实在叫人始料不及，而在说的过程中又居然出现如此之多的悖论，则更叫人瞠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悬揣问题大约出在“规矩”上。“规矩”一旦用得太久，往往会使我们忘掉拟定“规矩”的目的，文章一旦单做在形式上，也就成了演戏了。回头想一想，阳货与孔子不正是演戏吗？而且还是一出丑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