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马也会有故障——透视西安“宝马彩票案”

　　（作者：孤城简爱）

　　据报道，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西安“宝马彩票案”总算有个不错的交代，西安“3.20”即开型体彩现场发行销售主管杨永明已被刑事拘留，而原定5月19日在西安市新城区法院开庭的“宝马假票案”，也因当事人刘亮追加西安市体育局为被告，推迟了开庭时间。

　　本来这是一起很普通的案件，然而，因为销售福利彩票一方具有体彩中心这样一个半官方事业单位的背景，在一开始与刘亮的对峙中自然以强势地位而自居，并以国家机器对当事人采取恐吓与威胁。幸好，面对着“宝马”、“假票”的噱头和由此可能带来的炒作热点，媒体在第一时间内聚焦，更重要的是，刘亮在三番两次索取兑奖未果的情况下，爬上了彩票销售现场高耸的广告牌顶端，最终将此事件推向高潮，并通过网络、报刊引起全国各方人士的极大关注，包括央视记者及中央有关部门的介入。这样的结果，也许在当地很多人眼里，都是不愿意看到的。

　　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案由。公元2004年3月23日，在西安市的6000万元即开型体育彩票销售现场，一位名叫刘亮的年轻人中得特等A奖，即一辆价值近48万元的宝马轿车和12万元现金。随后主办方请刘亮坐上宝马车，进行巡游宣传。3月24日，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认为刘亮交来的彩票为假票，表示将暂缓为其兑奖。3月25日，刘亮再次到体彩销售现场要求提车，遭拒之后情绪失控，爬到现场高耸的广告牌顶端索要“宝马”，场面一度相当混乱。3月26日，陕西省体彩中心召开紧急新闻通气会表示，经国家体彩中心等部门鉴定，最终确认这张中奖彩票是一张由草花2涂改而成的假票，并透露，此事已向公安部门报案，造假者即刘亮，可能将因涉嫌诈骗被拘。

　　然而，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据随后的调查，当时在现场负责发行销售的所谓陕西省体彩中心2004年新聘人员杨永明，实际上是一个没有承包销售体育彩票资质而又多年承办体彩中心彩票销售工作的承包商（国家规定承包彩票即开销售发行资质：销售商必须在当地经营三年以上，注册资金500万以上，在经营活动中无不良记录）。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同时在调查中发现，此次体彩销售现场含刘亮算在内共有4人抽中宝马大奖，之前得奖者有3位，分别是杨小兵、刘晓莉和王军，其中，杨小兵已将宝马车开走，但他所登记的个人资料是假的，且手机号码是空号。其余两位，刘晓莉中奖没去领宝马，王军用假身份证登记，无法联系。也就是说，除了未经核实身份的杨小军令人怀疑地轻松领走宝马车，其余三辆都仍未予兑现，且不说除刘亮持“假票”外，刘晓莉和王军两人仍存在身份如何认定等诸多疑问。而从最近得来的消息，刘晓莉经调查是杨永明的老熟人，更因此事已同杨永明一起被警方刑事拘留。

　　在此事件中，刘亮指认的中奖彩票卖票人田小宝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不过，他承认卖票给刘亮的事实。而根据当时摸奖的规定，中了草花K（特等奖）后要进行二次抽奖，奖品最低是奇瑞，最高是宝马325I.中奖者登台进行二次抽奖要经过三个验票关口。前两个验票关口的工作人员都仅凭肉眼验票，第三个关口，也就是兑奖处，刘亮将彩票交给了一个叫孙承贵的兑奖员。

　　请注意这样一个细节：据刘亮说，孙承贵检查了一下，就把票揣进了兜里，然后，刘亮二次抽奖抽中了宝马。

　　在西安市体彩中心和陕西省体彩中心公开的工作人员名录中都未发现孙承贵此人，也正是孙承贵在随后的核对中，发现并报告了“假票”。

　　这一系列的操作程序在不知就里的局外人看来看似合法，而在这样的合法外衣下也许正行使着并不合法的勾当。首先，杨永明只是整个销售彩票行为的承包者，其他在彩票销售现场的工作人员包括验票、核对人员都是受雇于他，这样一种绝对私人雇佣关系又怎能保证这样一批人不是在自导自演呢？其次，本来应该非常严格的彩票销售流程就这么被简化了，连如何登记与核对获奖者的身份都流于形式，况且这样一个制度本身就漏洞百出，一点监督和制约机制都不存在。在这一整个过程中，我们都无法看到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介入——不是一个或某个部门，而是几个部门的联合监督作用，相反，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所谓体彩中心的授权。

　　无庸置疑，彩票销售是一件获利迅速的生意——如果也能把它叫做生意的话。当然，在中国，可以销售的彩票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允许的，并有很多很好的初衷，比如民政部门开办的社会福利彩票，比如体育部门的体彩。在今天，彩票销售的收入无疑是社会公益事业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补充部分。然而，正是这样的形式和“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目的，无疑又极具严肃性，因为彩票销售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其社会影响之大不容忽视，稍有疏忽，处理的难度可想而知。所以，彩票的经营应该也只能由政府的职能部门来组织和实行，除此之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操纵。可以这么说，经营彩票是一项官方意味甚浓的行为，完全具有排他性，包括各项销售办法、销售流程的制定及整个销售的各个环节都应该由政府公告与监督。

　　作为体彩中心，将销售彩票的任务承包给他人以后，他们又是如何监督彩票的销售呢？在这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是如何运作的呢？公证、监督机制是否存在？对于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

　　西安此次的“宝马彩票案”中，正是集中暴露出了这一致命错误，销售主体的错位和缺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足了空子。

　　政府部门的不作为已经是行政诉讼中经常被提到的字眼，而某些不作为的行为实际上已经造成了行使职务过程中的过失。因为某些人、某些部门的过失，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往往又处于欲告无门的地步，原因就在于在局部地区或者局部小利益团体里，承认自己的过失无疑便是自己拆了自己的台，于是无论如何也得咬住牙关，明知理亏也动员一切可以动用的国家机器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了。西安市体彩中心或者陕西省体彩中心便是一例。

　　如果有人要说这是制度上存在着缺陷，那么我想，这样的缺陷务必尽早补上。个人观点，不管是福利彩票，还是体育彩票，都不应该由某个部门单独操作，更不应该象以上案例那样将一次“即开型”彩票销售工作承包给社会人员经营，而应该纳入政府募集与统筹资金的渠道内统一运作，之后再取相应比例交付有关资金使用部门，这样的结果，便是将销售经营权和资金使用权彻底分立。比如“即开型”体彩的销售，即可由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组成销售、经营彩票的临时性机构，且只对同级政府负责，体彩中心只负责对资金需求作出报告及初步拟定销售方案，并无权具体经办销售过程，当然也就不存在对他人（组织或个人）存在授权资格。假使认为当前制度中允许的授权资格成立，又如何针对授权方行使有效监督呢？授权方一定是一个利益集体，如何防止他们的个体利益极度膨胀，如何防止他们的道德出轨，这又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公平、公开、公正原则，是政府与群众沟通过程中最基本的要求，老百姓对于政府作为的公正性存在着默认与期望，而某些不法之徒，正是利用群众这样一种善良的认知披上一件合法外衣，行违法之实。

　　国家正大力倡导诚信，而诚信的覆盖范围何只商业领域，在社会制度的建设、社会道德的树立乃至政府行为的规范，都需要诚信原则。诚信应该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从小到大的扩张，在诚信确立的各个角落、各个方向及各个发展时期，监督与制约缺一不可。没有绝对的权利，必然是因为存在着永恒的监督。政府不作为和过失，都应该理解成不诚信的事实，只是这样的事例越来越少，国家才有真正的制度、人民才有真正的信任可言。

　　假即是真，真亦假。这是一个可悲的命题，在连一张“彩票”、一张“钞票”都无法区分真假之时，也就是第二辆“宝马”出现故障的时候了。

　　200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