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灾难、社会的灾难、国家的灾难，往往都是突然降临的。因此，灾难发生之前能否预见，灾难发生之后能否迅速形成应急机制和提供强有力的措施，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这次汶川地震，我国对待灾难的群体态度，我国政府的反应模式还有我国对待国际援助的态度，这些本身就给中国大大地加分，也让那些借口攻击我国的各类势力很难过分操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地震是坏事中带来了好事，在客观上改变了国际媒体针对中国的态度。

　　客观的反思，无须在进行空洞的情感悲伤表达和无用的道德谴责！理智的分析，我国政府应对巨大的地震灾难来说，就非常令人感叹。按说，在经历了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32年）之后的中国，理应在应对的"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之中会有上佳的表现，然而事实上却并不尽然，虽然有进步，但毕竟在避免巨大损失的方面，还是很不尽人意。

　　首先拿地震的预报来说。唐山地震之后已经有人（张庆洲）撰写了《唐山警世录：728大地震漏报始末》。（该书已被列为禁书）书中严重地指出，当时因政治上"批邓和反右倾"的需要，使得对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尽管有人已预报了大地震的即将来临，然而"社会的（管理）体制"却表现出了极不应有的"麻木"，正是因为这种"体制的麻木"，带来了最巨大的灾难的伤害和损失。

　　想不到的是，32年后今年５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在预报的问题上又继续重蹈覆辙，这次的政治问题是全民热烈迎奥运，痛击"藏独"事件。据报道，在地震发生之前，已经有人（耿庆国）在2008年四月的地球物理年会上明确指出，阿坝地区７级以上地震危险点在５月８日（前后十日）发生。非常遗憾的是，这次准确的"预报"又同样遭到了"社会（管理）体制"的极不应有的"麻木"。

　　这种"体制的麻木"现象，更又顺延到了其他一切的方方面面。例如房屋建筑的抗震标准的执行、学校建筑理应优先政府建筑的社会期望，等等等等，这一切均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乃至无视。

　　但是，任何事情都会有两个方面，随着时间的过去，我们也要谨慎地注意，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的做法，这些做法就可能会在高度正面的媒体传播之后，带来另外负面的效应。

　　首先、问责制的问题。校舍与医院的大量倒塌，大量的新闻报道使得人们不得不再次关注公共项目中的豆腐渣工程，当初工程建设标准是什么？谁发的标，以及招标、监理、验收如何进行的，是否按照严格的管理程序进行操作的等等，这些管理不能纳入法制轨道，人治大于法治，导致鲜活，可爱的小生命命丧黄泉，视人民生命当儿戏，谁应该负责。有多严重？如何问责？这样的学费我们能交得起吗？现在教育、建设两部已经启动调查，但还是希望有一个切实的说法，而且形成一个还能对其他的类似情况有个更全面的调查。完善的管理体制，依法进行管理，杜绝类似的事情发生，否则，以后其他方面仍会出现。

　　其次、专业社会团体的发育。在本次救灾过程中，政府的贡献与表现有目共睹，但是也反映出一个值得深思得问题，那就是行政式的一概而论，这既会导致一刀切，或者一哄而上，也会导致灾民严重的依赖心理，不分轻重，人人有份的大锅饭，所以在精细化管理的意义上也会发现很多细微的工作并不是按照专业要求来操作，致使大量的资源落地后，导致无从追踪的难处，一时乱了手脚，缺乏系统的操作程序，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缺乏大量专业与热情的非政府专业组织的存在，因为救灾的原因而暴露出来的这一不足，希望促进我们对于非政府组织在严紧的控制下，政策有所调整，使之更快的发育成熟，解决行政干预带来的弊端，避免造成严重物资浪费河经济损失。

　　第三、宣传的管理。这次震灾报道的及时性与开放性有口皆碑，体现了政府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但是除了对事件报道本身之外，有关部门对于问责问题，仍然采取了严密控制的政策，例如：对善款流向等问题的报道，缺乏实例追踪式的流程解剖报道，造成捐款人有种被愚弄的感觉，同时缺乏客观、公正、透明。进一步说，未来对于其他事件，尤其能否采取同类的滚动快速报道模式，还不能达到完全公开透明的程度，使人心存余悸。

　　第四、预防与早期反应机制。这次震灾反映出来的问题是我们的早期预防机制严重缺失，而只是在事后对应措施上做得不错，这是一种代价昂贵的公共反应模式，这种高学费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确太沉重。这次在大部分应急工作上的有效预警、有效传播与社会早期动员显得相对比较薄弱，而这样的工作需要更多专业机构的专业工作通俗化、行政工作社会化、官僚程式创意化、内部职责公开化，否则我们花了很大的预算，也设置了庞大的应急机构，但是实际上只能做亡羊补不牢的事情。所以，这次在这些方面，我们如果处理得更好，有好的预案，那么我们在中外公众面前得分会更高，否则我们很可能仍旧在最后的体制归因上受到有心之人的攻击。

　　突变的灾难固然可怕，但它们毕竟是偶然的、暂时的；然而，对于我们来说，需要通过法律完善应急运行体制，虽然严格地讲，既没有绝对的人治，也没有绝对的法治，但的确有人治之下的法治，或法治之下的人治。彻底解决社会体制的可怕，却是必然的、永远的。为了未来永远顺利、成功地应对一切突变的灾难，让我们尽快改变我们目前不适应运行的体制吧，愿它能从此永远灵敏地感受一切人民群众的痛苦，并还能更敏感地感受一切人民群众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