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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之革命，请从今日始 造成你们荣誉的，不是你们从何而来，而是你们向何处去！ ——尼采 Ⅰ人不神圣，事业神圣 ——没有人可以标榜自己如何神圣，也没有人可以把神圣的事业诋毁。 1、在中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热衷于嘲笑一切神圣和崇高的事物，唯独不嘲笑自己。他们极少思考，他们的心中早有荒谬廉价的公式：一切神圣即是压迫；一切崇高即是虚伪。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这些人把消灭神圣当作崇高的正义，把诽谤崇高当成神圣的教条却洋洋得意，浑然不知。 2、在中国，有这样一群标榜“真实”的人。他们看不到人的崇高，就以洞察人的卑劣为道德，就是说，他们称自己恶毒的目光为道德。他们是被卑微琐碎的情感压弯身躯的人，他们不能够提升净化自己就痛恨这种提升和净化，他们在泥泞中打滚，醉心于自己的“自由”和“真实”，大声嘲笑那些用高贵情感战胜卑微的人多么不真实，多么非人性，多么陈腐和虚伪！ 3、在中国，有一种人不曾崇敬迷信一切，唯独崇拜迷信自我。他们说：“我们是真真实实的人，没有信仰，也没有迷信。”他们如此自鸣得意，可就是缺少打鸣的胸膛！他们无创造力，所以缺乏信仰。必须创造的人总是有其真实的梦和星座，并且坚持信仰！他们绝少追求知识，却学会了怀疑一切。他们把自己的尺无法测量的一切斥之为虚妄，可就是不相信自己的智慧的尺竟然短的可怜！他们是不断驳斥信仰、破坏一切观念的人。他们这些被涂得光怪陆离的人怎么会有信仰呢？ 4、在中国，有这样一批言必谈性的人。他们宣称性是真实的、神圣的，而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同时宣称享受性这件“真实”、“神圣”的事情的人是不可能神圣的。他们认定享受性的人不宣扬性，反宣扬崇高事物即是最大的虚伪，做作和伪清高。他们宣扬自己的性神圣，把别人的性当成丑闻。他们永远采用双重标准，放任自己的同时挑剔别人。他们容不得别人竟与自己不同，走过并最终超越了自己。 5、在中国，有太多万事务实的人，他们所谓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即是一切从金钱利益出发。一切都是利益，他们早已泯灭了感情。他们一听到正道、理想、民族、天下事就心中暗笑，嗤之以鼻。中国的父母们如今总在劝告他们的子女弃掉一切虚假的理想，万事务实；谁谈到理想谈到崇高就被认作书痴，疯人、神经质。莫非他们的子女不亦是泱泱中华的儿女？岂知一句“万事务实”，摧折了多少未来中华的英雄儿女！中国人需要找回自己的民族责任感，找回一种内心的神圣。中国人不要嘲笑轻蔑理想，中国人应该明白什么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6、在中国，有一种在堕落和歪曲中呼喊自由的人。他们的灵魂从未渴盼进入自由的高处，从未渴望星辰；他们只是迫不及待地想要释放身体中的牢狱和野狗。他们的不良本能比他们的思想更渴望自由。倘若他们的思想致力于打开一切牢狱，他们内心的野狗会在地窑里高兴得欢叫起来。你说你自由吗？我要听听你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不要听了挣脱了一种桎梏。呼喊自由的人，你是一个被允许挣脱桎梏的人吗？存在着某些人，当他们抛弃奴役时，也抛弃了自身最后一点价值。 7、这些人不相信任何神圣的人，神圣的事业。这些人希望别人和他们一样的卑微，平庸，琐碎。这些人最厌恶听到“文以载道”，他们希望文学仅仅沦为娱乐民众的媚俗工具，希望作家仅仅是一项谋生的职业。他们痛恨这世间竟有一种事业，有一种人唤作崇高和神圣。有时候，人不必神圣，而人的事业则必须神圣。一个人本身可能达不到绝对的神圣，甚至会有种种缺憾，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可以神圣，应该神圣，他的心中可以也应该保有神圣。对于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事业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卢梭、萨特、罗素，他们本身并非神圣，甚至为人所诟病，但是他们坚守的事业却具备神圣性，他们心中的道义和责任感具有神圣性。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本人也因崇高的事业获得了某种神性的光辉。 Ⅱ别抛弃你们的爱和希望 ——我以爱和希望向你们恳求：别抛弃你们的爱和希望！ 8、在中国，有一种苟延残喘的高尚。只为活着而活着，而不管活的如何卑微、琐碎，了无生趣。而中国恰恰有着这样一批高高在上的评论家，大言不惭地颂扬人性的卑微、琐碎，如何在求生存的忍耐和受苦中达到了高尚。美其名曰：人性的真实与高尚。那么，人性的理想与崇高呢？丢到何处去了？我们今天的文学拒绝高贵的、理想的人性，斥之为脱离群众，脱离真实。不要忘了，是孙悟空、浮士德、阿基琉斯这样的形象仍然代表着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精神品格。不是要上演革命文学的高大全，要知道有缺陷的英雄和能吃苦的庸众绝然不同。 9、在中国，总有一群事不关己的看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管好自己，不过问天下。就是说他们活着只为自己，没有丝毫践行正道的责任感，安于卑微，也不敢有些微非分之想。即便如此，也就罢了，最可恶的是这些人竟成了旁观者、起哄者、造谣中伤者、冷嘲热讽者。他们因自己的不负责任而内心恼怒勇于承当的人，因此他们乐于欣赏战士和英雄的受伤、失误、落败，甚至死亡。他们大笑亦或叹息着在茶余饭后作苍蝇式的嗡叫。 10、在中国，存在许多心灰意冷的人们。他们中有些是为中国文学奋斗过的热血青年，然而腐朽的文坛，现实生活的逼迫使他们心灰意冷，放弃了曾经挚爱的文学，每天为生计奔忙。他们夭折的荆棘路成了庸人的笑料和谈资；成了自己一生的疮疤和大不幸；他们又或者是曾经对中国文学寄予厚望的读者，然而如今他们已远去，以“再也不读中国书”作为极端的反抗、愤怒和轻蔑。 11、在中国，存在许多虚假关怀的作秀。中国作家的言行不一致，知行不合一，已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人物”们根本不了解时代，只是以虚假的所谓同情关怀的眼光，高高在上地品玩窥视下层人民；要么一味地以假装关怀反思历史的正义姿态自居。他们根本上远离时代精神，完全不理解时代，与时代脱节，难倒文学不关注当下的时代精神，现在的人类的生存境况，而非要等当下也变成了历史才去虚伪地假装悲悯和正义的姿态去介入？他们根本上也远离民众，远离现代人本身。当下的文坛充斥着一种虚假的，自以为是的，无关痛痒的作秀式的所谓关怀。真正的人文关怀并没能落到实处和深处。 12、在中国，流行着媚俗炒作的风潮。庸俗、浮躁、煽情的消费文学席卷了最广大的市场，迎合并骚动着小市民的卑劣情绪。媒体，出版社贪图利益，成了输出媚俗文化垃圾的阵地。很多作家被媚俗的强大力量所俘获，写出让他们自己蒙羞的垃圾文字。不肯媚俗，用心良苦的文学被排挤，漠视，惨遭遗弃，甚至难得出版面世。 13、在中国，有一批拆毁一切的愤青。他们以相对主义和诡辩的姿态怀疑一切，他们以诋毁一切，打倒一切的狂躁反抗任何权威。他们是一批诽谤文明，悖弃传统，放纵欲望的暴徒；他们是焚毁一切，在废墟上唱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是彻底的破坏者，他们反对和害怕任何重建，他们滥用解构的精神，把真正崇高之物硬贬为卑下，把真正污浊之物偏抬举为崇高。他们喜欢在泥淖里打滚，生怕崇高成为他们卑下欲念的约束。 14、在中国，存在一些遁入乌托邦的人们。他们在污浊的世界中，为自己苦心营造一个审美的乌托邦。栖身其中，不再去管乌托邦外真实的世界。他们沉醉在一种迷惘和哀伤中不能自拔，不再去找寻可能的出路。他们乃是一群绝望、自欺、脆弱、孤独的人。然而当下的中国文学更需要另一种人，另一种人从美丽的哀愁中醒来，从美丽的叹惋中发现和获取更多的温暖和力量！很多时候，人并非不了解现实，但他仍要选择理想。假如人失掉了自己最高的希望，他便将会诽谤一切崇高的希望。倘若你们大的事情失败了，你们本人也就因此失败了吗？倘若你们本人失败了，“人”也因此失败了吗？ Ⅲ中国文学向何处去？ ——新千年文学是用诗与思的光辉照亮世界黑夜时代的文学。 15、在中国，许多人自觉或不自学地为腐朽势力辩护说：“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是当下最可悲最被歪曲的一句话。自古穷极思变，变通则久。既已存在的于其客观实在性上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现实中存在的却又常有大不合正道天理处。历史的车轮兀自向前行进，当然有时不免滑入低谷，然而，一个民族要想在必要的天命性的时刻重新走向辉煌和伟大，那么就要甩掉泥沙。如果说前路亦将有泥沙，我们何必在乎现在的污垢，那么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不说，我们也势必终将日爬行在泥淖里，死掉或者啃食污垢，以保卑微的存活。 16、在中国，我们常常发现这样一种非中非西的两面骑墙派。看到别人宣讲东方，立刻攻其为封闭自身，保守腐旧；看到别人论说西方，就攻击人家崇洋媚外，忘了祖宗。真实的情形是，这些人往往即不了解东方，也不了解西方。他们永远是不做实事的挑剔者。为何非要有此二元对立？为何非东即西？新千年时代正是东西方走向融合的大历史时代，切莫只说一家言，切莫只以一家言观。站在世界的大语境中，就是要站在东西方融合的大高度上来。 17、在中国，我们听到有一群人说：“文人何必相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好像他们要团结一切中国文人共同与外国文学做斗争似的。优秀的、美好的文化思想应该多元共存，共同繁荣；庸劣的、腐朽的杂草、病毒、害群之马焉能使其并存？我们不轻视所谓中国正统文坛，外国人难道就不轻视它的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提法无非对真正问题的逃避。有病就要打针吃药，甚至手术，刮骨疗伤，这是一个民族大文化精神的疗伤，绝不是内部利益的窝里斗。 18、在中国，有一种人一味地高喊宽容。听起来似乎高尚，对啊，我们为什么非要蔑视别人呢？因为有爱，才会有蔑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不会去蔑视，拒绝社会责任民族大义的人不会有蔑视。如果你爱你的祖国，那么你就要先学会蔑视它，人如果不恰好蔑视其所爱，他怎么懂得爱呢？鲁迅为什么蔑视？因为伟大的爱而蔑视。鲁迅的蔑视恰恰是因为他的挚爱。怀着伟大的爱而爱，怀着伟大的轻蔑而爱！我不是让你们蔑视他人，你先学会像诚挚的爱者一样蔑视自己、蔑视你所痛爱的沉重的一切吧。 19、有人看到我的前两篇批判中国当代文坛的文章，善意地劝告我说：“文学不重要啦，现在人们有了电视、互联网、五•一七天游、健身房……有太多令人眼界大开的事情了。现在是出国际象棋大师、水稻杂交大师的时代了。”是的，这是一个出娱乐明星、体育明星、商业明星的时代，这个时代唯独不出文学大师和思想家。然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贫困时代的悲哀。这是一个只重小技而不重大道的时代。文学不该仅仅是一项谋生的职业；不仅仅是为了娱乐民众的工具；对于一个民族，文学应该是一项神圣而崇高的事业；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文学亦应该是一份美丽而纯洁的追求。 20、在中国，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我只为自己写作，我拒绝任何为了其它名义的写作。”这样说就好像个人的文学与民族的文学是完全对立的似的。文学包括个人的；媚俗与权力话语的；民族与世界的。个人的文学必然是达到真实普遍的人性才会引发其它个体的共鸣；民族的文学必然是达到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才能震憾一个民族的心灵，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个人的文学之于民族的文学就如民族的文学之于世界的文学。我们不要把个人的、民族的、世界的文学相对立，他们都是关于天空之下、大地之上人的文学。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乃是那种权力话语的，媚俗作秀的，虚伪造作的非人的文学。 21、在中国，有着许多善于混淆问题的人。你说反抗中国当代文坛，他便说你迷信西方，反对传统。因此我们必须一再地强调：中国当代所谓正统文坛正是弃绝传统、又邯郸学步于西方的畸形势力。我们反对的只是一个非中非西的怪胎，树上的毒瘤。反抗和改造中国当代文坛，乃是要真正地复兴中华传统，真正地实现东西融合。一个民族必须扎根在一个传统里，而不是飘浮无根。新千年文学就是要回归这个伟大的传统，并且在东西方思想文化融合的大时代语境中对民族和世界的文化精神有所新的承扬。新千年时代的文学应该是一场伟大的文艺复兴，让中国重新引领世界的潮流。因为只有中国的文化在“中道”中具有那种包容世界的文化根基。 [本帖已被单纯女人于2007年11月1日12时53分11秒修改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