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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日前，王国平撰著的《纵使负累也轻盈：文化长者谈人生》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集纳了吴宗济、刘曾复、常沙娜、张祖道、李铎、顾棣、裘沙、王伟君、南国农、于蓝、王希钟、李滨声、马继兴等13位文化长者的人生感悟。他们之中故去的，历经百年风霜的击打；健在的，也刻下了越过八旬的年轮。现摘编其中的一篇，以飨读者。） 祖籍杭州，生于法国里昂，学在美国波士顿，自称“敦煌人”，常沙娜显得有点“复杂”。 或许正是因为什么都经历了，所以内心如水般纯净。 老了，发丝银白，年轮无情。但举止依然端庄，笑容依然优雅，英文、法文依然纯正，惊讶时身体会向后倾，来一句“是吗？”，眼神里依然有光。 更要紧的是，她懂得坚守，不随意被所谓的新潮迷惑。 “现在流行什么岩彩画，他们要我去讲，我说不懂这个，要讲就讲20世纪40年代父辈临摹敦煌的历程。”秉承父亲常书鸿的遗志，远在西北边陲沙漠里的千佛洞在她的心中有千钧重。 “我的‘源’就是流淌在我身上的敦煌艺术文脉。”“是敦煌的风土培育了我做人应有的淳厚，是敦煌的艺术给予了我学习传统艺术的功底。”年岁越长，这样的认识越发坚定。 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艺术设计教育，她一辈子就干了这四件事，始终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结。 她爱敦煌，每次到敦煌都感觉是回家省亲；她爱花，视其为“大自然的宠儿”“生命和美的象征”“大自然赐予人类最珍贵的礼物”。 她宛如一朵“敦煌之花”，装点在民族艺术的大花园里，吐纳着属于自己的芬芳。 醉心敦煌，让14岁的常沙娜敲开了通往美国的大门。 那是在1945年冬，常书鸿带着她姐弟俩回重庆述职。途经兰州，为了宣传敦煌，两人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父女画展，其中包括常沙娜临摹的一批敦煌壁画作品。 参观画展的人群中，有一个加拿大人，名叫叶丽华。她没有想到，年幼的常沙娜绘画功力如此了得，她似乎有了使命，要为这个小女孩做点什么。 当时，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在甘肃山丹县设立了“山丹培黎学校”，主要招收贫苦人家的孩子、孤儿和难童，以“创造分析”为校训，以手脑并用、理论联系实际为办学宗旨，实行半工半读的教学方法，着力培养一批能吃苦、讲实干的技术人才。 叶丽华就在这里任教。据学生回忆，这位老师会说英文、俄文、西班牙文，主要教纺织课程，乐于帮助学生。 她当即找到常书鸿，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愿意作为监护人，资助常沙娜前往美国深造，以拓宽这个孩子的艺术视野。 过了两年，她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1948年10月，常沙娜赶赴美国，就读于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美术学校，接受了全面、正规的西方绘画训练。因为学校直属于博物馆，她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在博物馆里直接看到东西方古代艺术的珍品，艺术修养有了一次腾跃。 在美期间，常沙娜加入了当时全美最具影响的中国学生团体——“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时常参加进步爱国活动，并结识了爱泼斯坦。 1950年底，这位“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在跟常沙娜会面时，毫不客气地催促道：“你赶紧回国吧，大家都回中国了。”常沙娜听话，毅然放弃了尚未完成的学业，提前回到了祖国。 陪伴她一起回来的，是一沓照片，其中有一张与黑人孩子的合影，诉说着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智慧与心地的善良。 尽管叶丽华负责她的全部费用，但假期里，常沙娜还是到夏令营照顾孩子，勤工俭学。这群小朋友里，有个黑人孩子，总是闷闷不乐，不太合群。 常沙娜领着孩子们洗澡。一个白人孩子突然手指这个黑人孩子，以近乎高傲的语气发问：沙娜，为什么她的皮肤是黑色的？你看我多白。 种族歧视的空气已经开始玷污孩子幼小的心灵。 常沙娜蹲下身来，耐心地说：这就像蝴蝶，有黄蝴蝶、黑蝴蝶、白蝴蝶，都是一样的，长得可漂亮了。你难道不喜欢黑蝴蝶吗？ 这个白人孩子点了点头：啊，明白了。朝黑人孩子笑了笑。 这是友好的昭示。黑人孩子感受到了尊重，心情大好，玩得开心。 孩子难得带着一身阳光回家，父亲满脸的诧异，赶紧细问缘由。孩子迫不及待地把上述情景和盘托出。 这位父亲坐不住了，第二天特地前来，向常沙娜鞠躬致谢，表达敬意。并带上相机，要她跟孩子留影，以示纪念。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但常沙娜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过多的解读，“我从小就喜欢大自然，喜欢蝴蝶，顺口就说出来了”。 对大自然的爱意，融入了她的血液。 学艺术，到底要学什么？常沙娜开出的“方子”很简单：学传统，学大自然。 她酷爱花朵，以心托付，要为她们挥洒丹青。 这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她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经常在野地里、菜园里看到一些不起眼甚至没有名字的小花，静悄悄地开着，“极可爱的”“纯真好看”，而且，花、叶的形态和色彩配置得体、和谐，“富有天然完美的装饰性”。她们为人类孕育着果实，却被遗忘了，“人们却从不识她们的姿色”。她要替花朵抱不平，于是拿起了画笔，为她们塑形“立传”。 跟花在一起相处久了，她觉得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富于人的特性，“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容貌，有清淡素妆的，也有艳丽浓妆的；有纤细秀丽的，也有粗犷淳厚的。她们都毫不掩饰地真诚地展示着各自的特征，为我提供了再现美的灵感和素材。这大自然纯真的写照，是我思绪变化的记载，也是我对大自然美的憧憬”。 所以，常沙娜和这些花以友相称，特地叮嘱，说及“花”时，指代词应该是“她”。 花，色彩绚丽，馥郁芬芳，给人以美的遐想。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说，秀才人情纸半张。于是，常沙娜给自己画就的小花一一谱写花语，让她们一下子有了灵性，获取了生气。 “野地里长出如此精美的小花草，红与紫的变化多么微妙，小叶的衬托象秀丽剔透的花边。”“生就旋转式的姿态，托着蜡烛台似的座，举起仰首的针形种子，为了繁衍我们的后代。”“我长得很不起眼，但随形敷彩，轻松点染，同样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这些，她一并送给了“不知名的小花”。 有时，这些花朵也爱比美，纷纷“吐槽”，搞起“自我营销”，彰显自身的优长。大金鸡菊就毫无忌讳地这般自我介绍：“我们长得很平凡，没有什么惊人的样子，属于菊科。我们长势很舒展，比那长得整齐有序的菊花，更加随心所欲和洒脱。” 有时，这些花朵通过她的笔墨，向人类提出“抗议”。比如，二月兰就有点怒了：“我们野生在较阴湿的树丛中，开出成片带着芳香的紫色花丛。年复一年自身繁衍，是极简单的春季‘绿化’品种，遗憾的是人们不会观赏我们这种野趣，常把我们当作野草铲除。” 有时，常沙娜甘当翻译，给人类捎来小花的“忠告”。百合就正色直言：“我们常常与土地分开，作为花束供人装点室内环境，也为披婚纱的新娘作嫁妆，不论在何处我们都不失洁白的本色，给予人类‘纯洁’的感受和憧憬，人们需要的是多几份‘纯真’才是。” 甚至，有的小花成了“友谊使者”，呼应着“国际交往”，带来了异国的深情厚谊。郁金香就公开表态：“我来自荷兰，侨居中国的土地上，带着火焰似的簇生叶，迎着春光，闪烁着浓郁的赤金色的花朵。” 花与人的边界，不设防。 现在常沙娜很少画花儿了，不过她还在固执地为敦煌艺术忙碌着。 时代在变化，但美的精神岿然不动，传统的审美情趣魅力恒远；形式在瞬息翻新，但人类的精神本质，却是万变不离其宗。 传统的东西不能丢，这是她的一贯主张。 她领着学生前往敦煌，现场教学，照搬当年父亲常书鸿对她进行的“密集轰炸”战术，让壮丽绚烂的石窟艺术将他们紧紧包围。 在这样的时代，临摹是否还有必要？到现场，可以拍照片；画册，可以复印。 常沙娜果断地投了反对票。还是回到原点，临摹的目的是为了让你通过自己的脑、眼、手的实践，加深对临摹对象的认识，理解其精髓，再输入自己的脑中，加以储存，供日后随时调遣。这个过程，也锻炼了眼、手、心的协调能力和统一能力。 写生是否还有价值？过时了吧？ 常沙娜反感动不动就说“老一套”。写生，是向大自然学习的一条路径，撷取自然美的造型、构成和色彩，怎么可能过时呢？只是不同的时代，赋予自然美的形式和意念不同罢了。 有人婉转地批评她太保守，常沙娜毫不客气地予以反击：“艺术不能赶时髦，要立足自我，立足自己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根深叶茂。我从里到外都‘洋’过，我知道选择什么。当我面对‘洋’的东西时，我非常冷静。艺术不必今天染一撮黄毛，明天染一撮红毛，黑色是我们的本色。当我们的艺术拥有自己的颜色时，我们就真正成熟了。” 对中华民族艺术传统一概不知，对大自然美的感受和运用视而不见，好意思说自己是炎黄子孙？有什么资格置身于大自然之中？ 儒雅的老太太有时说起话来也“咄咄逼人”。 1999年，教育系统的高校合并浪潮汹涌澎湃，她供职达42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被“吞并”了，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此时她已经退休了，但“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愫仍无法抑止”，公开发言说这样的决策是错误的，“把一个已拥有社会效益和知名度的学院名牌砸烂了，把一个学院的优良传统和特色丢掉了”。针对有人解释说这是为了发展“大美术”，常沙娜短兵相接，“对‘大美术’的概念，我始终不明白，‘大美术’是大在哪里？是规模大还是数量多？是否还需要有个‘大音乐’‘大文学’”？ 一切都是因为内心充满了爱，爱她的敦煌，爱她的艺术，爱她的父亲。 她庆幸有这样一位父亲，没有性别的偏见。试想20世纪40年代，她那个年龄，在城市里是大小姐，在农村是童养媳。但是她“超然于外”，父亲用心培育，让她在少女时代就明白了“艺术是一种没有性别的自然人生”。 父亲的座右铭，始终在她的脑海里盘旋：“人生是战斗的连接，每当一个困难被克服，另一个困难便会出现。人生是困难的反复，但我决不后退，我的青春不会再来。但不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1980年8月21日，76岁的常书鸿送给她一本与敦煌有关的书，并且附上一封信笺，上边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也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所以，她始终闲不住，奔波依旧。 她房间里的花在竞相吐蕊，她心底里的花在幽静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