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圣诞之际致网友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鸣。圣诞节年就要到来了。在这美好的时刻，大家的心情如何？我来说几句话，不知大家是不是喜欢听。

公元元年的一个春天，有一个婴儿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的客店里的马槽里。婴儿的母亲玛利亚和她的丈夫约瑟正从遥远的北方的家中赶了200里的路程，刚来到伯利恒。因为客店里住满了回伯利恒报名上册（户口调查）的人，这对夫妇只好在棚舍里栖身。棚内有一个一二尺的高台，就算床，旁边的地上挖有一个喂牲口的土槽-----也就是后人说的马槽。有孕的玛利亚骑着牲口长途颠簸，在这样的一个夜晚临产了。没有物质的准备，也没有任何人手的帮助，只有一盏小小的油灯，发出极微弱的光。玛利亚，一个纯洁的童女，在这个棚舍里产下了一个婴儿。这个婴儿诞生后，就被放在那个喂牲口的地槽里。朋友，这诞生的环境是那么的恶劣，这照耀的灯光是那么的暗淡，这幼小的生命是那么的卑微。可是，象清晨的太阳从高天照耀大地，在这个小小的棚舍内，诞生了人类千万年来的唯一的希望，发生有人类文明以来最伟大的事件。这个婴儿，你已经猜到了，就是主耶稣。

约瑟和玛利亚都是大卫王的后代，都是虔诚的信徒。订婚后，尚未成亲。玛利亚从圣灵感动怀孕。约瑟顺从了天使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但没有和她同房。大天使加百列向玛利亚报信时说：“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耶稣。”就是把人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意思。这整件事的发生，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圣婴诞生的夜晚，第一批从天使那里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是伯利恒城外旷野里的牧羊人，他们也同时听到了天使赞美上帝的歌声。于是他们立刻去朝见圣婴。并把喜讯传播开来。这个喜讯不仅向犹太人宣告了，外邦人也得到启示。有三个贤人（也称他们麦琪，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就从此而来）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看见他的星出现，特来朝拜他。”后来他们在一颗星的指引下，进了房子，看见圣婴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他，并且打开宝盒，把黄金、乳香、没药作礼物献给他。黄金表示尊贵，乳香象征神圣，没药预示主耶稣遭受迫害而舍身救世。这也是圣诞送礼物的来历。

朋友，这一天掀开了人类历史的崭新的一页，在这之前，任何伟大的人物都是有罪的，死后只能去地狱或炼狱，而从这一天起，人类才有了赎罪的希望。是全能的主爱世人，自愿卑微，受难，来担当世人的罪。

朋友，我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我在《神秘的宿命》中曾说过：“其实很多的时候你认为绝对是真理的东西，可能恰恰是谬误。” “你又有什么理由对自己乐观而又简单浅陋的人生哲学如此地自信？”你知道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你坚信你比他们都高明吗？对主耶稣的信仰绝对不是你小小的脑袋中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事。

我们中国人往往没有坚定的信仰，而习惯把天下---国家作为人生的终极目的。成为人的生命意义的终极依托。但这肯定会让你终身痛苦。古代的爱国志士发出的感慨往往带有悲壮的色彩。比如范仲淹 “居届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比如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福祸避趋之”，充满了为国捐躯的激情。岳飞、陆游、文天祥、于谦，有哪个不是以痛苦为结局？而更多的人的理想的人生之路不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参与到政权中去。传统中国人这种以参与政权为最终目的的人生追求从来不事先追问政权本身是否合理合法，也不省察自己参与其中是否能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在“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候，亲戚贪妄之类悉为庙廊宰”的时代，参与到政权中去的书生首先要放弃自己人格的独立，把自己出卖给专制主义的皇上。到这个时候，你已经不是人，而是奴隶，是狗。

作为人生终极信仰的对象必须能回答以下问题：人从哪里来，死后到哪里去？人活着为什么？它必须在人痛苦的时候给予安慰，在人面对苦难的时候给予信心和勇气，在人取得成功时仍能使人因敬畏而存谦卑的心。作为历代中国人终极信仰的“天下国家”显然无法解决以上问题。
    在有真正信仰的人们对生命的意义，为什么而活着一目了然：为了荣神益人。人们不论被国家接纳，还是被国家遗忘在草野荒郊，甚至被国家所流放，他的心中仍然有平安，因为谁也夺不去他对天空的仰望，谁也夺不去自己心中对上帝的信靠、盼望和热爱。而在传统的中国就不同了，一个人只要不被国家所接纳，那么就等于被判了死刑，因此中国人的“忧国”首先是担忧自己不被国家接纳。所以他们只好向皇帝一遍遍的写情书，表决心。屈原的《离骚》就是这样诞生的。说得好听是“报国无门”，说得不好听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
     就在今天，一位网友还直言不讳地告诉我，她的目标就是做官，当然她的动机是为人民做好事。其实这也是绝大部分中国人所向往的境界，也就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做到达，而更无法按自己的良好的意愿来施政，周总理、朱总理都做不到啊。你一定能做到吗？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民众以追求政权为最高理想，以参与政权为主要途径是十分危险的，它往往走向社会对抗。因为国家肯定满足不了这么多的官本位需求。而一个以当官为人生最高理想的人如果无法实现这个理想，对于他等于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打击到了他的存在意义这一层面，因此他就会走向社会的对抗，通过起义、暴动来实现自己当官的目的，历史上很多起义军领袖都是落第书生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李自成、黄巢、李岩到洪秀全，乃至孙中山也是曾给李鸿章上书被拒绝后而走向革命的。
    美国人的建国理想中有一个基本点：想念民众凭自己的理性能够实现自我管理。而作为现代文明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的基本点即是：被给予人充分自由、尊严、权利的个人能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实现社会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中国的历史中充满了对民众的不信任，官员们开口闭口“刁民”，贤达的孙中山者也主张中国要经军政、训政才能入宪政。而毛泽东对苦难的中国民众确实充满了同情，然而这种同情却包含了对他们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能力的担心，他在青少年时期说：“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济小也……与之共济圣域”，就是在他眼中民众一群“小”是要“君子”去挽救的。而在毛泽东的晚年，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对人山人海狂呼万岁的民众时，他对身边的斯诺说，你别看这些人在这里叫万岁，不知道他们背后会搞些什么名堂呢？我们传统的政治永远都是两面三刀，笑里藏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里叫哥哥，脚下使绊子。

信任别人的最高典范是耶稣基督，《圣经》上说“只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看看耶稣相信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到我们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把自己交在世界的罪人手里，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被他的爱感化过来。信任，不仅是对别人的相信，而且是自信，正如耶稣所表现的，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他不仅相信十字架下的罪人，而且相信自己有能力把他们回转过来。

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的信仰，在信仰的引领下获得自信、独立和尊严，而坦然面对国家。即不是为了追求官本位的权力出卖自己的尊严，更不因为不被权力所接纳而忧愁失落甚至走向暴力的对抗。我们要从小事做起，从不说假话，不随地吐痰，从帮助邻居的孩子做起，学习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学习承担公民的职责——如果已经有履行公民职责机会的话。我们还要从增加社会能提供的个人实现机会开始，只有多元化的社会才能为民众提供多渠道参与，多种自我实现的可能。我们还要在这种多元化中追求公平与正义，让正气得以增长，让违法逐步减少，使好行为得到好结果，使恶行得到坏结果。

在华盛顿将军结束对一些州长的演说，从总司令的位置上退下来时，他说：“我不断祈祷，上帝将使你们、整个国家和对国家的治理在他仁慈的庇护下；他将培养国民的从属精神，使其服从于政府，拥有兄弟般的情感，彼此相爱，爱整个国民，特别是爱在田野劳动的兄弟们。最后，他将特别乐意驱使我们公正、怜悯、自助、谦卑、胸怀博大，这是上帝自己的品质；没有谦卑，我们就不能希望建设一个快乐的国家。”
   我希望我们能建立一个快乐的国家，一个自由民主的文明发达的国家，希望每个人都能用快乐来取代忧愁。我希望我们公正、怜悯、自助、谦卑、胸怀博大。我希望我们彼此相爱。一如主耶稣爱我们。虽然这个世界不能尽善尽美，基督徒从来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一天变得绝对完美，因为耶稣基督说过：“我的国不在地上！”但是，信仰和爱会使我们看到世界的亮光。

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姊妹。在这个美好的夜晚，我有一句最重要的话话想告诉你：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一鸣   2003年12月24日凌晨  于降龙伏虎庵

本帖主要思想内容来自孙彦理先生的《耶稣的一生》和黎明先生的文章《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家散出的一天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