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良知、勇气和使命
很多喜欢文学的朋友都告诉我，他看不起政治，而愿意谈文学。我有时候也这样想，但更多的时候又不这样想。
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从我对白居易的认识谈起。
我上中学的时候，喜欢和尊敬白居易，因为老师告诉我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关心人民疾苦，对白居易的所谓“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报负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后来随着年事渐长和阅历增多，我的这个理念发生了动摇：我感觉我过去的对文学的评价标准不无问题，白居易的政教诗论是不利于文学的发展的。我的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甚至对现实主义产生很大抵触情绪。觉得白居易的所谓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的精神的讽喻诗并不是诗，而是政治标语口号，认为甚至如《卖炭翁》《观刈麦》那种较成功的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也根本不能与《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自己不看重的感伤诗相比。我对白居易尤其是他的政教诗论收回了我的尊敬。但30岁以后，在我从文学的象牙塔中走出来之后，在目睹了中国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的真实之后，尤其是我把自己的视角转向广大的农村，看到了广大农民在当今中国的悲惨的运命之后，我的文学观又一次发生了转变。我喜欢上了过去我最不喜欢的一位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 “世上哪有安乐窝，俄国农民无处躲”我想，这何尝不是中国农民的命运呢？
我的近门的姑夫，一个山村的农民，得了喉癌。病还不是晚期，但他拒绝任何治疗。他才50多岁。他告诉我，如果治疗的话，至少要花费数万元，他没有闲钱给自己治病。非要治疗的话他和他的儿子都会倾家荡产。他已经把五个孩子都养大了，四个女儿已经出嫁，最小的儿子也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他这辈子的义务已经尽完了。现在他不想再拖累任何人。就这样他平静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世界。每当想起这件事来，我都会难过很久，我知道，我也看到，我身边还有很多很多连病也看不起的农民。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很长时间写不出任何“嘲风月，弄花草”的休闲文字来。我再回头读白居易的那些使“权豪贵近相目变色”，使“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的讽喻诗的时候，就觉得亲切得多，易读得多了。我意识到，在某些特别的时刻，知识分子的良心和使命感，使他们拼命鼓吹政教诗，想用文学那微薄的力量，来为所在的那个黑暗的世界增添一点正义的亮色，对此，我无法不肃然起敬。所以，现在我对白居易的诗又给予了足够的尊敬。
去年中秋佳节之际，温家宝总理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和馆员。在谈话中他指出：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然后，总理动情地吟了两句诗：“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温家宝总理吟的就是白居易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的名句是
“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
温总理是一个有着人文主义情怀的总理，我注意到他在执政后的许多带有民本色彩的言论和行动，比如他在“两会”上曾引用汉代政论家王充《论衡》中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的话，表达政府倾听民声，受民监督的施政理念。比如他曾亲自为农民工讨工资。对此我十分钦佩。但我同时也不能不指出，温总理的言行还仅仅停留在圣君贤相和白居易式的朴素的人道主义层次上，并没有从宪政的角度解决我们社会政治体制的某些弊端，没有解决我们施政理念上的人文主义的缺失，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试问到底有多少“民声”能上达“天听”？温总理又能为几个民工讨回工资？至今温总理欠我们的工资还没有给哩（温总理是我们学校等国有事业单位的最大的“老板”，可我们教师的的工资长期被拖欠）。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白居易式的良知也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令人尊敬的。
我在一个名为《满城风雨近重阳》的帖子中曾说过：
“有时我以为，只有《长恨歌》、《琵琶行》才叫诗，而那些讽喻诗叫人无法卒读，简直什么也不是。然而当我观照到安史之乱后社会下层百姓的悲惨命运时，我觉得更应该为那个‘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卖炭老人，而不是为杨玉环和琵琶女流泪。
席勒说过：‘我们要写出一本必然会被暴虐者烧毁的书来。’我常想，这也许应该是每一个诗人的最高境界。当一个社会丧失了道德和正义的时候，任何有良知的诗人，怎么能永远停留在‘嘲风月、弄花草’的层次上呢？就像在这风雨大作的深夜，如果想想淮河大堤上和内蒙震区凄风苦雨中露宿的灾民，也许你许许多多的风流和风雅热望会渐渐的冷却。对道德的渴望压倒了你的浪漫诗情。”
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我一向不抱太大的信心。我曾用一句诗来概括我的看法：“文章若能定邦国，兴亡何必动吴钩？”觉得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来说，文学乃至文化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但是，捷克戏剧家和前总统哈维尔给了我启迪和勇气，改变了我的看法。他告诉我，说真话是世界上最有力的武器。
哈维尔曾这样描述他所在的那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
“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名义下被奴役；把彻底蔑视人的价值说成人的完全解放；剥夺人的知情权叫做政令公开；弄权操纵叫做群众参政：无法无天叫做遵法守纪；压制文化叫做百花齐放；帝国影响的扩张说成是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成了兄弟般的援助。因为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它伪造统计数据。它假装没有无处不在、不受制约的警察机构。它假装尊重人权，假装不迫害任何人，它假装什么也不怕，假装从不做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但他们能被迫这么做，只是因为事实上他们可以这样活下去。因此，不仅是这制度使人性疏离，同时，是疏离的人性支持了这制度……这成了人性堕落的写照。”
而说谎的原因在于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出于恐惧而凭借谎言生活的现实？哈维尔的答案十分简单：说真话，做一个说真话的人。
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一个荒诞的道德沦丧的社会是极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说真话的威力被哈维尔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话《国王的新衣》里那个首先冲着国王叫“他光着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样，能得到所有的人道义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无比的。
但是，童话毕竟不是现实，在荒诞不经的社会里，未必人人都能看到皇帝新衣的真相。在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纷纭复杂的情形下，面对排山倒海的舆论灌输，象一首歌里唱的，一切都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知那句是真那句是假？”
即使有许多双那样的慧眼，谁又肯来扮演这个首先冲着国王大叫小孩子的角色呢？这的确需要太多的良知和勇气。这样的历史使命又该谁来承当呢？每一个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应该扪心自问，看看自己配不配“知识”二字。有没有知识阶级掌握真理后的器局、见识和勇气。
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为现代化做了许许多多梦，但在甲午海战的惊涛中，在义和团的疯狂中，在芦沟桥的炮火中，一次次的破灭。
一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做过许多宪政的梦，一气颁布了14部宪法，但在军阀的混战中，在国共的斗争中，在文革的浩劫中，它们或成为阴谋家的遮羞布，或成为独裁者的掌心玩物，成为世界宪政史上的笑柄。
18世纪末的欧美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我们错过了。19世纪末亚洲的现代化和民主化我们错过了。20世纪末全球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我们错过了。
没有时间了，我们也等不起了。
我只上过9年学，能不能算个知识分子大成疑问。但古人说过：“位卑未敢忘忧国”，“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面对我命运坎坷的人民的时候，面对我苦难深重的祖国的时候，我无法在虚幻的欢歌、在文学的假象、在小资或者其他什么时髦的潮流中沉湎。
一鸣 2004年5月 于降龙伏虎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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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烟波,平生自号西湖长。清风小浆,荡出芦花港。得意高歌,夜静声偏朗。无人赏，自家拍掌，唱得千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