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近年来,“国学热”的蔓延势不可挡。从各著名大学国学研究院的设置,到国学经典诵读班的日益火爆,再到地方政府教育、宣传部门的行政支持,无不显示着这股热潮已经渗透到当代社会的各个阶层。作为一名教师,面对如此乐观局面,当然是无比欣慰。但是,如果冷静地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国学在当代面临的危机,其实要远远超过“五四”时代。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国学失去了其赖以兴盛的制度支持,后来“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几乎是全盘否定,国学更是在普通民众中失去了市场,只好退缩到大学研究所的象牙塔中。但是,当时国学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没有彻底改变,传统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而且,大量的老师还在为之奋斗。 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把中国从传统农耕社会转变成现代工业社会,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两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社会剧变,已经使中国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曾是中国农民近乎奢侈的理想,而现在,过半农民脱离了土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命运,对阴晴旱涝不再敏感,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自然会有所改变。当人们不再依赖土地而生存,他们就可能比较自由地选择居住地,近些年人口的流动性急剧增加,正是职此之故。安土重迁的思想,正在逐渐消褪,建立在聚族而居生活基础上的的道德模式,也正在瓦解。而儒家经典的很多内容,正是建立在过去那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譬如,在农耕时代,儿女婚嫁,对女方而言,真的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男方则是增加了人口(劳动力),而现在,则是儿女同样从父母的家庭中脱离出去,组建新的家庭,加上男女的经济权、受教育权渐趋平等,在这种趋势下,男尊女卑的传统价值观念,势必将被颠覆。那么,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再去读“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三字经》)起码有一半的小朋友(女孩)及其家长会对此强烈反感。 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人改变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原先的家庭结构在近三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二四八(父母两个,儿女四个,孙辈八个)变成四二一(祖父母四个,父母两个,孩子一个)。这种家庭结构,使传统的家庭伦理难乎为继,父母、祖父母对儿孙的过分溺爱,甚至“争宠”,使得家庭秩序倒置。而儒家的伦理观念,很多都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这种家庭结构的变化,将严重影响儒家经典的传播和接受。 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学将面临着严峻的危机。“五四”时期,承载国学的传统文化,就像是屋子里的空气,你虽然感到厌恶,却没有办法马上彻底驱除;而今天,我们虽然在热情地寻求国学的回归,但失去了原有的空气。我们今天的“国学热”,就像是一锅烧开的水,但锅底下却没有了柴火,这窘迫叫做釜底抽薪。 今天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倡导和推动普及国学的人,小的时候没有读过,现在也未必真正读得懂国学经典。只要去翻翻那些给孩子们看的古代蒙书(如《三字经》、《幼学琼林》之类)的注译本,就不能不感到忧虑。翻看报纸上对各地国学教育连篇累牍的报道,就会发现,大家对国学经典应该读什么,应该怎样读,认识还相当混乱。譬如有的地方“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要求背诵《论语》、《大学》、《道德经》、《离骚》等”(谢安顺《在青少年中开展经典诵读活动》,《光明日报》2010年9月29日,第7版),且不说《道德经》、《离骚》并不是大多数文科教授都能够读懂的,就是《大学》,除了最前面的一段,恐怕不少中学语文老师对其中的源流递嬗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在诵读内容上,显然还有仔细推敲的余地。 在诵读方法上,也有不少令人不可思议之处。要孩子把《百家姓》背下来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让她记住顺序呢?在201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当七岁的小姑娘王仙妮登台表演互动节目《猜百家姓》时,本身就充分显示出目前儿童经典诵读教育的误区。如果这种畸形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借助春晚的影响力大行其道,其后果是令人担心的。那么,可爱的王仙妮们,在长大之后,会不会反戈一击呢?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这将成为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不堪承受之痛! 因而,面对持续升温的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潮,研究者更应该冷静地反思国学的当代危机,以便未雨绸缪地找出应对危机的措施,使传统文化得以成功地转型,使传统与现代接轨有一个完满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