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患话痨的智者

中国当代作家中，"能人"不在少数，可论起真正"聪明"的人就少得可怜了，王蒙便在这少得可怜的席位中稳稳地占有一席。说到王蒙的创作，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与时俱进。这自然得归功于老王头文学操练的勤奋及人生历练的繁盛，个人的聪明也是必不可缺的条件。

一

王蒙的与时俱进从他迈出文学写作的第一步就开始了。写《组织部来的年轻人》的小王跟后来的韩寒成名时的年纪大不了几岁，那样的年纪，且欣逢那样的时代，没有特殊的敏锐怎么能写出那么尖锐的小说？《青春万岁》中"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是与时俱进的高扬，却又像是谶语，把随后的反右、文革岁月的低潮以及文革后的再度崛起一起编织进王蒙的文学人生之中。经过了文革的折磨和陶冶，重新出山的王蒙一下子写出《春之声》、《蝴蝶》等意识流小说来，今日文坛的这新锐那新锐谁跟王蒙比谁都会给比得没有脾气。其后的文坛不论寻根文学还是上床文学，大都少不了无病呻吟或"为呻吟而呻吟"的习气，而王蒙一出手就会直面当下社会的最大困惑，比如《坚硬的稀粥》，更不如说除了直面社会困惑，在文学表现上还来得那么有趣！可以说，单凭这几篇在王蒙作品之林中算不上参天大树的中短篇作品看，在文学世界中行走着的王蒙不是扮酷，那是真酷！

在文学写作之外，王蒙又时不时地秀出与文坛主流观点唱对台戏的POSE--而且他每一出秀，便迅速地以自己的观点两分天下，以其特有的姿态占有半壁以上江山，比如他的关于"躲避崇高"的高论，比如关于取消专业作家制度的观点。王蒙新作、新说一出，大家就会奔走相告，然后就焦虑，就想和他争论。可是谁能辩得过王蒙呀？所以在这样的争论面前，聪明人的自然选择只能是由衷地同意且由衷地欣赏，欣赏王蒙的观点和文字上的表现，那才叫舒心爽目咚咚咚咚呛。

纵观二十年来中国文坛，能把中国人复杂、隐讳、理性和感性交织、理想和功利交织的思想和情感比较深刻、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用文学表达出来的，王蒙一人而已。在非文学领域，王蒙不光喊，而且干，干就屡有斩获。十几年前，王蒙一边撰文呼吁"作家学者化"，一边以学者化的思考写出一本《红楼启示录》，他的红学观点跟周汝昌、刘新武的相比，在既新且异的同时，更让读者佩服作者的聪明与智慧：你或者想不赞同他、不甘心说他"对"，但你也没有能耐敢说他"错"，相比于周氏、刘氏的红学论著中每有硬伤出现，自然不在一个境地。这便是聪明人的好处。

二

王蒙似乎永远年轻，不光不排斥新异的东西，而且自己还创作新异的东西。就算是国外已有的成果到了他手里也不过是巧妇手中的面团，他依着自己的心性和手法，变幻出自己的"王家样"。像他自标或他标的意识流创作，那叫什么意识流呀，那是正宗的欧美意识流么？不是，却又不妨被看作王蒙式的中国特色的意识流文学，以与中国读者的思想脐带和思维触角同步发展的波长和频率，为中国读者能够接收也乐于接收。若论意识流，在王蒙之前之后的中国中青年作家里面，比他更像正宗意识流的作家作品实在太多太多，但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跟"意识流"一词紧密相联的，只会有这么一个章节："王蒙和他的意识流创作"。也许可以更直白地说：那些更像意识流的作家作品是自娱自乐派，在自家的阁楼里自生自灭着，鸳鸯绣了从头看，连后花园的门儿都关得死死的；人家王蒙同志是与民同乐派，站在辽阔庄稼地的大红戏台上成百上千个红绣球可劲儿地往下扔，观众不被他俘虏还能被谁俘虏？

如许多评论家所说，王蒙的作品有一种"言外之意"，"反映人生"、"反映人性本体"云云。这话其实只说了一半。王蒙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再好不过地拿捏着"言外之意"与作品文本的距离。自古以来中国不少作家奉行"言外之意"的创作，跟那些将"言外之意"远到了十万八千里之外者奉行的"言近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不同，王蒙的"言外之意"最远不过"一去二三里"，或者只有三五步远，不是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式的带着读者一道装糊涂，而是让读者一悟即得，或者连悟的工夫都不用下，读完作品便即了然其创作旨意所在，却乐于装出跟作者同样有悟性的样子，且陶醉在这样的良好感觉之中。就算是艺术感觉最迟钝的读者（智障人士除外）也不怎么会误读王蒙的作品，可着胆子去猜就是了，"虽不中，亦不远矣"。王蒙的作品不在于反映什么"人性本体"，其妙处只在于他反映主题的那种表现技巧，让读者在享用阅读快感的同时，也佩服起自己读书的"悟性"来，--王蒙太可爱了，就算骂人也骂得那样从容不迫，就算自我作贱也作贱得让读者产生共鸣，这个可爱的小老头！

三

王蒙80年代的精品，多数在中篇小说。代表他90年代以后创作成就的，当属"季节系列"：写1950年代初期的《恋爱的季节》，写1950年代后期的《失态的季节》，写1960年代初期的《踌躇的季节》，写1960年代中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的《狂欢的季节》。2004年出版的《青狐》是写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没有以季节命名，但王蒙称它为编年体长卷的"后季节"，可作季节系列观。

评论家郜元宝说："‘季节系列'是王蒙创作上的一次内敛，......作者希望通过回忆建国初期至七十年代末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心态来追问政治和知识分子乃至普通人的关系：政治如何塑造了知识分子的性格与命运，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普通中国人又如何主动或被动参与了政治，并最终造就了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政治逻辑。"与80年代反映当下社会生活的以光明渴望为主的作品不同，这是一个"回头看"的长篇系列，减却了正在进行时态的那种原始纯真和过度沉迷于当下火热生活的抒情性，有些对既往历史的淡定，但同时又保持着大脑的清醒感觉，在内心愈形冷峻、苦涩的同时，文字上依然是"王家样"的幽默、机智，以及一发不可收拾、一泻千里万里的率意。

在这么多的作品背后，不难看到王蒙一副老狐狸表情的感觉良好。西谚云："狐狸知道许多事，而刺猬只知道一件事。"以此而论，王蒙正应归到狐狸的队伍中去。在季节系列中，男一号钱文的形象包含了作者太多的心思。他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曾招认："钱文对周围冷静观察的态度是我当年的态度。批评家陈晓明曾经说王蒙有一种‘胜于生活'的追求，好多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我能体会，这就是钱文的态度。说伤痕文学咱也伤痕，说开会咱也开会，说拥护咱也拥护，说欢迎咱也欢迎（笑）......但又不是那么随大溜，总保留自己那一份清醒，保留自己因为沧桑带来的一份明晰，比生活高明那么一点点。"

王蒙的狐狸式狡黔，还表现在他的"揣着聪明装糊涂"上。他不是有意"逗你玩"式的耍猴儿，而是很平和地把自己的所思想所经历以鸡毛蒜皮式的些微事件表现出来，没有宏大叙事，也没有暗含杀机，更像是高手间印证武艺时的"点到即止"，在满足自己写作与表达欲望的同时，也不乏把读者当成智力水平相当的人来对待的意思在里面。典型的作品就是在写《青狐》的同时边写边在《万象》等刊物发表、最后结集出版的超短篇作品集《笑而不答》，据其自言："表达的是人生的各类困惑，笑而不答是因为无法回答。清醒与困惑也是共生的，一个什么事都糊涂的人也不会有困惑，吃了睡，睡了吃就完了。你要连月亮、火星都看清楚了，困惑不就更大了？你起急不起急啊？怎么还找不到一个伴儿？还是没看清楚踏实得多，心里还装着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和王母娘娘哪（笑）......"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王蒙这样的聪明人，能有什么困惑么？打死我也不相信。退一千步说，王蒙就算有困惑，也绝不是在这一类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样简单这样浅显的困惑呀。王蒙在文字上的低调，我更愿意看作是一种境界，就算是一只男性的青狐在太阳下打盹醒来伸伸懒腰、打打哈欠好了，是身在安全地带不设防的状态下的一种随意生发。

四

2003年一开春，王蒙推出一本新书《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用他的话说，这是首次站到前台向广大读者坦陈自己的"人生哲学"。书中的小标题随手抄一下："我的21条人际准则"、"无为的一些规则"、"善良爱心与‘癌细胞哲学'"、"不设防：我的一枚‘闲章'"、"我为什么没有自杀"、"为自己创造不止一个世界"、"等待：一个无奈下的积极概念"、"宽容与疾恶如仇"，诸如此类。王蒙反复强调，这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以来，最深刻、最透彻也最直接的有关人生体验与生活道理的一次写作。可是，单从上面所引的篇名来看，整个儿是话痨的范围，跟当前畅销书中比余秋雨还俗气三分的美国刘镛的书可以比拼一下话痨指数。

王蒙的话痨的病根其实埋伏很久，早在1980年前后便已显现，只不过那时因为频度恰当而更多地被当成了一种有特色的幽默。比如，《风筝飘带》中，男主人公佳原把一个被撞倒在路边的老太婆扶回家，却遭诬陷，女主角素素由此欣赏他的憨厚，于是两人"好了"。然而环境对他们的"爱"置之不理，素素的爸爸大搞政治审查，要审查"他的姓名、原名、曾用名，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土改前后的经济状况，出生三个月至今的简历，政治面貌，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有无杀关管和地富反坏右，戴帽和摘帽的时间，本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本人和家庭主要成员经济收入和支出"。看，这是一段多么缜密细致而又有着字面趣味的废话呀！

在王蒙近十部长篇作品中，有一部我很喜欢的《暗杀3322》，是纯粹的"王家样"，但自然随意，不知道为什么少有人提到。而在它之后的作品，在故事的叙述层面，王蒙越来越像一只转滑了丝的螺丝，渐渐成了一个话痨写作者，到了《青狐》已是登峰造极，像上面所引的那样有趣的废话比比皆是，需要不需要的都得绕上半天，--不过，能把幽默的废话写得跟婴孩一尿炕就尿得跟世界地图似的不重样，不也是个本事？再说，王蒙小说的罗嗦，比刘震云的有嚼头得多。如果把文学的境界降低一下标准，你会发现：同样是话唠，可王老头是个多么有趣的话痨啊！只是，要论到有趣和意外之趣，比王小波就差距大了。

五

王蒙说："幽默感是智力上的优越感。"王蒙又说："即使在我写得最规矩、最正经、最抒情的作品里，仍然不乏笑料。"当一位以幽默作为看家本领的作家把幽默的酱醋茴香葱姜蒜等佐味品不是搁在炉灶间而是堂而皇之地摆到了宴会宾友的饭桌上亮给食客看，是不是可以证明该幽默作家已经老了？

人老则易昏，此乃千古不易之定理。王老变老之后的昏昏表现，是欣欣地享受着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快感。四度"提名王蒙先生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其会长冰凌同志1994年从福建赴美利坚，据称在福建时完成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学业（按，不知道这个学是怎么上出来的）。到美国后，在康州餐馆打工，1996年成立了该联谊会，自任会长。1998年又筹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自任主席。只要查一下诺贝尔奖的提名与评奖机制就会知道，这两个组织和冰凌的两个身份均不具备提名资格。

对诺贝尔文学奖，王老表示："我认为得了奖很好，你可以和海明威、马尔克斯等站成一队；得不了也没什么，你可以和托尔斯泰、契诃夫、鲁迅等为伍。"这话说得很能凑趣。不过，与其说这是王蒙的良好心态，不如说这是王蒙的说话的艺术技巧。

但是面对四度提名，王蒙一向灵感四溢的大脑发生了短路，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冰凌自选集》，王蒙在序中称赞这位每年提名他的冰凌"是一个永远不堕其志的献身于文学者"，其作品"反映了一种对于更高文明程度和个人尊严的呼唤"。这一番大言炎炎，不妨看作王蒙的一回人生幽默，只不过这回他成了被幽默的角儿。

六

最后给朋友们留两道"开心辞典"题--

"所有的记者与作家死后都要进割舌地狱。"

    问题一：是不是话痨作家要割得多一些？（哈，倒与非洲人作为成年礼的割礼异曲同工。）

问题二：这句话，出自王蒙的哪一部作品？

答对的朋友可获赠本人亲笔签名文集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