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岳德章先生的《马尔銮传》，我内心的悲凉无可名状。
    或许，是岳德章先生的作品，触动了我刻意回避的一个历史主题；或许，是这一主题的悬疑结论再次让我陷入茫然。
   《马尔銮传》叙述的是一个真实的英雄传奇。
    1938年，日寇侵华，占领徐州。家住徐州北郊、即铜山县第二区口上村（马家口）的农民马尔銮毁家卖田，置枪购炮，拉起队伍，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战。他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他就是他自己——  一个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农民。拉起的队伍一个团，人称“马团”。 自然，“马团”像她的缔造者一样，也是一支超乎党派而存在的军队——真正意义的“人民军队”。
    八年抗战结束，马尔銮认为自己完成了抗日的任务，所以，解散“马团”，即开始了经济创业。当时，他也没有忘记，将“马团”最好的枪支送给了共产党人胡大勋领导的“运河支队”。
    回顾马尔銮与他农民兄弟的抗战，同共产党的游击队没有摩擦，倒是与国民党的游击队、即铜山县县长、保安司令耿继勋的队伍发生过碰撞。待日军投降、全国相庆的时候，评价马尔銮的抗日之功摆在了当时的政府面前。让今天所有的意识形态宣传家不愿承认的是，他八年的老对手耿继勋没有贪天之功，没有指鹿为马，而是将马尔銮的抗日事迹上报“党国”，故而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予马尔銮特别通令嘉奖，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同时还奖励他一笔丰厚的奖金。
    又过了五年，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共产党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马尔銮被捕，1951年，于“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杀于徐州南郊黄茅岗，罪名是“匪首”。抗日的“马团”定性为“匪”，马尔銮自是货真价实的“匪首”。
   “哪个坟头里都有冤死的鬼。”这是童年在田野里躲疟疾、躺在韩家老林的大桑树下听母亲说的。那时的印象极为淡漠，死是个遥远的话题，鬼是个朦胧的存在。今天，读《马尔銮传》，突然忆及老人的叹息，它穿越时空，凝聚了更多的无奈与悲凉。
   “冤”的话题，太沉重。在中国，没有人扛得起。
    "冤"的话题，也太暗昧。在中国，亦没有人勘得破。
    基于“伸冤”之难，或“翻案”之难，我钦佩《马尔銮传》作者的文化清醒和历史良知。看来，他是要以只手倒悬日月的气度，来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群体的爱国事业寻找一个不被扭曲的“名分”或晚了一个花甲的“认可”。
    “正”与“邪”，“是”与“非”，早已在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判定了。但“民间”的话语是没有法理性的，也是没有权威性的。因而，我又怀疑岳德章先生的《马尔銮传》在表明了个人的文化立场后，依然无法更改那个冷漠的权力对马尔銮的不实之判。
    中国现代史的结论因为党争的背景，注定是二元的。在今天，在中国，在美化自己与抹黑他人的完美结合中，“民间”的声音只能沦为“边缘话语”了。
    “悲观”之为虚妄，正与“乐观”同。所以，我仍然愿意抱着黎明的期待，看历史囘漩到日月朗照、鹿马显形。
    马尔銮，是人民英雄，是国家英雄。他不是党派英雄。故而，一党一派的否定，还不是历史的终极结论。一个生命会死亡，一个家族会沉沦，一个团体会消失，一个时代会结束，但中华民族是不会消亡的，所以，民族的英雄必将永存。
    “伸冤”与“翻案”，倘若是针对着古代历史的，那还是一个“自由话题”；倘若针对着的是一个现、当代问题，则必是一个不准老百姓七嘴八舌的“禁题”。《孟子公孙丑上》引《太甲》语曰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而社会的“冤枉”，“天作孽”者极少，而大都是“人作孽”使然。一部人类的灾难史，即是一部“人作孽”的记录，与“三年自然灾害”、“七月唐山地震”等基本扯不上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