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美好如梅枝上的骨朵

文/仝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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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是母亲狠心

我是1958年6月30日出生的。母亲生我时才二十岁。父亲是一名勘探队员，那时是福建303大队。当时的地质队不象现在的，都有家属基地，家属生活较为安定。当时，父亲是到处跑，母亲也跟着到处跑。母亲天生的不会坐车，一听说要搬家，还没上车就开始晕车了。每次搬家对母亲来说都是一次灾难降临，那个痛苦别人是不知道的，也无法理解。我的记忆力一向都好，到现在很小时候的事都还记个八九不离十。我出生在龙岩，那时地质队的家属都是自己租的附近的民房，有三二家合租一个院落的，也有单独租住的。我们住在龙岩大旅社的附近，我记得一岁左右时，龙岩汉剧团就在家的附近，那时我已会走路，经常在母亲不注意时溜出去，跑到剧团里去，看那些花花绿绿的演员们排练节目，演的唱的是什么，完全不懂，但回家后会跑到床上去，把母亲的枕巾披在手上，当作水袖，把床当戏台，"咚嚓咚嚓咚咚嚓"地嘴上模仿着锣鼓的敲打声，便在床上演了起来，那时被母亲看到，很是开心。但这样的日子不是很长久，后来我们搬到漳平去，母亲在漳平皮革厂找了一份会计的工作，而我则交给房东看管。地质队还是经常地搬家，但因母亲有了一份工作，一般的短途搬家，母亲就留在原地不搬了，只是父亲回家探亲时要多走点路。为了更好地利用休息日，父亲减少了回家的次数，但拉长了每次回家的日子。不然父亲的那些休息假都会浪费在来来去去的路途上。记得是60年夏天，我午睡起来时便突然站不起来了，因为天热，我出了一身汗，母亲给我换衣服，叫我站起来，但我站不起来，母亲死劲地把我拉起来，并生气地往床上一顿，我使哭了起来，但仍是站不起来，母亲一下慌了起来，急忙送我去医院，医生随便地看了看，说是感冒，打了一针，母亲便把我背了回来。到傍晚时，高烧是退了，但我还是站不起来。这时母亲急忙给在队上忙着的父亲捎信，把我的情况告诉父亲，父亲连夜赶了回来，并把我再次送到漳平医院，医院的大夫到是来了几个，会诊的结论是我得了肺炎，在医院无非是打针吃花，折腾了一个星期，结果还是站不起来。60年正是我国困难时期，父母虽然都有工作，但因物资的匮乏，生活是相当的困难的。但父母还是咬咬牙，把我背起，尽管母亲不会坐车，还是晕着把我送到厦门的一家大医院去，那时是有钱都买不到东西吃，一个地瓜饼子都可抵得上现在的一只土鸡的价。在厦门，进去的饭店，基本上是门可罗雀，不是没人消费，而是没法消费。什么都要票，要证明。但我们在厦门呆了一周，医院也查不出我得的什么病，父母只好原封不动地把我背回来。就这样，我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腿不能走的残疾儿了。（因为条件所限，其实我得的是小儿麻痹症，但那时医生不懂治，也查不出来。）这时我们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漳平的乡下去，记得是一个叫苏板的乡下，还是租的老乡家的房子。母亲因我的病辞去了皮革厂的工作。搬家时，父亲一头箩筐挑着我，另一头则挑着锅碗瓢盆。

在苏板，房东很喜欢我，在那里住了一年，弟弟出世了。这时地质队仍是频繁地搬家，母亲生了弟弟，对我的照顾相对少了点，许多时候都是房东照看着我，房东没有孩子，经常与母亲开玩笑说，要将我送给她做儿子。这时，我可以借助着小板凳，一蹲一蹲地走着，有时我为了想吃甘蔗，自己会拿把菜刀，摁在大拇指上，借助小板凳跑在玉米地里去砍玉米杆吃。那时的玉米杆，粗的也如甘蔗一样，只是没有甘蔗甜，有的玉米杆甚至是咸的。玉米地是房东的，她教过我要砍那些已掰过玉米的杆，那些没有掰过玉米的不敢砍，但我那时仅三岁，哪里会注意这些，只是看见杆粗的玉米杆就砍，不甜就又另砍一根，直至砍到能吃到甜的为止，因此也糟蹋了不少好庄稼，但房东从来没有责怪过我半句，她真的把我当自己的儿子看了。地质队又一次搬家了，这次是搬到雁石去了。头天来了一辆卡车，把几家的大件家俱搬走了一车。我家的那些锅碗瓢盆也随车走了。父亲没有回来，母亲抱着弟弟步行走了，而把我留给房东（那时母亲是否与房东达成将我送给房东的意向，现在仍是一个迷，我也不好意思问母亲），第二天又来了一辆车，是带拖斗的。我也不知出于什么本能，一看大家都走了，只留下我一个孤孤的小孩子，心里陡然生出一丝恐惧感，哭闹着要跟车走，房东被我闹得不得了，只好把我抱上车的后斗中去。后斗上装着满满的各种破烂家俱，我在一个缝隙中蹲着，随着车摇晃着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来到了雁石。（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好在那时路不好，都是沙土路，车也开不快，后斗的家俱也不甚笨重，不然，随便哪件家俱倒下来，都有可能要去我的小生命）第二天母亲看见我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又惊又喜，面容表情非常复杂，她一把搂住我，紧紧的，没有说一句话，而我则嚎啕大哭起来。

现在想起来，不是母亲狠心，实是生活的艰难，让母亲不得不想撇下我，也许跟着地质队东奔西走的，对一个严重晕车的人带着两个孩子实是太难了。也许母亲想让我过着安定的生活，而且那房东没有孩子，一定会倍加痛惜我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到65年时，福建的303地质队去支援大西南贵州时，母亲就又再一次将我送到连城乡下外婆的家，直至我小学毕业时才把我从外婆家接到贵州去。

2．一个乒乓球的故事

我在庙前中心小学读书的时候，学校那时并没有什么体育器材，唯一的体育运动是打乒乓球。学校在一家旧式的大祠堂里，祠堂的天井中央有一三合土搭成的乒乓球桌。那时球拍是我们自己用木板制的，乒乓球一个大约是二角钱，要攒许久的零用钱才能买得成的。那时，我腿残疾，要拄着拐杖才能行走。打乒乓球时，我是一手扶着桌边，一手持拍打，这是我唯一喜欢并能做的体育爱好了。打乒乓球时，如果轻吊或是远拉，我都只能认输。但我的同学都喜欢跟我玩，那时我们在一起的同学有罗洪开，他是我小学时最好的朋友之一，还有罗洪开的堂弟，外号叫"连城佬"的，我们也玩得来。这时我已读小学四年级了，"孙悟空"这时不跟我在一个班，因此有时我们放学时就常碰不到一起，不是他早就是我早。因而常在一起玩的就是罗洪开和他的堂弟了。

这时学校已经有点恢复正常了，教学秩序也较好，老师也敢抓敢管了。但学校响应"五七"指示，经常地学工学农。我们班也有两块学农基地，一块是水田，那是种稻子的。每年种两季稻。到插秧和收稻时，老师都会带我们去的。我不会下田，有时就在田边，帮同学们看书包与衣服。那时背老三篇，其中有这么一段，我是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就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我不会下田劳动，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高尚的人，我很以为自豪。一块是旱地，老师带我们开荒开出来的，那里四时种着各色蔬菜，老师在课余时，带着我们除草，开畦，施肥。收获时卖给老师，所得作为班费，用于购买扫帚或班上的粉笔、挂图和排练文艺节目时，小演员们的夜餐费用。除了劳动，上课也正常起来，老师还是很负责任的。特别是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那时对我们还是很严厉的。他的头上有块疤，因为受文革的影响，他的严厉学生们都不喜欢，暗地里都叫他"杨老疤"，但表面上同学们还是很怕他的。那时闹革命归闹革命，但老师们上课还是很认真的，该背的一定要背，该做的作业也是一定要完成的，也有测验和考试。我们虽然讨厌读书，但因为有一个严厉的班主任，除了玩，书还是要好好读的。也许是我的记忆力好，对语文学得较好，该背的过目不忘，该做的作业也做得规规矩矩的，而且字写得工整，杨老师很是喜欢我，并让我当上了"排长"（那时学校学军，一个班就是一个排，一个学习小组就是一个班，一个年段就是一个连，一个学校就是一个营，校长可能是个营级干部吧）

一天考试完后，我们提早出了教室。我和罗洪开就在祠堂里的土桌上打起了乒乓球，正打得起劲时，杨老师来了。罗洪开一看到杨老师黑着脸，撒腿就跑，我是跑不动的，只好乖乖地给杨老师训了。杨老师二话没说，抢过乒乓球，两指一捏，就把乒乓球捏碎了。同时把我叫到办公室，先是训了我一顿，说上课期间，不上课，跑出来玩，懂不懂得纪律是什么？看他那捏碎乒乓球的样子，那是相当地愤怒的，我在他面前自然吭也不敢吭一声了。他一顿噼哩啪啦地训完后，才问我为什么在上课期间打乒乓球？我说刚考完试，我们做完试卷了才出来的。他一楞，便没有再说什么，沉默了一会，就叫我可以走了。我如蒙大赦般赶紧逃出他的办公室。

第二天下午他又把我叫到办公室，我以为我又做错了什么，怀着忐忑的心绪坐在他的对面，低着头，不敢看他一眼，心里想着做什么检讨来应付他。他拉开他的办公桌抽屉，拿出一个白色的乒乓球来，话语温软地说："王江海同学，昨天是老师错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昨天老师没有调查清楚，就没收了你们的乒乓球并发了脾气，捏碎了你们的乒乓球，这是老师不对，老师向你作检讨，并赔你一个新的乒乓球。希望你以后要好好学习，上课期间尽量不要打乒乓球，以免影响别人的学习！知道吗？"

我不记得我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只是非常地吃惊，同时又有一种狂喜，如果当时我有心脏病，一定会晕倒的。

3．一片柚子的情素

物质匮乏的年代，零食对小孩子来说，其诱惑力不会输给伊甸园的禁果。那时父母极少给我们零用钱。五分钱在父母的眼里是天大，在我们的眼里是天文数字。我们的零用钱的攒取，除了过年时给长辈们拜年时得的一分二分红包外，平时的零用钱就是靠父母有时叫我们上街去买点酱油、虾油、豆腐、冬菜或辣酱什么的，从中抠个一分二分的，而且常常无法抠出来，因为父母也是很省的，有时就买个一分二分的东西，怎么抠？能够攒得比较大笔的零用钱，那就是去卖菜，有时一挑菜倒可以抠个五分钱左右。但这样的机会也不多，因为通常去卖菜的都是大人们自己。因而零用钱来得极不易。因此，我们那时买东西是极省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手的。即使吃零食，也是要选好极好的日子，去吃一次，比如两分钱一碗的"鲜草"或是用色素、香精、糖精做出的花花绿绿的冰凉水，有时谗得不行，才会花比较大的价钱去买一粒糖果或是一个水果（比如桃子、李子、梨子或是甘蔗）吃。平时一般都是去偷农民地里的萝卜、地瓜或是其他可果腹的东东。在饥肠咕咕时犯点错，老天一定不会怪罪的。

读四年级时，一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我一走进教室，就听见同学们叽叽咕咕地咬耳传播着什么。同桌的附在我的耳朵上咬着："那个（女同学）很不要脸，去摊上买人家的柚子吃。不给钱，悄悄地偷来了人家一片。"（对不起，这里我只能用同学称呼，不能用名字）我一脸地不相信，我说不可能，人家是很有钱的，人家是电厂的，是单位的，怎么会去偷人家摊子上的柚子吃呢？一定搞错了！但全班的人都在讲，都在议论，那同学低着头，脸红着，就差点没有哭出声来。全班的唯一只有我不相信。而且我利用自己当排长的身份不许同学们再传这件事，这件事原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这种"偷"和我们大家平常在农民的菜地里"拿"又有什么区别呢？大家议论一番后，课后也就忘了，我也浑不当一回事，该读的书还是去读完了，该做的作业也去做完了，该放学时就又跑去玩乒乓球了。

那时还有一件令人快活的事，就是看电影。革命样板戏是必看的，说真的，那时不仅爱看，也爱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看彩色《智取威虎山》时，我一连看了好几遍，银幕正面看了，还跑去银幕背面看。那时放电影，在庙前，一般不是在电厂的广场就是在锰矿的广场。一放电影，就四乡八寨的人涌来，那不亚于过个什么节或闹个什么会的。记得那次是看一片《地道战》，打鬼子的战争片，对小孩子们来说无异于一场盛大的节日。电影在电厂的广场上放，我们早早地去占位置，到快要放映时，一位小朋友叫我，说他那里有更靠近银幕的位置，而且还有凳子坐。我狐疑地跟他过去，原来是我们班上的那位女同学，我感觉很不好意思，但心里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甜密。女同学叫我坐下来，那是一张竹椅，靠电影银幕又近，是我小时第一次这么舒服地坐着看电影，以往我们都是站着看的，一场电影下来，又累又酸，有时人太多，就跑到银幕背面去看，有时就直接坐在泥土地上，仰着头看，脖子看久了，酸痛而僵硬，看电影心里舒服，但身体就不舒服了。女同学看我坐下来，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默默地塞了把红枣、荸荠给我吃。那个年代，特别是在校读书的小孩子，男女同学是极少说话的。似我们这样从所谓的有单位的出来的孩子略好点，农村的小孩子，男女同学简直就是冤家。我吃着红枣和荸荠（这个零食那时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山珍海味），脸躁得快要出火，电影演的是什么和她给我说了些什么，全不记得了。到后面我怕被别的同学发现，第二天上学时被同学们取笑，电影还没散场，我便悄悄地回家了。从这次始到小学毕业我和这位女同学都没再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只是那位小朋友是她弟弟，以后她的弟弟也来过我外婆家几次，通过她的弟弟，我们互相也有捎过一些话或递过纸条什么的，但说些什么我虽然记忆力好，这些却是记不清了。后来，我被父母接去贵州，便断了联系。上高中时，原福建303地质队的一部份职工闹着要迁回福建，我们于是又从贵州搬回了福建，队部落在三明明溪。有次我回连城，特意到电厂去看她，她没有在，她弟弟也没有在，是她妈妈见了我们，而且她妈妈一直以为我是她弟弟的朋友。人没见着，我又离开庙前，回到明溪，以后参加了工作，却在突然的一天，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才知道她也参加了工作，先是在连城印刷厂，后又调回电厂，在西山下变电站，陆陆续续地通了几年的信，也不知什么原因就断了往来。一直到有一次我去厦门，路过龙岩，在金叶大厦查看龙岩号码薄时，突然看见这位女同学的名字，冒失着打过去，竟真的是这女同学的家，但她已得了胆结石住院，我去医院看了她，但女同学的旧影子没有了，只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的样子，幼时的那种亲切感不见了。再以后虽有通过几次电话，也还见过一次，并请过我吃过一次饭，但见面时已不知该谈些什么，以后也就淡忘了。现在想起来，记在这里，就作一个留念吧。

4．三个普通而温暖的台阶

1973年秋，父母把我从外婆家接去贵州赫章的地质队的家属基地。那时我已小学毕业，并且在庙前中学读了半年的初中。按道理我是转学去的，但当时赫章县不收地质队的子女就读。而地质队的子弟学校还没有办起来，因此我便被闲在家里。大约是十月份左右，地质队的子弟中学先办了起来，校址设在河边的一座破房子里，墙是干打垒的，即用竹蔑编好，再用泥巴糊上去挡风挡雨的，屋顶是油毛毡的。地质队几个要上初中的孩子就集中在一起读书，老师是地质队里的大学生或是工程师选调来的，校长是工宣队长兼。应该说老师的水平还是蛮高的，不管是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老师的专业水平都不输给专业老师。历史、政治虽是工宣队长自己讲，但看得出他也是花了心血备课，讲得也头头是道。因此，在文革中，我在地质队子弟中学还是读到点东西的。起先因为语言的问题，老师们讲课都是用的贵州普通话，我一时不适应，成绩不是很理想，只在中上的水平。半年过后，我听得懂贵州的方言普通话后，成绩就猛地上去了，每次考试我都是在前三名，同学们也都很喜欢我，一到考试复习时，我的笔记就全被同学借去抄了，而且同学们都喜欢跟我探讨问题，而探讨时，总是我说得多，听得少，无形当中，我把复习的内容当作演讲了，演讲得次数多了，比什么复习都强，因而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很好，甚至考农基课时，我的成绩超过了100分，因为我在农村呆过，对一些农业基本知识甚至超过了老师，因此所考内容我发挥得很好，老师特意给我加了分。不过加过分后，老师又扣了回去，不给我满分，原因是我没有参加过劳动，所学只是书本上的知识。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好笑。

我有个同学，是邻居。人长得很漂亮，待人也热心，只是极好强。每次考试成绩如果输于我，总会要哭鼻子的。但她是我的好朋友，不仅仅是邻居。她对我也很关心，每天上学我们都是双进双出的，似乎形影不离。我们一起组建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是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队员，我们又是同一批加入共青团的，因为天天在一起学习，复习，做作业，课余时间又一起参加各种校外活动，加上那时我们情窦初开，朦朦胧胧中有那么一种暧昧的气息。而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冬天特意为我挖的三个防滑的台阶。

我们教室门外有一个土坡，坡虽然不大，对正常人而言根本就不算什么，而对我这个腿有残疾的人来说，上下这个坡都是一次危险的过程。特别是贵州这样的气候，雨天，那坡滑，冬天结冻结冰，那坡就更滑了。每次我路过那个坡时都提心吊胆，同学她起初也没有注意，只是觉得奇怪，每次快要到教室时，我总要落后她一截，上下这个小坡我就会放慢。那次先是下了一阵小雨，后又气温骤降，坡上冻得光亮光滑，我拄着拐杖，是滑着下坡的，差点没有跌个大跟头。这回她注意到了，进了教室，她放下书包，一溜烟又跑出了教室，过了一会，她扛把镐回来，便在那坡上刨开了，硬硬的冻土，硬是被她刨了三个平平展展的台阶。刨好后，她抹抹脸上的汗，拉我出去试走走。我红着脸，拄着拐杖，在三个台阶上反复地走了几遍，真的，一点都不会滑了，而且台阶修得矮和平，上下都不费力。教室外的冷风不断地吹着，而我却觉得暖暖的，脚下的冻土冷冰冰的，那三个台阶却如一盆火，烤得我心里热呼呼的。看到同学的笑容，我心里的感激不知如何表达。那时多少禁锢，要换成现在，也许可以直白地表达一句什么。在贵州我和她同学三年，邻居三年，时间虽不算长，但友谊却极深，直到现在我们仍时时保持联系，关心着对方。

这种纯洁的友谊是无价的，我时常以此检测自己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