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湖南长沙人，现为海南省文联主席。主要作品有：
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中篇小说《爸爸爸》、
《女女女》，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集有
《韩少功文库》。首创“寻根文学”，每一部重要作品在新
时期文学中都有开创意义和独特价值。
王尧：现为苏州大学教授，著有《迟到的批判》等理论专
著。

社会的破碎与重建
——韩少功、王尧对话录（1）

主义可以同名不同姓

王尧：现在回头看，知识份子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步伐是仓促的，包括在思想模式的转换方面。90年代初期的知识份子，对现实的回应不像现在这么从容，有些忙乱。
韩少功：当时国内有“六四风波”，国外有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异帜，很多人处于一种茫然状态。
王尧：你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纪实》杂志风行全国但也树大招风，在“六四风波”以后被责令停办，不知道具体的情况怎样。
韩少功：整肃十分严厉，有的文章甚至把这个杂志与《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列为齐名的“反动”媒体，政治“待遇”给得相当高。我以为又会回到“文革”，但压力没有我预计的那么大。杂志停刊以后，我饭照吃，工资照拿，不久还能够单独出国访问，在法国呆了几个月。国外一些朋友也很奇怪，以为我“进去”了。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我预计的倒退，倒是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推进。1989年前的“价格闯关”，喊了几次都不敢真动，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到90年代初，我跟一个政协的次组下去调查，发现海南省90%的商品已经放开物价，但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
王尧：进入90年代以后，与国外很多人的预测相反，中国改革没有停止，而且有一个不断加快的世俗化和市场化进程，90年代有许多论战实际上与此相关。我很想了解你在这方面的思想经历，也许还有相关的生活经历。
韩少功：我1988年到了海南，想利用经济特区的政策条件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当时觉得内地的僵化体制令人窒息，未来的生活已经划定了轨道，而海南这本新书有很多未知数，有很多情节悬念，让人有兴奋感。初到海南，我和一些朋友失去了大锅饭，自己谋生存，办刊物，办报纸，办函授学院和排版公司，卷入很多经济事务，人、财、物、产、供、销，事事都得操心。这对我个人经验来说是一次有益的补充。我对金钱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具体和直接。没有钱的时候，队伍不容易稳住；有了钱的时候，吃喝玩乐之风大盛，队伍眼看就要瘫痪和瓦解。有钱比没钱的问题更严重。
王尧：穷不得也富不得的现象，即使在今天也还存在，所谓守不住穷，耐不得富。90年代有部电视剧的台词很流行：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我记得你在90年代初写过一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说幸福的硬件不断升级，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大概就是有感而发。
韩少功：共有制约束的欲望突然释放，任性在生存压力的底片上曝光。内地沙龙里、笔会上、主席台上的人格面貌原来不大怎么可靠。我们的团队本来是个同人群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平等，很随意，但有了钱以后马上发生微妙变化，权力与利益成了有些朋友不择手段争夺的东西。我当时说过：我们批评共产党内腐败严重，人家也花了几十年才成这个样，自认为知识精英的人怎么几个月就腐败了呢？速度也太快了吧？一百本哲学和一百本文学，看来也顶不住几个钱。
王尧：我在这个阶段也有很深的体会。当时我读你的《夜行者梦语》非常有感触，如你所说：从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投入金钱的怀抱，从金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最容易奔赴政治的幻境。
韩少功：有一次内部头头开会，争论到深夜。有一派要求实行“老板制”，由领导层占有全部收入，其他人只是打工仔，领点劳务费就够了。另一派坚持既有的共有制，分配差距只能按劳动和贡献来决定。前一派说：你们不能搞老一套的大锅饭吧？不能把团体变成假模式的“教会”吧？我们要“帮会”不要“教会”。我说要要“帮会”也行，但帮会也得有帮规，突然废约改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根据是什么？没有人能拿得出这个根据。在那个晚上，我突然对资本主义有了体会，以前觉得很美好的资本主义，第一次让我感到寒气袭人。也许这就是“世俗化”？但它刚好是要损害和剥夺大多数成员的“世俗”。也许这是要实现“个人解放”？但它刚好是要损害和剥夺大多数成员的“个人”。
（《选择理论就是选择生活方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