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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村子叫"张林"，村子很小，总共近30户人家，不足150口人，杂七杂八的有十三个姓氏。懵懂记事的时候就听老人们讲，我们这样一个杂姓村庄，直到清朝中叶的时候才有了雏形。据说有一个督堂张景华大人死后，坟冢安放在这儿，为了看管这块豪华气派的风水宝地，征调雇佣了几户佃户，看护这片坟茔和大片的松树林，几代相沿，渐成村庄，并且起名曰"大张林"。因为害怕盗墓的人挖掘棺材内的财宝和价值连城的陪葬物品，张督堂家人一夜之间造了十八座坟茔来迷惑世人，这十八座坟茔的看护村庄都叫张林，我们村便是其中之一。 坐落在我们村子东面的张家坟茔又高又大，坟基占地一亩许，坟茔周围大约有十亩地，安放了大量的陪葬品：石狮、石羊、石马、石人和许多不知名的麒麟怪兽。这些石兽们或坐或卧，或立或奔：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不要以为那里只是野兽们的世界，地位显赫的贵族高官还陪葬了大量的石人。那些石人显然不是布衣平民，他们有的持笏握卷，头戴巾冠，文质彬彬；有的仗剑提钺，怒目圆睁，威风凛凛；有的端庄肃穆，像是思考治国齐家平天下的良策；有的神态安详，似乎有了非凡的文治武功，等待主子封赏；有的似喜似嗔，像是遇到了棘手尴尬的难事。真是形态迥异，神情逼真，一直尽职尽责地守卫着主子的地下宫殿。 坟茔的南面有座高大的石牌坊，风雨剥蚀而华贵不减，字迹斑斑而深远凝重，直到现在还能从其气派上看见主人的地位的高贵。华表立柱精雕细琢，大有紫气东来之祥瑞。镂刻花纹的圆石鼓南北对称，镶嵌在华表柱的地基上。石鼓都是三个一组，高中低依次排列。牌坊的南面有一大片黑压压松林，树高林密，阴翳蔽日。这儿又是通往新安镇和徐州的交通驿站，商贾行人都要在这儿乘凉打尖，要一壶好酒，切几斤熟牛肉，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豪爽风流。酒足饭饱之后，再买块厚厚的锅饼，放在担子上，吱扭吱扭地挑起走路。从东北推沙壶来的壮汉，都要在这儿中休小憩，他们的木制独轮车走路时发出难听的吱哑声，几里路远就能听到。这些人都是成群结队几十人为伍，个个带刀挟矛，以防强盗劫货。车队逶迤，斗折蛇行几里路长。 我小时候经常在这石牌坊一带玩耍。这儿草木深深，虫儿啾啾，人迹罕至，好象置身于远古的旷野，神秘而寂静。高大的石牌坊遮下大片阴凉，凉风飕飕，可以在石阶上下棋，打牌；更多的时候，我们玩那些不会说话的石人和石兽：有时骑上石马，有时爬上羊背，有时也会和拿刀仗剑的石人比试武艺；玩累了，躺在牌坊阴凉的石凳上小睡，舒适惬意，很快就会入梦。有时也会到牌坊顶端的石缝里摸麻雀，偶尔摸出个长虫（蛇）来，大家吓得尖声喊叫。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高大的石牌坊被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给破掉了，连同那些石人石马石羊一起拉去修了桥梁水闸。高大的坟茔也被破堂裂肚，抛棺晾穴，十八座坟茔相连，也不知我们村这座是否是真的。据说从里面挖出许多陪葬的古董玉器，但是文革中间，谁也不知底细。现在那儿只剩下一个高高的土岭，宰相的华贵之气再也看不见了。 我们村自古以来无工无商，社员村民两脚插在墒沟里种地，代代相沿，作坊式的经营水稻、小麦和大豆等农作物生产，因而一直没有发达富裕，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因为村子小，端一碗饭围村庄转三圈还吃不完。村里只有徐姓、吴姓和周姓是大户，其余均是单门独户的小姓。就是这样的杂姓小村，其人心不古也令人难以启齿。在生活困顿的年月里，贫困的生活造就了简陋的思想精神，常常为了蝇头小利闹纠纷，经常有人骂大街，手里拿着木板和刀，一边扯着长腔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街，一边用破刀斩得木板啪啪响，也无非是丢失鸡蛋少了方瓜什么的。平时，一点小便宜就看在眼里，不赚到手里就觉得吃了亏。火刀石一溜的自留地，也要千方百计地侵占地边，时间已久，自己的地就可以多出一垄，于是就开战端，演出一场场闹剧。现在，各村各户都在想尽办法来发家致富，可你到我们村看看，种完地，男女老幼蹲在一起打牌赌博；年轻媳妇半老徐娘围在一起说东道西，交流打骂公婆的做法和经验，挑拨家庭不和，不一而足。 更有甚者，解放以来到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集体生产期间，男丁18岁以上的都当过生产队长，每次都是被闹腾得不到一年就下台，无果而终。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正像当时流传甚广的打油诗一样："春成立，夏垮台，明年春天再重来"。这样"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能是越来越穷，越穷越刁钻。有两三年，谁也不当那倒霉的生产队长，没办法，五保户残疾人王世杰（瞎了一只眼，双腿残废靠拄双拐行走）自告奋勇地充当了队长。春天迟迟地把地种上，夏天懒懒松松地锄草，还无钱追肥，庄稼长得像秃子头上的毛--稀稀拉拉的，又黄又瘦；秋天的收割播种，出勤不出力，一直到下霜季节也干不完。到头来，每个工（十分）只有一毛八分钱。看看整个村子，萧条破蔽，茅屋低矮昏暗，路面坑坑洼洼，臭水坑气味难闻，蚊虫飞舞，村里没有出现过什么达官贵人和小有名气的能人。 我的伙伴都不愿意上学，勉强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就辍学了。他们认为与其在学校里挨老师的整，浪费钱物，还不如回家挣工分划算。文革中的1967年，大学恢复招生，由贫下中农推荐"出身好根正苗红"的初中生去上大学，我们英庄公社十里八村都找遍了，楞是没有人能符合条件。到1976年秋推荐我去曲阜师范学院上学的时候，我们村才破天荒第一次有了大学生，尽管我是"社来社去"的工农兵学员。岁月飘摇远行，时光白光过隙，回眸看看旧时伙伴，现在竟然腰弓背驼，满脸的风霜沧桑，未老先衰，令人恻隐。 虽说不尽人意，可毕竟是我的家乡，是我成长的地方。那里有我儿时的梦和追逐理想的烙印，有不少值得回忆和留恋的往事。 我上高中的时候，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我都要赶回生产队干活，一年四个假，更是一天不闲都参加劳动。有时候，受队长之托，我当临时记工员，在一般人的眼里有点体面，也受大家尊敬。关键时候，别人不干的活我也干，所以一年能挣全劳力的工分，上学和干活挣工分两不误，自己养活自己。那时候，夏季和秋季收获庄稼，站岗放哨很重要，每到收工人散的时候，回家做饭和喂猪的人急急忙忙向家里奔，满地的庄稼需要有人来看护。队长显得很无奈，我自告奋勇地承担这项任务。 有一个秋天的傍晚，大伙都收工回家了，满地都是收割后高粱穗，生产队长安排我留下来"保护人民的劳动果实"。苍茫广阔的地里只有我一个人，四周万籁俱寂，只有蟋蟀啾啾鸣叫，更显得周围是那么寂静和幽深。明媚皎洁的月光泻下银色的光辉，团团薄雾升腾起来，远处的村庄和树木笼罩在轻纱之中，天地万物都好象不存在了。利用这段空闲，我坐在割倒的高粱秸上，骑着思想的野马，漫无目标上下五千年的遐想，一直等到民兵吃完饭来替换我。就这短短的几小时，又挣了一个白天的工分。队长满意，我也愿意。 高中毕业以后，回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猪为伍。整天推着胶车给猪圈送土垫圈，再把猪粪运到地里。每当夜晚来临，在黑暗和幽静的包围之中，我点燃煤油灯，思索自己的出路和前途，迷茫、困顿、颓废、无聊时时陪伴着我，不知明天会怎么样，不知向往已久的大学梦是否能实现，苦恼和烦躁使我夜不能寐,"为伊消得人憔悴"。 当我做民办教师不再从事稼穑之事，后来出去求学，参加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是家乡的情愫却一直在心里萦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