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

    解放前，我父亲全家靠租赁地主的田地过日子。儿时的我父亲为谋生计，给富户放过牛，随帮挑过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一九四八年春，共产党解放军解放了中原，使中原人民重见了阳光，我父亲丢下放牛鞭，使起枪杆子毅然参加了革命工作，那时的“工作”可不同于现在，那是把脑壳掖在裤带上的“工作”，因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垂死挣扎，纠集其残余以及占山为王的土匪，不时骚扰着群众的生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

    参加工作后，我父亲曾带领区干队配合解放军攻县城，率领担架队随解放军南下，去消灭蒋匪军的残余力量，在敌我父亲双方的“拉锯战”中，解放着一寸寸土地，由于忘我父亲的工作和一股不怕死的拼劲，区委书记当年就介绍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九年三月，国民党残余力量组织了较大规模的还乡团、勾结土匪和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进行暴乱，他们疯狂反扑，扒群众骨干的房子，追杀群众积极分子和干部，并悬赏五百大洋捉拿我父亲。就在这反动势力一时嚣张时，个别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开始动摇了。

    上级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我父亲们迅速转移，因南下的干部多是外地口音，易被土匪们查觉，我父亲的优势是本地人，群众熟、地理熟、口音纯，但我父亲的身材较高，也易被还乡团认出，何况还在悬赏捉拿我父亲，所以在转移途中不时与还乡团和土匪们交火。

    一天傍晚，我父亲们一行人在汉水河边与还乡团短兵相接，由于力量悬殊，我父亲们只好分组边打边撤退，在江边渔民们的帮助下，我父亲引导区委的主要领导借着夜暮掩护才渡过了汉江。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我父亲们从未睡过囫囵觉，每晚都是枕戈待旦，都要转移多个地方休息。为了不连累群众，睡觉的地方总选择在远离村庄的荒郊野外或是乱坟冈，白天也尽量避免村庄等人口密集的地方，以免给群众造成损失。就是在山冈上行走时也是手不离枪、子弹上膛的状态，在群众的帮助和掩护下，我父亲们区公所的工作人员终于冲出了包围圈，有效地保存了党组织基层的中坚力量，也有效地保护了党的基层政权。

    反革命暴乱平息后，我父亲就升任到另一个区里主持工作，这里依山傍水，漏网的小股土匪经常在这些地方出没，工作环境比较危险，也比较艰苦。这时的工作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动员不明真像的群众劝其外逃的还乡团成员回家自首；搜缴还乡团、土匪溃逃时藏在群众家中的武器。

    一天有个村里请我父亲去参加一个群众大会，我父亲欣然同意了。为了不给群众造成紧张的气氛，我父亲就没有带警卫人员随行，因这个村离区公所不是太远，再者这个村的群众基础比较好。不想我父亲的行踪已被几个死心塌地的还乡团队员盯上了。

    开完群众大会时天已黄昏，村干部考虑到我父亲的安全，要派基干民兵送我父亲，我父亲看天色还早，也就二十里路，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我父亲简单扒了点饭，背起枪就上路往区公所赶。

    走出村没两袋烟工夫，天就黑定了，这时我父亲隐约感觉身后有人跟着，便警惕地掏了枪回身大喊了声“谁？！”随着喊声，就听不远处传来了“沙沙”的树叶撞击声，从声音辨别是钻进了树林，我父亲想可能是野兽，就没有理会它，又往前赶路。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我父亲下山坡时突然从身后的风中送来了一线旱烟味，我父亲立即警觉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对面冈子上，选好一个大石头在后面隐蔽起来。

    不一会，四、五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进入了我父亲的视线，我父亲怕冒然开枪误伤老百姓，便大吼一声：

    “站住！再往前走我就开枪了！”

    喊声未落，对面就响起了枪声。遭遇的位置正处在那个村和区公所之间，人烟稀少。有利的是他们在明处我父亲在暗处，而且已经确定是敌人，我父亲把所带的子弹都压进弹夹，边打边退边想办法，双方对峙着交了一阵火，我父亲发现自己的子弹没几发了，这时对面突然安静了下来。我父亲暗暗想：不好，他们肯定想绕到我身后包抄我。我父亲看了看周围的地形，选定了一个灌木丛，一翻身就滚了过去。不一会就听到刚才隐蔽的地方后面响起了枪声，枪声停下后，冈子下就问了：

    “打死没有？”
   
    “还没见到人！正找呢！”

    我父亲顺着山坡借着天际微弱的亮光向上看，上面有三个人，都拿着短枪正往下搜。此时我父亲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从弹夹里取出一发子弹，准备留给自己用······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突然冈子上响起了枪声，跟着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喊：

    “一班往左！二班向右！捉活的，别让他们跑了！”

    这几个还乡团一听，吓得顺着山沟撒腿就向树林里跑了。

    我父亲出来一看是区里警卫员，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半晌没说出话来，过了片刻才问：

    “就你一人？区干队的同志们呢？”

    警卫员说：“快走，我们边走边谈。”

    原来区里看天色已晚，我父亲没有回去，就派警卫员来接一下，警卫员刚走到离我父亲和还乡团遭遇不远的地方，就听到这边有枪声，他一路小跑赶过来，急中生智地安排了“战斗”队形，就出现了刚才的那一幕。

    一九四九年，不平静的一年，也使人难忘的一年。

父亲与酒
 
   

    大凡认识我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有两大嗜好——京胡和酒。

    我退伍安排工作后，凡是我父亲的同事见我，总要说一句：“你老爷子可是好酒量，不仅每日必酒，而且是日必五餐呀！”

    的确，我父亲是每日必酒，并且从早、中、晚到睡前和夜晚醒来，都要喝酒。我每月领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一壶好酒。

    其实他酒量并不大，只是落个“好喝酒”的名声。解放前闹革命时，他并不喝酒，也没工夫喝酒，那时一晚上不知要转多少个地方才能躲过国民党的搜捕，特别是悬赏要他人头时就更不能喝酒了，解放后才有了喝酒的条件。

    从我记事的那天起，父亲很少醉酒，我父亲的同事也这么说，因为他喝淡酒，就是白酒中渗入开水，每餐饮酒也不过二两，或许这也是一种养身之道，而今他的不少战友都相继故去，而奔九十的他仍健康依然，这和他好淡酒或许有一定的关系。

    其实他也醉过酒，好像还不止一次。记得丹江口水电站开工建设初期，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王任重来工地视查，那次他醉了，而且是酩酊大醉，是夏克专员的小车把他送回来的。事后我才知道，解放初期的区干部，都是省政府委任，省政府主席亲自签发，其中就有我父亲，就冲这建国前曾同甘共苦闹革命打天下的酒，能不喝醉吗？！

    “文革”中，我父亲时常醉酒，原因是许多事情他想不明白。“打土豪分田地”时，是他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被一帮乳臭未干的娃娃们牵着游街，实在想不明白，不明白归不明白，既然是“当权派”就“理所当然”要游街。每次游街回来，他总要美美地喝盅酒，舒展一下疲惫的身躯，借着酒劲操起京胡，唱上几段“样板戏”（帝王将相的老戏是唱不得的），来释放一下思想上的压力。就是为了应付明天的游街，他能不喝吗！

    粉碎“四人帮”的金色十月，是他喝得最痛快的一次。那天他把已是“知识青年”的我也叫到桌前，满满地斟上一杯酒说：

    “来，咱爷俩好好喝两盅！”

    其实他也知道我不会喝酒，几杯下肚，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儿啊，你赶上好时候了，我这辈子没文化，眼下党的政策好了，你一定要珍惜现在的好时光，努力学习，学点真本领，将来为祖国建设服务呀！不要和人比过年，要和人比种田，那才是真本事！”

    说着说着他已是老泪纵流了。其实那天他喝的非常痛快，并没有喝多，只是为粉碎“四人帮”而高兴，为能重新站出来为党工作而高兴。虽然他没有说过多的话，但从他那炯炯有神的眼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敬佩和信认。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一醉之中，一哭之中！

父亲与京胡

    似乎父亲与京胡结下了不解之缘。京胡地什么？就是中国国翠京剧中用于伴奏的三大件之一，三大件就是胡琴（京胡）、二胡和月琴。闲暇无它好，就喜欢做京胡，这其中有他一定的原因。父亲一生是坎坷的，解放前就爱唱上几句京戏，只是忙于剿匪、清霸、闹革命，无闲暇学戏；解放后又忙于建设，没时间来制作京胡，靠津贴又买不起一把称心如意的京胡；只有“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才有了跟票友学唱几句样板戏的机会，琢磨出了做京胡的基本方法。

    离休后无它求，只想在有生之年能有一把自己制作的好京胡。已是近八十的老人了，仍孜孜不倦的刮竹筒、洗蛇皮、熬鱼鳔、刷清漆，这些工序不知重复过多少遍，从这些简单的制作过程中找到乐趣，得到满足。

    要说简单也并非简单。首先是选材，琴筒须是楠竹的中间部分，直径十点五公分且要正圆，这样才能“字正腔圆”；琴杆要取紫竹根部的五节且按一定比例；琴面的蛇皮只限于麦收前后的“黑风梢”（乌梢蛇）七寸处的十公分，这里的厚薄正合适；琴轴则要檀木或红木，木质细腻不易走形；琴弓较难，不仅笔杆竹不好找，马尾也难寻到，好在现在可以买上一只配上，起画龙点睛的作用；琴弦商店有售；就数琴码最简单，火柴棍折上两折叠起来便代用了。

    制作起来就比较麻烦了，楠竹须去皮磨圆打光，阴干烤纹，上漆打孔；紫竹同样阴干钻孔，孔边要用丝线扎紧，以防涨裂，底部打上透音孔后再上漆；用碱水除去蛇皮上的脂肪，驱除水份，再用文火熬好的鱼鳔将其沾在琴筒的毛面上，箍好、拉紧、阴干，最后就是组装了。

    父亲爱用打了结的绳头敲击着待干的琴面，这“当当”的声音，对我而言是再熟悉不过了，父亲满面笑容的凝视着琴面，仿佛琴面上有着数不清的忠奸脸谱，黑脸的张飞、红你的关公、黄脸的典韦和白脸的曹操全含在这生、旦、净、末、丑中，在这“当当”的声音中，我学会了怎样做人，怎么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已离休多年，现在有时间专心致志地坐下来制作属于他自己的京胡，以了却他多年的夙愿，做了一把又一把，不少都送给他战争时期的战友、老年活动中心的票友们了。而今他最得意的事，便是请你欣赏他精心制作的京胡，就是他居室的墙壁上，总是挂着好几把既能演奏又颇具特色的京胡，从制作工艺和演奏技巧而言，不敢说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但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父亲与草鞋

    女儿大了，一天她盯着爷爷家墙上挂着的一个木制家什问我：

    “爸爸，爷爷家墙上挂的那东西是什么？”

    “草鞋耙子。”我边干着手中的活边回答她。

    “什么叫草鞋耙子？”

    “张明敏唱得一首歌叫作：《爸爸的草鞋》，你不经常哼哼吗。这就是做那双草鞋用的工具。”女儿似懂非懂地“哦”了一下，接着就哼起了：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奶奶的叮咛记心间······”

    是啊，而今草鞋耙子小孩没见过，草鞋也是稀奇之物，就是我们这一代，也视它为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物品。可这草鞋耙子在我父亲眼中就是一件工艺品。

    买回的草鞋多是龙须草打制的，穿上走起路来磨脚，父亲说自己打的草鞋穿着舒服，感觉就是不一样，父亲打制的草鞋都是用麻绳和旧布做的，在搓麻绳时就加进了旧布头，这样既不磨脚又经久耐穿。

    草鞋耙子是用木头制作的，上边有九个齿，很像一把口向上的钉耙，别小看这九个齿，草鞋的“鼻”、“梁”、“底”全靠它们的分工合作来完成，缺一不可。有一次我问父亲：

    “你怎么会打草鞋呀？”

    “不会打草鞋就没有鞋穿。”

    那时我尚小，不明白为什么不会打草鞋就没有鞋穿的道，大了点才知道。

    原来父亲家解放前很穷，爷爷靠租借地主家的地过日子，父亲从小就开始给富户人家“打工”，挑脚做苦力，跟着贩运商品的队伍东奔西闯，每天都要挑着担子辗转跑上几十公里，鞋就用得特别费，鞋也成了不可少的生活品，没钱买鞋穿只好自己学着打制，白天赶脚晚上打鞋，人走到哪里，鞋耙子就背到哪里，慢慢地就养成了自己打草鞋穿的习惯。

    参加革命后，父亲带领区大队跟随南下的解放军部队南征北战，攻县城、打汉中，这时跟随他参加革命的草鞋耙子可派上用场了，不仅打的草鞋自己穿，还可以给战友们解决一时的困难。

    解放初期的剿匪、平乱、土改，不论到哪里，草鞋耙子就背到哪里，脚下的草鞋更是伴随他跋山涉水，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农村走向城市，草鞋和他结下了不解的缘份。进城后生活环境虽然改变了许多，可这穿草鞋的传统没变，草鞋耙子也成了他的“宝贝”，这穿草鞋的习惯一直到“文革”期间，进入七十年代后，五十多岁的父亲才由布鞋、皮鞋取代了脚下的草鞋。

    我小时候，父亲很疼爱我，总是给我买鞋穿。记忆中我也穿过父亲用这只草鞋耙子亲手打的草鞋，回想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一次学校组织看“革命现代样板戏”《沙家滨》，回家后，我说郭建光脚下的草鞋比我父亲的好看。他说他给我打一双比郭建光更漂亮的草鞋。

    他从墙上取下那只草鞋耙子，用尺子比着我的脚，就开始搓麻绳、在鞋底上加了许多旧布条，我就坐在一边盯着那个“神奇”的草鞋耙子。一个晚上的工夫，草鞋就打好了，而且按照郭建光脚下草鞋的样子，在鞋“鼻子”上还系一个红绒球，不仅看上去精神漂亮，穿在脚上还软软地，真舒服。

    第二天我穿上它去上学，在同学们面前别提有多神气：

    “这是我爸爸给我做的！你爸爸会打草鞋吗？不信你们到我家看，我家还有做草鞋的工具呢！”

    眨眼的工夫，近四十年过去了，我非常可惜那时没有跟父亲学会打草鞋这门“手艺”，草鞋耙子闲挂在墙上已有多年，现在父亲年迈多病，不可能再教我。我想若用现代材料打制一双“草鞋”的话，一定是一流的工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