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祝勇

□吴新宇

　　两年前，有一位恩师为我的作品写评，题目是“悄然上路”，我
觉得真是知己之言。直到现在，我虽然自感还在路上，不过依然是那
么“悄然”。而比我尚小一岁的祝勇已经行走在新文人的行列里了。
祝勇“行走”的姿式很特别，一身牛仔，似乎是自由思想的外套；可
那不疾不徐的步履，又是典型的中国书生的沉着。这一点，在三十岁
左右的年轻学人中是非常难得的。有的人想走得快一点，脚底下便打
滑，浮躁不稳之态毕现；有的作淡泊状，又沦入疏懒疲靡，学养不深，
加上意志不强，最终变得蝇营狗苟了。祝勇身处北京这样的中国文化
的大本营里，却能做到不趋时，也不附势；不欲速，也不怠惰；不望
着别人的影子发呆，也不瞧着自己的鼻子得意。他做到了“用志不分，
乃凝于神”，他在别人看来还应当是年轻幼稚的时候，便已经融铸出
了特立独行的学风与人格。

　　祝勇就是这样很神气地行走着。这种神气，不是平常说的翘起尾
巴来，而是所透露的精神与气质让人感到他的突出。

　　祝勇的“神”首先表现在他独立的精神上，这本应是文人学者的
基本特征，但中国两千余年的奴化训练已使得偌大的地盘上少有铮铮
耿耿，多是唯唯诺诺，张嘴便是“子曰诗云”，文章写不到三行，就
要引用某某导师的语录了。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错，文化的惰性与集体
无意识往往使人欲罢不能。可以说，谁能率先挣脱这条顽固的锁链，
谁就能在新世纪的文化碰撞中获得最多的火花和闪光。在这种态势下，
我们来看看祝勇对传统与现实的审视。他写鲁迅：“抽去具体的时空
背景之后，先生的话可以在任何他们认为适当的地方，以适当的方式
出现。封神还是封鬼，全凭个人喜好，总之利刃所指，皆为异端，保
准叫你鸡飞狗跳……先生的思想，早已成为没有意义的空壳或者好看
的商标。”写冰心：“那些在时间深处长出的绿苔的旧日文章，被工
匠的巧手镀上新的光芒，于是，冰心笔下的‘黑暗潮湿的山路’‘桔
红的灯光’，便神奇地具有了政治隐喻性。严密的政治话语系统可以
妙用每一个个体声音——即使你有个体声音，它也会强行为公共所用。”
写卞之琳：“在数学里，‘零’不是最低值，因为还有负数存在，文
学界也是一样。我不清楚卞之琳这一时期在做什么，他的文集中，没
人任何一个字产生于这个时代，但他不应懊悔，因为他至少没有写下
令日后懊悔的文字。”现在我们可以看出了，祝勇写人并不为写人，
而是写史；祝勇写史着眼点并不在史上，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历史虽
然珍贵，但那毕竟已是标本，更重要的是当下，是现在，是那些正在
行尸走肉的芸芸众生！死去的人已经付出了他们的代价，惟一的希望
是，那些代价不是白白的付出，而是能结出新鲜的浆果来，让后人尝
到血肉灌溉出的果实中的那种苦涩的甜蜜。基于此，祝勇不屑做人云
亦云的事，他把从历史中汲取的悲愤凝聚于腕底，敢于向权威和公众
人物痛下针砭，他的喜怒源自文明的源头和支流，他的恩怨是历史的
大恩怨，所以祝勇的胸怀渐渐地阔大起来，视界渐渐地深远起来，精
神渐渐地激扬起来。

　　祝勇的“神”还表现在他独特的风神上。他思路开阔，章法灵活，
文字却极其简洁。最近出版的新著《改写记忆》、《禁欲时期的爱情》、
《手心手背》（中国文联出版社）一色短文，少到一两句话，多则不
过千把字，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容量的丰富。他的办法有二，一是直说，
不拐弯抹角，不指桑骂槐，不枉顾左右而言它。直说的威力是很大的，
它会让很多人心里不舒服。比如他说：“一个人说一次假话并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说假话，不说真话。”“其实真理跟选票不同，它从来
都与人数多寡无关。”二是不拾人牙慧，尽量少地引经据典，老写别
人说的是掉书袋，写出自己的感受那才是真本事。他评价王蒙：“尽
管我喜欢王蒙孤胆英雄式的魄力，但却最不喜欢他的语言。他的语言
像是一艘匆忙的货船，每停靠一个码头，都堆积一些新的货物，而甩
掉旧的货物——这不是一种自然的变革，他的语言始终处于动荡之中，
没有充分的时间和他的精神融为一体，因而与他的思想呈现出一种紧
张关系。”他叹息张爱玲：“接着，我又陷入深深的惶惑：在动荡、
离乱与沧桑中走过２０世纪的中华民族啊，你究竟能够将这样一位才
女，安静而妥当地，安顿在哪一个时段里呢？”他还说：“很想生活
在萧红那个时代，或许会遇上萧红，或许会去保护她，很好地，爱她。”
直白的话语中坦露着祝勇的深挚，这一种“爱”超越了寻常的友爱与
情爱，而是更执著、更深切的文化呵护、生命关怀与终极意义上的融
汇，就像现实之于历史、人类之于自然、瞬间之于永恒。

　　祝勇一如既往地行走着。他没有跑，他知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只是一种神话，但他也始终不曾停下来。“新文人”将是２１世纪初
中国最亮丽的一道文化风景，他们丰富的学识、深刻的思想和独特的
姿态，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推动力量。祝勇，仍需努力，
因为革命尚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