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衡亮的父母生育四男四女八个子女，父亲体弱多病早已失去劳动能力，母亲是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无法下地劳动，弟妹幼小，最小的弟弟仅五岁。排行老大的杜衡亮二十岁起就成了十口之家的当家人，他和老二杜衡明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杜衡亮这个当家人用幼嫩的肩膀支撑了这个家，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

    屋漏偏逢连阴雨，1929年，民勤县又遭沙袭农田的特大灾害，他家的八亩薄田被沙掩埋的无踪无影，对于这场毁灭性的打击，二十二岁的当家人绝望得六神无主了。
    无情的灾难让民勤人惊慌万分，处处有哭声，家家有忧愁，不知如何应对。一些驼夫找上门来揽生意，愿意以他们的驼队承载灾民去新疆逃荒度日。
    杜衡亮同全家人商量后决定：在无路可走的现实下，豁出来去新疆也许是一条出路，可是，当下除有几间破屋一无所有，连不算昂贵的运费也付不起怎么去新疆？和驼夫郑某几经商量，两家达成了协议，郑某表示：这样吧，我十峰骆驼，五峰驮货，一峰我骑，一峰驮食物，留三峰供你家老人小孩骑乘，其他人跟驼队徒步走，每天再帮我装垛、卸垛、放牧骆驼，运费全免，你看如何？
    杜衡亮全家人对郑某的免费感谢不尽。就这样他们启程走西口了。
    走西口上新疆，遥远而艰辛，漫长的戈壁驼道，风餐露宿的行程没有尽头，骑驼的人腿骑僵了，步行的人鞋破脚烂了，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终于到了奇台。
    在当地民勤老乡的帮助下，他们十口人在东地村找到了一处被人废弃的院落安了家，也很快找到了活计，杜衡亮白天当长工，夜晚下苇湖割芦苇或下草湖割草，积存起来卖钱，老二老三打短工，糊口问题基本解决。两年以后家庭人口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个妹妹先后出嫁、杜衡亮娶妻了、父母亲先后作古、三弟被抓壮丁当兵去了、二弟娶妻后分家另起锅灶，这时家庭人口仅剩四人，即：杜衡亮夫妇、四妹、四弟。日子又好过了一些。
    通过几年劳动有了一点积攒，在本村买下了十亩耕地，又开荒五亩左右，终于有了自己的土地。紧接着四妹出嫁了，婆家在天山北麓的板状平原上一个叫八道滩村子，这里地广水少，耕地的利用率很低，绝大部分荒芜。四妹的婆家祖上留下土地多，自己无力耕种，就慷慨的给娘家人赠与了一份土地，说是100亩，按长度宽度计算200亩不止。现在已经拥有两处耕地了。杜衡亮把东地村的15亩旱涝保收的泉水地，交给四弟经营。杜衡亮则带上妻子去八道滩村经营戈壁地。
    这里的人说耕地面积不论‘亩'，而论‘户'。所谓户就是以户配水，种一户地，配一户地的水，按一户地，上交公粮；种四户地，配四户地的水，按四户地，上交公粮。因地多水少，各农户每年只能耕种上游的面积，中下游的地虽然属你所有，但不能种，种上无水可浇，成了永久荒芜地。
    在八道滩创业十一二年，丰年多于灾年，是个风调雨顺期。创业初，每年只种一户，以后种两户、三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最后冒险种到四户。扩大种植人手不够，开始雇工，少时一人，多时三四人。大胆冒险竟然有了好的效益，一发不可收拾，紧接着修新院，盖新房，购置了两辆马车，增加了耕畜，添置了农具，成了该村的首富。但杜衡亮一直没有脱产，主仆同吃一锅饭，一起下地干活，闲时一起嬉戏打闹。解放后土改时定为富农分子，成了专政对象，虽说不没收富农财产，但合作化时，全归公了。每场政治运动中，地主、富农分子都要受到贫下中农的批斗。
    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批他们是蒋匪帮的内应力量；
    反右时批他们和右派是一丘之貉，是右派的帮凶；
    大跃进时期批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
    文化大革命时期批他们是走资派的应声虫，是复辟资本主义派。
    期间，他们有的被挂黑牌，有的被游街，有的被加大劳动量。不时警告：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所幸的是，杜衡亮的生命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绝望中等来了摘帽决定，他由另册转回了原册，脸上有了笑容，而且家人也直起了腰。
    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的决定，当儿子从广播里听到这个消息后，骑车直奔父亲劳动的地头，把消息告诉了杜衡亮。他直摇头，并说："你别胡说。"几天来好心的邻居们也不断给他说了这个好消息，他才相信这是真的。这天杜衡亮对儿子说，我要喝酒。儿子快速的给他买来了酒，老伴一听老杜要喝酒，喜得了不得，赶快炒了个菜端上来，老伴和儿子陪老杜喝起来。一家三口庆贺摘帽。几杯下肚杜衡亮有了几分醉意，自言自语道："我只想挖断穷根过上好日子，我没有做过亏心事啊!"。说完默默流下了两行泪，老伴和儿子也陪着落泪。是伤心泪？是高兴泪？还是感激泪？谁也无法说清楚。
    82岁那年他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