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仲春，我们英庄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正憋足劲要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努力学习考进县城的中学。谁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了，一下子打乱了平静的学习生活。懵懂无知的我们还真以为改天换地的时代到来了，于是臂戴红卫兵袖章，在红旗下宣誓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革命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校园里喧嚣沸腾起来，学生愚昧野性被毫无节制地释放出来，以前被压抑的私心杂念都被贴上造反的红色标签而泛滥成灾，于是“拉大旗做虎皮”，演绎了许多啼笑皆非的故事。

　　最先到我们学校串联煽风点火的是“郯南社会主义劳动大学”红卫兵，他们用狂热的革命激情点燃起批判老师、校领导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烈火。我们很新奇也很兴奋，不用上课做作业，还可以写大字报批判老师和校长，那太有意思了！大家跃跃欲试，平时经常犯错被老师整得灰溜溜的学生更是摩拳擦掌，会写毛笔字的，不会写毛笔字的，都“拿起笔做刀枪”，在旧报纸或者各色纸张上“涂鸦”。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所有的墙壁都被糊满了，内容无非就是批判“三家村”黑店、学校的走资派以及老师各种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别以为我们有那样高的知识和觉悟水平，大字报上所有的“语录、句子和思想”都是从报纸或者传单上抄袭下来的。我们这里抄一句，那里摘一段，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偌大的校园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我们除了写大字报、游行，还积极参加宣传队，表演小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我们需要什么，校长和老师就麻溜地给我们买来。看看老师严肃恭谨地阅览大字报接受批评，还表态坚决支持我们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意和自豪。今天看来，那时候“胡闹”的代价就是荒废了学业浪费了青春，如果说还有点收获的话，那就是整天乱写乱抄大批判文章，不知不觉练就了写应景文章的套路，作文能力有所提升。再者就是初步练好了毛写字，现在经常给朋友们写春联或喜联，就是在那时候写大字报打下的基础功底。

　　作为年龄不大思想单纯的红卫兵小将，我们觉得毛主席让干的事一定没有错。上面兴起夺权的风暴，我们紧跟形势在下面也造反夺权——英庄小学的那枚公章就到了我们学生手里，而且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那枚象征权力的圆形公章就一直放在我的书包里。学校里有什么事需要公章的时候，老师就到我那里现场办公，当着我的面盖印，“掌权”的那种感觉真好。转眼暑假到了，教工红卫兵头目委婉地问我：“你看现在放暑假了，学校要用公章怎么办，放在你家里学校用起来是不是很不方便？”我不假思索地说，那就先交给学校好了，开学再收回来。在我的书包里躺了几个月的公章，又波澜不惊地回到老师的手里。再开学，老师对我们说，我们教工也成立红卫兵造反组织，就由我们来掌握学校的大权吧。就这样，造反夺权的胜利果实被老师轻易地摘走了，我们暗自后悔不已。

　　文革完全打烂了教学秩序，我们六年级该毕业也没有人管，而是接着上了七年级，继续在学校里“闹革命”。到了1968年1月（春节前），英庄小学遵照上级“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学区，高中不出公社”的指示，招收初中戴帽班，我们这些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后代理所当然成了第一届初中生。吃春节饺子之前，我接到了英庄公社贫管会和军管会（支左的解放军）联合签发的初中录取通知书。

　　初中一年级的学习其实就是一场闹剧。城关公社有12个学区，都创办初中带帽班，到哪里去找能代初中课程的老师呢！有学历有资格教初中得到被列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教学水平高的被批判是“白专道路的代表”，出身不好的老师整天打扫卫生干杂活。没办法，于是就从各村里刚毕业的初中生和下乡知识知青中挑选代课老师。

　　我们这些“猴子称大王”的初中生，本来就觉得在小学里上初中很憋屈，又弄一些不会教学人来糊弄我们，红卫兵脾气上来了——造反。大家不断地搞小动作恶作剧，把那些不会讲课的所谓老师轰走了。记得有一个新来的黄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也就是学习毛主席诗词。大概她是刚初中毕业就走上讲坛，也可能是肚子里没有多少语文知识，或者是害怕口误被我们揪住小辫子挨批斗，她讲得拘谨死板，味同嚼蜡，我们一点也没有兴趣，也很不满意。等她再进教室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使劲跺脚，发出很响又有节奏的声音，随后不断地有同学加入跺脚的行动，最后全班同学都跺起脚来，气势磅礴。那个老师尴尬地站在讲台上，期待着我们能够停下来，谁知我们根本就不想听她讲课，就一直不停地跺脚，最终，她还是灰溜溜地走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来学校教书。就这样，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个老师，有个把月的，有半学期的，最长的的只有一个学期。老师们大为头疼，谁也不敢到我们班上课。

　　像这样顽劣的闹剧，几乎每隔几天就要上演一次。后来，有个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推选出来的石老师，大概教我们的语文吧。他戴着厚厚的眼镜，宽阔的厚嘴唇，其貌不扬。最大的本领就是在学习报纸大批判文章和毛主席诗词以外，还能够给我们讲故事，基本上是雷锋和王杰等英雄事迹等，大家很喜欢他。可是教我们数学的公办老师（兼学校会计）很是嫉妒他，他好像很不待见给我们代课的石老师，经常挤兑他。我们几个人商议一下，就决定找机会整理一下那个会计老师。

　　一天早饭后打预备铃之前，我们把一把笤帚放在半掩的教室前门上端，笤帚下面还有一个装了垃圾的铁簸萁，就等着会计老师进来讲课了。过了一会儿，那个长脸的会计老师慢吞吞地推门进教室，咣当一声，铁簸萁和笤帚先后掉下来砸在他的头上，尘土垃圾弄了他一头一脸，浑身脏兮兮的，狼狈不堪。我们全体同学毫无节制地哈哈大笑起来，为自己的恶作剧收到预想效果而兴奋，为惩罚得罪石老师的人而得意。那个老师怒眼圆睁，一句话没说，转身回去了，欢送他的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发誓再也不给我们初中班上课了。1980年我在县教育局工作的时候，在县城大街上邂逅老态龙钟的会计老师，我赶紧走过去搀扶他坐在树荫下，向他检讨当年的恶作剧并作真诚的道歉。他慈祥地对我笑笑说：“那事我早就忘了，也不怨你们，那个时代的学生都这样。”

　　虽说我们已经是初中生了，但是没有正儿八经上初中的课程，也没有像样的初中老师来教我们，任由我们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自由驰骋。家长们感到孩子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不到东西，还不如回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得利，于是隔三差五就有学生辍学，班里的学生越来越少。大约是我们红卫兵“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好管理，或许是没有合适的老师来教我们，也许是这样近乎胡闹的初中班辍学人数剧增（我们班60名同学只剩下22人），1970年过完春节开学，学校郑重宣布公社教育组的决定，我们初中戴帽班二年级的学生集体迁移到城里的城关中学（郯城三中）就读。向往已久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欢呼雀跃，老师们如释重负——皆大欢喜。

　　青葱校园里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今天看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其实，那只是时代命运在学生身上反映出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