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情怀念恩师孙敦勤先生
　　　                               文/吴福华
　　最爱戴的孙敦勤先生猝然去世，心里涌上来阵阵酸楚和悲痛，眼泪不由自主扑簌簌流下来。从此，这世界少了一个耿直率真的耄耋老人，天国里多了一个善良仁爱的使者。早些日子，曾几次与曹玉华和丁凤华说过，要约个时间去看看恩重如山的老领导，谁知杂事陈横，一拖再拖没有成行，如今成了今生今世无法弥补的遗憾。长天浩浩，阴阳两隔，再也不能见到先生和蔼可亲的慈祥面容，再也不能聆听温馨如天籁的关切教诲：惜哉，孙公！痛哉，恩师！
　　先生于我，是慈父，是恩师。从学校步入社会，懵懂无知的我不知该怎样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矛盾，也不知该怎样处理虞诈倾轧的人际关系。幸运的是，在我人生理想的起航之时，遇到了孙先生（时任城关教育组长），承蒙老人家殷切关怀和倾情扶助，一路行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风光无限。40多年光阴犹如白驹过隙，回首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假如没有先生的错爱，我有可能仍然是草根里的莽汉，经年挥汗如雨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每日为"稻粱谋"而沐风栉雨；没有先生的引领提携，我可能还要在风云多变的生活中莽撞走弯路，不能深味立身处世的真谛而困顿不前，根本不能有今天这样"桃李满天下"的成就。人生在世，父母对子女的挚爱亦不过如此，而我从先生那里都得到了；老师对学生的仁者之爱亦不过如此，而我从先生那里都享受到了。
　　遥想1973年麦季，我刚高中毕业不久，当时的英庄小学校长张慧珠老师（我的启蒙老师）托人带信给我，让我到她那里当民办教师，我犹豫了一阵子还是去了，成为站在讲坛上的"文化农民"。之所以不愿意去国营农场接父亲的班，而是委身于并不被人看好的民办教师队伍，是脑子里存留一丝美好的希望在里面：利用教学的方便条件复习功课，集聚被推荐上大学的资本。三个月后的一天，我的校长老师笑眯眯地对我说，城关教育组孙老师打电话来叫你去公社党委和教育组帮忙，你和某老师交接班级工作然后去公社教育组报到吧。公社那里是领导机关，和领导紧密接触是锻炼你的好机会，要听服从领导，努力勤奋地工作，和周围的同事也要搞好团结，云云。我自己浑然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明白这样的好事怎会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要知道，城关公社约有三百个公民办教师，去党委帮忙明显是受领导重用，是出头露脸的好事，一般人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我问张老师咋回事，她温和地笑笑说，领导安排，你以后会明白的。
　　其实，这是先生给我创造进步条件。早在半月前的某一天，当时身为教育组长的孙先生来英庄小学巡视工作，无意中看见我的备课本里的教案，看见办公室墙壁宣传栏里我涂鸦的美术字，阅读了我用钢板蜡纸刻写油印的讲义。他较为详细的询问了我的相关情况，啥也没说就走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把我调到党委帮忙的这件事。几年后，张校长给我透露说，第一次看见我和相关资料后，先生一直赞不绝口："这小青年是个好苗子，又正直又能干，有才分，值得培养重用。"就这样，我有幸得别人梦寐以求而不能的青睐，在他的关怀爱护下一步步成长。其实，他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爱才惜才，尤其是他认为有才分忠厚老实的人，一定会竭尽全力利用各种机会培养，奖掖。
　　我的童年一直疾病缠身，发生几次意外竟然没有死掉。母亲曾找瞽目先生给我算命，那算命先生根据我的生辰八字说我一生有贵人扶持，前途看好。我从不相信这些虚无缥缈的谶语，但还是深深地相信有贵人扶持这句话。因为在我理想起航的第一步，在人生前行最艰难的十字路口，在我最需要帮助的要紧关头，及时得到了仁爱长者的鼎力帮助。毫无疑问，他老人家就是扶持我的第一位贵人。
　　我在教育组办公室里做些文书工作的事，遵照先生的安排，刻写油印全公社各科室的材料、领导讲话或者有关大批判的材料。兢兢业业，不知疲倦。这些平常的表现先生看见了，很多次在公开场合加以褒奖。有一次，在全体老师大会上，先生拿着我刻写油印的书面材料，挥手在头顶上放绕了几圈，很激昂自豪地说："这就是民办教师小吴刻写的材料，你看这清秀工整的钢板字，你看印刷得多清晰刮净，你看人家的工作效率和干劲：公社党委领导都夸奖呢！"一连串的表扬和夸赞，很多人就呐闷了：这小吴是谁？一把手怎么会这样喜欢他！有几个经常去教育组的老教干会意地用手指指我，大家的目光马上聚焦在我身上。从此，我就在城关教育界崭露头角，成为公众知名人物。
　　我家离公社大约有5里多地，每天步行来回要走10多里路，披星戴月地早来晚归，中午从家里自带一顿午饭，每天高高兴兴地包揽了公社党委和教育组的文印工作，除了刻写油印宣传资料、公社党委的文件之外，有时候也到外面的院墙上用美术字写宣传口号。有时候也要到各管理区下通知，孙老师就让我把那辆凤凰牌自行车骑上，潇洒得意地到几个学区去传达公社党委的指示。当时的工作条件，和现在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全公社仅有五辆公用自行车，很多老干部下乡检查指导工作都要风雨兼程地步行。那辆铮明瓦亮的凤凰自行车就是今天的"宝马汽车"，是公社领导的招牌和身份的象征，我骑着它游走四乡，引得其他同龄人艳羡不已。　　
　　那个年代，所有吃穿的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即使有钱也买不到东西。有几次，我们几个人加班到很晚，先生就会派人去饭店买回来油炸花生米、炸鱼和有限的红烧肉，再买一瓶采莲玉液白酒，招呼我们几个人围着一张办公桌坐好，喝酒吃饭。那红烧肉的扑鼻滋味真的让人久不能忘，香味醇厚连绵，凝滞两腮。细想想，好像至今再也没有享受过那样地道的红烧肉。我不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先生是怎样弄来的吃饭经费，怎样托关系买来的白面馒头。几个年岁稍长的学区教干很了解先生的为人，他们悄悄告诉我，因为先生很顾惜我这个农村来的青年，特意招待我的；他经常看见我的午饭就是吃从家里自带的黑咸菜地瓜干煎饼，竟然一天到晚朝气蓬勃地努力干工作，先生很心疼。那会儿哪有招待经费，他要专门找党委书记申请，还有两次是用卖报纸的零钱操办的。我很受感动，暗下定决心干好工作，绝不给先生丢脸，对得起先生的厚爱和奖励。
　　1973年春教育界又掀起反潮流运动，中央各大宣传喉舌都连篇累牍地播放批判教育复辟的文章。在这当紧关口，我所在的英庄小学也随风而上，学生在某些别有用心人的煽动下，满院子贴大字报，并且把矛头指向我。象我这样拿生产队工分每月补助7元钱的民办老师，在文革中一直是学生红卫兵头目的人，才不怕什么反潮流呢。于是我满身长刺的回应学生：如果有必要反潮流的话就不要上课了，什么时候不胡闹了，乖乖地回到教室里来再上课吧。停课期间有部分学生多次请求我给他们上课，我撑着架子不肯答应，坚持让那几个胡闹的学生检讨才能上课。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公社教育组又来电话，紧急调掉我去党委帮忙。我正好顺坡下驴，收拾东西不辞而别就去了公社教育组，在那里一干就是9个月，过完春节才回到学校。
　　我心知肚明，这是先生在暗中保护我。后来张慧珠老师告诉我，孙老师听说我在学校和学生反潮流运动顶得很厉害，担心出什么意外，就利用工作之便，请示公社党委王学庆书记后，直接以工作需要为由把我从学校里调出来，也就是把我从漩涡里拽出来，以免和运动形成对抗，替我解了围。像这样暗中保护我的事，后来又发生了很多次。
　　1975年春季，郯城大地震闹得人心惶惶，全公社外出躲地震的老师大约有50多人，严重影响了整体工作的正常开展，我就是那年随着逃命的老师一起去淄博下乡青年家里居住了近三个月。地震迟迟没有发生，日子还得照常过，工作也不能丢下不管，于是就灰溜溜地回家来上班。为了整顿纲纪，城关教育组在东南场近旁的栗园里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孙老师狠狠地点名批评了旷工躲地震的老师，可就是没有点我的名，照样让我随着他布置会场，准备简单的会议讲话材料。其余的老师愤愤不平，凭啥一样的错误两样待遇？孙老师平静地说："小吴被我派到外地学习公干去了，哪里是旷工躲地震呢，你们不能和他攀比！"我知道他是在暗中保护我，为了不影响我的进步，为以后推荐上大学创造条件，煞费苦心呐。
　　1975年秋收过后，我在公社党委帮忙已经半年了，这时候全县农大工作团分别进驻各公社，孙老师又推荐我到县学大寨工作团城关分团当秘书，我的工作地点由路西搬到路东的办公室，彻夜忙活新闻稿件，写总结材料，编辑每日一期的《农大工作队简报》。期间公社党委决定给我们张林大队成立党支部（解放以来我们村一直没有党支部，只有两个共产党员，组织生活要到邻村的王巷大队去过），发展我和另外一个青年入党，打好成立党支部的基础。就在政审的关键时刻，我们村里那些一直贪占闹事的人就红眼了，多次写检举信到公社党委，极尽污蔑之能事。我的表现在公社党委人尽皆知，党委一班人都对我赞誉有加，对这样的信件置之不理。
　　孙老师唯恐谣言千遍成真理，影响我的前程，他就详细向党委王学庆书记汇报了我的情况，强调我几年来多次在党委帮忙的工作能力和成绩，请求党委注重这件事。有一天，那几个告状的人偷偷摸摸地来到党委办公室（他们知道我就在公社党委里帮忙上班），王学庆书记表态说："象小吴这样的人要是不能入党，那我们该发展什么人入党呢！"他让公社武装部长对那几个人说："小吴在公社党委的工作表现，党委充分肯定，公社革委会领导班子非常满意，你们这样诬告，党委要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来抓！"吓得那几个人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跑了，以后再也没有写信或者来人"告状"了。我在1976年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入党还没有恢复预备期）。就这样，我每一次细小的进步，都有孙老师的关爱扶助在里面。
　　1976年初秋，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又开始了。我是我们管理区唯一的合适人选，和其他管理区推荐来的一起参加竞选。我入党时候告状的那几个人又蠢蠢欲动了，这次他们不再向公社党委写诬告信，而是给县委县革委会写信。王学庆书记接到一摞县里转回来的信件，找孙老师商讨处理意见。孙老师说，信上所说的事都是造谣污蔑，这几年小吴一直在公社里帮忙，咱们是看着小吴成长的，这件事要处理彻底，不能再给他们捣乱的机会。王书记非常赞同孙老师的意见，于是就派宣传委员和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一起到我们村里去，在大队的社场上召开全体社员大会，着重表扬了我在公社党委里的工作表现，说明党委的意见，同时严重警告那些告黑状的人，如果再背后捣乱，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这样一来，我上大学的事就没有人现再捣乱了，我也终于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殿堂。
　　说起被推荐上大学的事，还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更能说明先生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循循善诱的引导。那是1976年三秋大忙季节，一天傍晚，孙先生托人捎信给我，让我马上到原县气象站（南皇亭）南面的三秋生产指挥部去，我跑得满头大汗见到孙先生，他一个人正在工棚里值班。他温和地对我说，我把你找来，是有几句重要的话要告诉你。县教育局决定留你上郯城师范学校，开学报到以后，立即到教育局上班，不用到师范上课。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和重用，也担心你想不开，让我透个口风给你，千万不要犯犟劲，表示不满。虽然不能上大学，留在郯城工作也一样，机会难得，要珍惜这次机会。听到这里，我的心里有激动也有遗憾，高兴的是我可以到教育局里工作，生活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遗憾的是这辈子不能上大学了，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啊。不过想想领导这样看重我，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于是，我郑重地对孙老师表态说，我一定不辜负领导和您的期望，不闹情绪，好好学习和工作，给领导和孙先生争口气。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某领导的孩子从曲师转到山师，腾出一个名额就给了我，然后就有了我到曲阜师范学院上学的经历。一九七八年暑假毕业回到郯城，教育局对我的承诺依然有效，尽管国务院对我们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没有分配方案，但是还是决定留我在县教育局工作。所有这些，离开孙先生的奖掖扶持，一定是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我大学毕业回来在教育局工作，随后又到一中任教，连续十几年一直代高三毕业班的课，忙得天昏地暗；再后来，我又忝列教干之伍，整日价大江南北满世界地跑招生安置工作，和先生接触日渐减少。迨至先生退休以后，偶尔在大街上相遇，依然是嘘寒问暖，不减一片舐犊之情。
　　先生一生光明磊落，长期做我们城关公社（后来改成城关镇）教育界的领导，工作为人有口皆碑。他平易近人，率真坦诚，高风亮节，人品皎然如皓皓明月。凡是与先生共事的人，都说他是耿直善良乐于助人的大好人，凡是在在先生领导下工作的人，都说他是选贤任能的伯乐，爱才惜才的领导。只要你有才分又肯干，就能得到他真诚倾力的帮助，尽管他在工作中以严格要求著称，批评过错也毫不隐讳。即使工作中他言辞激烈地批评你，可当你有了困难找他求援的时候，他会不遗余力地尽心尽力帮你解决困难。
　　如果我能算作一匹千里马，没有"骈死于槽枥"之间，那就要归功于我的伯乐--仁厚慈祥长者孙敦勤先生。如果我算是一个合格称职的教师，那首要功绩依然要归功于我的恩师孙先生。是他老人家在我彷徨迷茫的十字路口指点迷津，是他老人家为我的前程殚精竭虑，不辞辛劳排除前进路上的磕绊障碍，提供了优良的成长环境。先生就是茫茫黑夜的指路明灯，照亮我人生的前行之路；先生是孕育万物生命的春风细雨，催发理想之花娇艳绽放。
　　先生身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甘做绿叶扶持红花的奉献精神，行春风遍洒春雨的仁厚之举，广做善事莫问前程的坦荡胸怀，克勤克俭自求无愧人生的姿态，无愧良心吃亏自己方便他人的高风亮节，只讲付出不求回报的德操，都是值得我学习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深深地知道，怀念先生不仅仅是用文字记载他的美德善行，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他的为人处事，像他那样"坦荡做人，快乐生活，真诚交友，本分做事，慎独待己，热情助人：进退不计私利，俯仰无愧天地"。
　　敦厚仁和，毕生献身教育事业有功社稷惠及千家万户，风范浩然明月
　　勤勉善良，大爱无疆圆梦莘莘学子成为经天纬地良才，德操世人楷模
　　谨以此文祭奠恩师，愿他老人家在天国潇洒倜傥依旧，健康快乐永远！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2014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