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骨铮铮--刘禹锡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诗人，早期参加"永贞革新"，被诬遭贬，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穷僻荒远的贬所度过，但他屡处逆境而不坠青云之志，以执著的精神一扫中唐初期萎靡虚浮的诗风，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形成了清新豪峻的独特诗风，被白居易称为"诗豪"。

      一、刘禹锡的生平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对于刘禹锡的籍贯和生地，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计有中山说（今河北定县）、彭城说（金江苏徐州市）、嘉兴说（今浙江嘉兴市）、洛阳说（今河南洛阳市）、荥阳说（今河南荥阳市）人。世多袭洛阳说。去世后葬在荥阳豫龙镇檀山上，对此均无异议。刘禹锡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德宗贞元六年(790)以前。刘禹锡自幼好学，熟读儒家经典，浏览诸子百家。童年时代曾经到吴兴陪侍诗僧皎然、灵澈吟诗,得到他们的指点,并为权德舆所器重。

      第二阶段，从贞元七年到顺宗永贞元年 (805)。刘禹锡19岁左右游学长安。贞元九年与柳宗元同榜登进士第,接著又登宏词科。贞元十一年登吏部取士科,授太子校书，开始踏上仕途。他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入仕以前，自称"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献权舍人书》）。《华山歌》中"明志"说："能令万国人，一见换神骨。高山固无限，如此方为岳。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入仕以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贞元十六年入杜佑幕掌书记，参与讨伐徐州乱军。十八年调任渭南县主簿。次年任监察御史。贞元二十一年（当年八月改元永贞）一月，德宗死，顺宗即位，任用王叔文等人推行一系列改革弊政的措施。刘禹锡当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与王叔文、柳宗元同为政治革新的核心人物。革新只进行了半年,就遭到宦官、藩镇的强烈反对。顺宗被迫退位，宪宗即位。九月,革新失败,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初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行至江陵，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同时贬为远州司马的共八人，史称"八司马"。

      第三阶段，从宪宗元和元年(806）至敬宗宝历二年(826)。八司马被贬后,宪宗曾下诏："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从这时起，刘禹锡开始走上"穷愁著书"的道路。在贬所，他写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大胆地揭露宦官与大官僚的丑行，以抒发胸中的愤懑。元和九年十二月，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起奉召回京。次年三月,刘禹锡写了《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诗，得罪执政，被外放为连州刺史。后来又担任过夔州刺史、和州刺史。所到之处，访问疾苦，关心民瘼，写了不少诗篇。其间，与佛教徒往还密切，写了不少酬僧诗，宝历二年冬，从和州奉召回洛阳。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至此结束。

      第四阶段，从文宗大和元年 (827)至武宗会昌二年(842)病故于洛阳。大和元年,刘禹锡任东都尚书省主客郎中。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他一到长安，就写了《再游玄都观绝句》，表现了屡遭打击而始终不屈的意志。以后历官苏州、汝州、同州刺史。从开成元年 (836)开始，改任太子宾客、秘书监分司东都的闲职。会昌元年(841),加检校礼部尚书衔。世称刘宾客、刘尚书。他在地方官任上颇著政绩，但总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没有充分发挥，长抱"天与所长不使施"(《子刘子自传》)之恨。晚年寄希望于宰相裴度，想协助裴度刷新政治。但裴度在"牛李党争"中受到排挤,无所施为,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刘禹锡在黑暗现实下感到没有出路，便借老、庄旷达思想排遣苦闷，而内心不甘沉沦，写下"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一类诗句以自勉，明代胡震亨说他晚年"精华不衰"（《唐音癸签》）。临终前撰《子刘子自传》，为他早年参加的永贞革新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表明他至死不渝的志节。死后葬荥阳檀山。

      二、刘禹锡的诗歌

      刘禹锡生前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刘白"。白居易则称他为"诗豪",推崇备至。他的诗歌,传诵之作极多。胡应麟认为,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的诗歌各具风格，都是"大家材具"（《诗薮外编》）。明代杨慎则说:"元和以后,诗人全集之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入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外集》) 刘禹锡存诗约 800余首，内容比较丰富。
　　首先,刘禹锡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以鲜明的爱憎感情反映中唐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的政治讽刺诗每每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抨击镇压永贞革新的权臣、宦官，把他们比作"利嘴迎人著不得"的蚊子(《聚蚊谣》)， "瞥下云中争腐鼠"的飞鸢（《飞鸢操》）,"笙簧百啭音韵多"的百舌鸟（《百舌吟》,形象逼真，从不同的角度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害人本性。另一些讽刺诗讽刺对象不限于一小撮上层统治集团，而是涉及较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如《昏镜词》讽刺当时贤愚颠倒的用人之道,《调瑟词》反对过重的剥削,《武夫词》对当时将帅骄宠武夫、姑息养奸深致不满，《贾客词》揭露大商人勾结大官僚谋取暴利，加速农民的贫困，用意深刻，针对性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晚年所作,风格转趋含蓄,如《和仆射牛相公春日闲坐见怀》,讽刺牛僧孺而不露痕迹，王夫之评为"深于影刺"（《唐诗评选》）。宪宗时,由于裴度的积极主张和周密部署,朝廷对淮西、淄青用兵取得胜利，刘禹锡写《平蔡州》三首及《平济行》二首，热烈歌颂。
　　其次,刘禹锡所写的寄托身世和咏怀古迹的诗,也历来为人称道。他在逆境中不肯屈服，经常以诗歌激励自己。《学阮公体三首》、《萋兮吟》、《咏史二首》、《答杨八敬之绝句》等，都直抒胸臆，表现了守正不阿的品格和对权贵佞幸的愤慨。他对生活充满激情，无论是在凄清的秋天，还是在衰病的晚年，都写出了昂扬乐观的佳作，如《始闻秋风》中的"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至今仍能激励人心。他能够从自然界的生生不息中得到启发，开拓心胸,写出了诸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类富于哲理意味的警句。他坚持理想，写出了"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沈，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词》之八)一类豪言壮语。咏怀古迹的诗歌如《西塞山怀古》、《金陵怀古》、《金陵五题》、《蜀先主庙》、《观八阵图》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不仅艺术技巧纯熟，思想内容也达到很高的水平。《金陵怀古》通过景物描写，显示了"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的道理。《乌衣巷》以冷隽的语言写晋代显赫一时的王、谢世族没落后的衰败景象，借古讽今，暗示时下的权贵不会有比王、谢更好的命运。这些诗都写得精警超迈，韵味深长。《西塞山怀古》一篇，当时誉为骊珠，白居易为之搁笔罢唱（《唐诗纪事》）。

      第三，刘禹锡认真吸取民歌的营养，创作了一批反映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和风土人情的优秀诗歌。在贬谪朗州以后，他发现"□谣俚音，可俪风什"(《上淮南李相公启》)，于是注意向民歌学习。《竞渡曲》、《采菱行》之类已经带有民歌风味。后经长期探索，终于取得很大成就。《竹枝词》、《浪淘沙词》、《堤上行》、《踏歌词》等篇，有的描写群众劳动场面，有的表现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有的展示江南水乡的人情风俗，题材十分广阔。风格上汲取了巴蜀民歌含思宛转、朴素优美的特色，比起一般文人创作来,另有一番清新自然、健康活泼的韵味,充满著生活情趣。其中如"杨柳青青江水平"（《竹枝词二首》之一）、"日照澄洲江雾开"(《浪淘沙词九首》之六)，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余如《淮阴行》5首,也是写平凡生活，而显得"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题跋》）。
　　另外，刘禹锡写的应酬诗较多。与白居易唱和的编为《刘白唱和集》，与令狐楚唱和的编为《彭阳唱和集》。另外，本集中还编有送僧诗一卷。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有不少是流连光景、谈玄论佛之作。
　　刘禹锡十分注重诗歌艺术的创新。他的诗既不像韩愈那样奇崛，又不像白居易那样浅显，而具有取境优美、精练含蓄、韵律自然的特色。他的诗歌取境优美，一是得力于瑰丽的藻思，如《浪淘沙词九首》造语流丽，形象鲜明。二是得力于比兴手法。如以"红雨"比落花(《百舌吟》)，以"白银盘里一青螺"喻洞庭湖中的君山（《望洞庭》），以"水流无限月明多"暗示倾诉不尽的美好的爱情（《堤上行》），都新颖可喜，形象优美。刘禹锡诗中的兴句往往与比喻相结合，即景起兴，情景相生，既烘托气氛，又兼有比喻之意，造成绚丽多采的意境。这在民歌体的诗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刘禹锡的诗歌不事铺叙而讲究精练，不主浅露而强调含蓄。他说的"片言可以明百意"、"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纪》），深刻地概括了诗歌精练含蓄的特性，道出了他自己的艺术好尚。酬答诗如《答杨八敬之绝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和牛相公雨后寓怀见示》、《与歌者米嘉荣》等，篇制短小，而含意丰富，或婉曲地写出难言之衷，或深沉地传达出互相关切的友情，或寄寓感慨,或微言托讽,都能得韵外之致。怀古诗如《君山怀古》、《荆州道怀古》、《经檀道济故垒》等，往往从眼前的景物出发，驰骋丰富的想象。在对历史现象作深刻艺术概括的基础上，对古今隐微相似的某一端加以点染，因此形象鲜明而又发人深思。写景诗如《八月十五日夜玩月》、《秋江晚泊》、《途中早发》、《九华山歌》等，多以情景交融见长，在深邃的意境中，包蕴著作者的主观意念和感受。刘禹锡诗的精练含蓄，为白居易所深赏。近人陈寅恪说，这是因为"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元白诗笺证稿》附论）。
　　刘禹锡不满于当时的某些乐府诗"不能足新词以度曲"(《董氏武陵集纪》)的倾向，而比较重视诗歌的音乐美。他努力掌握民歌曲调,学唱《竹枝词》,使"听者愁绝"(白居易《忆梦得》诗自注)。他的七言乐府小诗吸取了民歌曲调的优点,音调浏亮，节奏鲜明,"播在乐章"(《刘宾客文集》卷二七自注)。近人刘师培称之为"七言绝句之变调"（《论文杂记》），为绝句平添一格。他的律、绝、古诗,大都写得流畅自然,犹如孤桐朗玉,自有天律。即使像《平蔡州》一类古体,也具有民歌的音乐美。清翁方纲誉之为"以《竹枝》歌谣之调，而造老杜诗史之地位"（《石洲诗话》）。其他如六言诗《答乐天临都驿见赠》、《再赠乐天》，新体诗如《潇湘神》、《醉答乐天》、《叹水别白二十二》、《同留守王仆射各赋春中一物从一韵至七》等，句式、节奏、用韵都与律诗不同，逐渐向长短句演变。后两首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言诗，显然受到李白三五七言诗的启发而又有所创新。这些句式长短不齐的新体诗,较之整齐划一的律诗更适合于配乐歌唱。刘禹锡另有《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两首，说明按照《忆江南》的曲调来填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依曲填词的最早记录。

      三、刘禹锡的风格与成就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是他们的重要课题。所以，很多诗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创新，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新诗潮固然最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的诗歌崇尚风骨、讲究音乐美，与盛唐诗风比较接近。前人有从整体上指出这一点的,如宋代蔡□说:"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西清诗话》）明代胡应麟说:"梦得骨力豪劲。"（《诗薮内编》）明代周履靖则直说刘诗"祖风骚，宗盛唐"（《骚坛秘语》）。翁方纲是从七言绝句这一体上指出这一点的，他说："中唐六七十年之间"，"堪与盛唐方驾者，独刘梦得、李君虞两家之七绝。"(《石洲诗话》)方东树则举出具体篇章，说刘禹锡《石头城》诗"亦堪接武"盛唐(《昭昧詹言》)。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刘禹锡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字眼，提出"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率尔道也"（《刘宾客嘉话录》）；另一方面，他又极重视主体的观照与冥想，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引》中他曾说："能离欲则方寸地虚，虚而万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于词。......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词，故粹然以丽。"定，是排除杂念的观照；慧，是一种灵感的获得。这样写出来的诗，便能容纳更丰富的内涵，有着更深的意境。因此，刘禹锡的诗大多自然流畅、简练爽利，同时具有一种空旷开阔的时间感和空间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都是他对历史、人生进行沉思之后的一种感悟。这种感悟以形象出现在诗里，不仅有开阔的视界，而且有一种超时距的跨度，显示出历史、现实、未来在这里的交融。

      虽然刘禹锡说过"能离欲则方寸地虚"，但是他积极参与永贞革新，其实还是要在社会中实现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较倔强，所以尽管受佛教徒影响，他却不像后期的白居易那样，时而满足，时而颓废，诗中倒是常常表现出高扬开朗的精神。如《秋词》二首之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同乐天登栖灵寺塔》："步步相携不觉难，九层云外倚栏杆。忽然语笑半天上，无限游人举眼看。"都有一种高扬的力量。由于有了含蓄深沉的内涵、开阔疏朗的境界和高扬向上的情感，刘禹锡的诗歌便显得既豪峻又清新，又称清峻。

      刘禹锡清峻的诗歌风格，突出表现在他对迁谪文学传统的突破上。
　　迁谪（或谓贬谪）文学当从屈原始。屈原遭谗被逐，而始终抱穷守志，伏节死直，忠君爱国，尽心竭智，为后来的迁谪诗人树立了理想的人格范式。他那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惧和极度的愤忿，为后世的迁谪文学奠定了传统的基调。可以说，怨愤精神是屈赋的灵魂，是迁谪文学共同的普遍特征。尔后千年中，中国的迁谪诗歌大体在"怨愤"格局中发展。直至刘禹锡出，始以另外一种风貌面世。
　　豪健，这是刘禹锡对"怨愤"传统的突破。刘禹锡不仅以巴山楚水二十三年的时间，刷新了中国文人遭贬期限的最高记录，而且以豪迈乐观的精神，创造了迁谪诗歌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迁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迁谪诗歌写作的新路径。永贞遭贬对于刘禹锡的打击可谓是致命的，他有一百条理由怨恨、沉沦或遁世。因为他从小在皎然灵澈等名诗人"孺子可教"的赞扬声中长大。早年又科场得意，"贞元年中，三忝科第"（《夔州刺史谢上表》），赢得了"驰声溢四塞"（《谒枉山会禅师》）的美名。作官之后，又深得执政者的信任和重用。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有所作为，以日复千信的热情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却遭到了"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的谪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刘禹锡内心的伤痛是如何的刻骨铭心，自然可以想见。他在《上杜司徒书》中写道："湘沅之滨，寒暑一候，阳雁才到，华言罕闻，猿哀鸟思，啁啾异响。暮夜之后，并来愁肠，怀乡倦越吟之苦，举目多似人之喜。""受谴以还，行及半岁，当食而叹，闻弦尚惊。"但是诗人没有被击倒。他没有以泪洗面，灰心丧志，也没有隐逸江湖，傲啸林泉，更没有留连诗酒，嘲风弄月，甚至也没有停留于呼冤叫屈，倾泄激愤，而是以豪迈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绝不沉沦，绝不颓废。在贬谪的诗文里，他寄情的山水是明丽清新的。他纵目洞庭，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刘禹锡还有更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分明地凸现着诗人爽朗豪迈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在异乡的山水中，他常常是"凝睇万象起，朗吟孤愤平"（《秋江早发》）。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都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充满着欢乐愉快的气氛；朗、夔男女的踏歌，更写得情趣盎然："灯下妆成月下歌"、"振袖倾鬟风露前"、"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词》四首）。而对这些蛮风俚曲，诗人不仅没有感到"呕哑嘲哳难为听"（白居易《琵琶行》），而且以极大的兴趣参与其间，亲临其境。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吏，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憧憬是不可能置自己被贬的痛苦于度外而深深爱赏异乡风情的。
　　他心中的前途是光明可期的。在迁谪远州的漫长的二十三年里，他虽然也难免有过感伤和悒郁，但往往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始终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充满希望与信心。他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瞪视。"（《砥石赋》）借此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与待时而起的雄心。谪居朗州五年后，他曾收到元稹赠送的一根壁州竹鞭，便写诗酬赠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鞭长句》）借咏赞竹鞭，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直至晚年，诗人依旧保持着积极进取的锐气和坚贞不渝的志节："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罢郡归洛阳闲居》）、"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赠乐天》）的自强不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识度；"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酬乐天咏老见示》）、"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眄青云睡眼开"（《始闻秋风》）的豪迈壮烈，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他献身的事业是正义可为的。刘禹锡之所以对前途充满信心，并不是指望当朝有替君换相的人事变动，而是他始终坚信自己从事的革新事业是正义的，有利国民，是没有罪的。这一点也与很多诗人遭贬之后的认识态度不同。贾谊说："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韩愈说："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去岁自刑部侍郎以罪贬潮州......过其墓留题驿梁》）"我今罪重无归望，直去长安路八千。"（《武关西逢配流吐蕃》）"而我抱重罪，孑孓万里程。"（《次邓州界》）柳宗元亦屡云："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愚溪诗序》）"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孟容》）"罪恶显大"（《上江陵赵相公所著文启》），"罪大不可解"（《与杨京兆凭书》）。虽然他们未必从内心真承认自己有罪过，但至少是口头上"检讨"了的。可刘禹锡的迁谪诗文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负罪感，哪怕是口头上也不大言罪。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横遭诽语，为谗言所伤，"人或加讪，心无疵兮。"（《子刘子自传》）所以，尽管他一再上书，求人振淹，却总是坚持申明"祸起飞语，刑极沦胥"（《上中书李相公（绛）启》），"飞语一发，胪言四起"，"始以飞谤生衅，终成公议抵刑。"（《上杜司徒书》）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敢于辨明这一点。他在《谢上连州刺史表》中说"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众，竟生口语，广肆加诬。"直到他去世前所写的《子刘子传》中，还是毫不含糊地认为，当年投身的那场革新运动"其所施为，人不以为当非。"因此，在诗文中他绝没有悔罪的表示，只有对谗言飞语的反击与嘲讽："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之八）诗人自比真金，是建立在自知无罪的心理基础上的。他相信历史终究会吹去"狂沙"般的谗言，还我真金的面貌。这种坚定信念倒是与屈原很相近。屈原也是不认为自己有罪的，"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本无罪于是才敢怨、才敢愤，才能心里坦荡，豪迈爽朗。刘禹锡就是用这样的情感格调开拓了迁谪文学的新境界。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的豪放又与李白的豪放不同，李白的"豪"更多的是一种疏狂，多带一种浪漫的乐观，刘禹锡则不同，他的"豪"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知基础上，有着严缜的社会生活逻辑，经得起哲理和生活的同时考问。比如，刚遭贬谪，他就在《桃源行》中借渔人的形象揭示了"桃花溪满水似镜，尘心如垢洗不去"的污浊现实与美好理想之间的尖锐矛盾，否定了桃花源避世、遁世的文化传统。总结了"直道由来黜"（《酬杨八庶子喜韩吴兴与予同迁见赠》）和"主张其时"（《何卜赋》）的历史规律，对政治斗争的必然性和长期性表现了清醒的理性认识。有了这种理论认识和思想准备，他才能"蹈道之心一，而俟时之心坚"（《何卜赋》），才能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外贬中"于铁尚铮铮"（《历阳书事七十韵》），自觉地坚持美好的理想和正义的事业。肖瑞峰先生曾把刘禹锡的豪健放在唐宋大家中进行比较，他认为"李白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狂放；杜牧的豪更多地表现为‘十载飘然绳检外，樽前自献自为酬'的放荡；苏轼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旷达；辛弃疾的豪更多地表现为‘欲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的激愤；刘禹锡的豪更多地表现为豪迈、亢奋和昂扬。"（《刘禹锡诗论》），刘禹锡的风格比苏轼更多一份执着，比辛弃疾又多一份通脱，所以亢奋而不狂躁，悲愤而不沉沦，洒脱而不放浪，执着而不拘泥，他是离现实人生最近的诗人。他的人生态度最少偏执，既不高蹈出尘，又不哀伤消沉；既保持积极进取的锐气、又保持着相对开朗豁达的心态。

      使刘禹锡以豪健风格打破迁谪的怨愤传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刘禹锡的个性是他能够打破怨愤传统的根本原因。饱经磨难的少年生活锻炼了刘禹锡的意志和毅力。刘禹锡小时候身子虚弱，家里的人常常要抱着他四处求医问巫，服石吞药。而稍值年长，便能自读医书，琢磨处方、磨炼体质，并经过多年积累，编成《传信方》一书。这种特殊的经历，不但没有养成他的娇气，相反成为了他战胜宿命和软弱的契机，培养了他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性格。他作为匈奴族的后裔，又长期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豪爽的性格也许还有着遗传基因的先天秉赋。生活赋予的豪犷气质、刚强秉性，使他在以后的坎坷人生中不轻易屈服于困厄与穷愁。

      其次，他在南楚蛮乡有意地学习了屈原的精神传统，"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成为了他的精神支柱。刘禹锡贬来朗州，卜居招屈亭畔，与千年前在这里行吟的伟大诗人屈原成为近邻。同样的地理风物，同样的流贬遭遇，使得他自觉不自觉地把屈原当成了仰慕、步武的对象。他后来在《刘氏集略说》里作了如此的自叙："及谪沅湘间，为江山风物之所荡，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高冠长剑"即指屈原"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诗句。他来到这"风巫气窳"，"华言罕闻"、沅澧横流、兰芷丛生的蛮乡瘴地，自不能不想起曾经在此仗长剑戴高冠披发行吟的屈原。在《竹枝词九首引》里他说得更为明了："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实际上，屈原对他的影响远不只是民歌的采风与改写，如托物比兴的方法，哀怨悲愤的情绪等都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刘禹锡继承更多的是屈原坚持正道直行、满怀美好理想的执着精神。在学屈方面，他是有异于柳宗元的。虽然他们同用比兴、同喜寓言，但柳宗元的屈骚精神更多些牢骚与怨愤、更多些忧戚与消沉，因此，他的山水文章赠答诗篇总觉出幽冷孤峭，难得有刘禹锡一样的生活热望与生命激情。

      第三，刘禹锡心理调节能力非常强，能主动地应付逆境适应新环境>。谪臣都面临着新、旧两种生活环境>的巨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人自然很难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状态调整过来，不是忧郁生病就是愤懑而死。一般用来调节心理和生活的方法多是寄情山水，傲啸林泉；或流连诗酒，倚红偎翠；或折节读书，红袖添香；或吃斋念佛，访僧问道......这些方法，刘禹锡在遭贬乃至贬后的整个人生中都试用过，但他不偏执一端，溺于一法。而且这些都不是他最根本的调节方法。他有一个重要的与众不同的调节方法是，他能尽可能地把自己融进当地的百姓与民俗中去，努力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去体验当地人民的思想感情。他在朗州写《武陵观火诗》，在连州写《插田歌》，在朗、夔写《畲田行》等都表现出他对人民生产、生活的关心。《采菱行》、《竞渡曲》、《踏歌词》、《竹枝词》等尽管以描写异地风俗为主，但同样表现出作者对百姓生活的热爱与关注。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作者能以极高的热情、极好的兴致参与其中，尽管很多时候他只是"马上郎"的旁观者，但他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入其中了。他感受了当地百姓的欢乐与苦楚，这样他内心的孤独感就被减弱或消释了。于是他在贬地尽管有屈原一样的坚贞，但很少有屈原一样"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所以没有去投江沉沙。他成功地调节了自己在异境与逆境中的心态与生活，所以他总比屈原、柳宗元等人显得开朗、豁达、豪健。

      第四，刘禹锡能在贬谪中保持较为平衡的心理状态，还与韩愈的理解和鼓励有着密切的关系。永贞元年（公元805年）九月，刘禹锡南下去连州贬所任州刺史，路经江陵，受到时在江陵担任曹掾的韩愈的热情款待。刘禹锡在长诗《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中生动描写了他们相会的情景："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ｂｉàｎ随伸纸。晔若观五色，欢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达旨。"他们曾是监察御史任上的老同事。尽管是在荆蛮谪地相逢，但仍很高兴，并抵掌畅谈饮酒诵诗。刘禹锡把这次受贬的故事原委都讲了出来，韩愈对刘禹锡的遭遇寄予了很大同情，认为他的被贬是"受诬"的结果。劝他不要消极沉沦，鼓励他"踣者思起"，不要"以箝口自绝为智，心甘受诬为贤"、"畏与怨，君子之所不处，子其处之哉？"（《上杜司徒书》）并用李斯被逐和邹阳被囚而后重用、大出政绩的史例来比拟开导，认为刘禹锡政治上还是有前途的。嘱他不要"畏"，也不要"怨"，当说的还得说，不能"ｑｉǎｎ然自咎，求知于默"。这些话给刘禹锡的印象是极深的。以致经年之后，他在写给杜佑的信中还能原原本本地转述这些话。韩愈在文学家中素以正儒著称，他的心性修养算是正统而且深厚的。在当时已经文名籍籍，而且又先有遭贬的类似经历。所以他的话，刘禹锡已视为不易之论了。在初经贬谪，十分沮丧的时候，朋友的理解鼓励无疑给了他极大的勇气去正面以后的生活。而且这次谈话使他想通了许多人生穷达的道理。通达的思想和执著精神在后来的《秋词》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乃至在以后被贬的漫长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奋发向上的积极精神一直占据着他思想感情的主导方面，成为他诗文的主旋律。和韩愈的会面交谈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人生道路上关键时刻的某一偶然因素常常会改变一生的性格或生活也是不争的事实。"江陵见韩"于刘禹锡之成为"诗豪"或许就有如此的作用。
　　第五，"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认知是刘禹锡思想个性的集中体现，是他豪壮诗风的思想基础。认识是一切思想行为的根源，刘禹锡性格和诗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在唐代的文学家中，刘禹锡是少有的思想深刻的诗人。唐代的诗人多，思想家少。而刘禹锡恰能二者得兼。且其理论水平之高，历代公认。他自己也曾在祭韩退之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祭韩吏部文》），他思想之深邃似有过于韩愈。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天论》三篇，洋洋洒洒，"理极纯正"，阐说圆融、议论精微，纵横捭阖，生动流畅，不愧精金粹玉之作。他所提出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哲学命题，闪烁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火花，达到了柳宗元《天说》所没能达到的认识水平，也超过了韩愈的思想高度。他在《因论》七篇中又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的方面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更为系统地阐扬了事物因果相关、相反相成的辩证观点。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他非常善于对纷纭复杂的事物作全面深入的观察和冷静、周全的思考，不孤立静止和偏激地看问题。他在《天论》中说："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批评柳宗元文中有偏激情绪，所言道理不纯正，不能"尽天人之际"。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想的指导下，他往往能从消极不利的现实中找到积极有利的因素来慰勉激励自己，以此淡化他对困厄穷愁的伤感，开阔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在诗中表现出一种通脱达观的态度："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人生不失意，焉能暴知己"等都是例证。能作如此辩证的思考，所以他不至于象柳宗元、白居易等人那样因贬谪迁播而惆怅叹息，也不至于象杜牧那样完全放纵自己、游戏人生。在天人关系中，他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人能胜于天者，法也"。这种思想认识给他的人生启示大概是不屈于环境>的压力，强调人的主观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如"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的诗句中皆凸现着诗人不同流俗的倔强的性格。他的不悔少志，不改初衷的精神，除了他正确的是非标准外，其实也是他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面对同样的社会政治背景和自然环境>，柳宗元"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傈"（《始得西山宴游集》），诗文哀怨。刘禹锡却能面对衰秋高唱"胜春朝"的秋歌，面对贬黜高唱"不知退"的壮歌；面对老迈高唱"霞满天"的暮歌。因此，我们说，尽管诗人的艺术风格从根本上讲是植根于时代土壤的，社会斗争和自然环境>无疑要在诗人的性格特征和诗歌风格中打下烙印，但诗人的风格特点最终取决于诗人的个性特征。强调诗人的个性在诗中的显现，丝毫没有否定时代特征的意思，因为诗人的个性也是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同样的环境>，可以生谷，也可以生稗。因此，要特别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作用，这是刘禹锡清峻诗风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刘禹锡被白居易誉为"诗豪"，其诗在悲凉的色彩常常透视着昂扬的精神，而且语言简捷明快，爽朗清俊，富有哲理与艺术表现的张力及雄健的气势。总体上看，他的七律、七绝成就最高。七律苍劲浑厚，气韵沉雄；七绝精炼警策，寓意深长。

      四、刘禹锡的地位和影响

      刘禹锡的诗歌在唐代流传极广，京口、襄阳、吴兴一带，包括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民间传唱不绝，《旧唐书》、《秘书刘尚书挽歌词》、《苕溪渔隐丛话》等对此都有记载。从刘禹锡现存800首左右的诗歌来看，在社会题材的广度和当时人民痛苦的反映上，虽然不及他同时期的大诗人白居易；但是，就其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在当时政治上所起的战斗作用来讲，却并不在白居易之下，更在一般诗人之上。用我们今天的评诗标准，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统一，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来看，那刘禹锡的诗歌成就当在王孟、韩孟诸家之上。如果说李白、杜甫是盛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李商隐、杜牧是晚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那么中唐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诗人，就是刘禹锡和白居易，他们两个人比较集中地代表了中唐时期的诗歌成就，这就是刘禹锡在唐诗中的地位。 萧瑞锋的《刘禹锡诗论》论述刘禹锡诗的的地位及其影响也颇具新意，如他认为，刘禹锡在中唐诗坛的地位虽然不是至高无上的，但较之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却是"未遑多让"。

      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刘禹锡集笺证出版说明》中认为，"刘禹锡诗上承大历而予以新变，善用典实而透脱不滞，词采丰美而笔致流利，特别是其中的豪健之气，矫拔之致，读来别有一种深长的韵味，在当时就赢得白居易‘诗豪'之赞。在诗史上与乐天并称刘白，其实刘诗拔戟自成一队，对后来温李诗派，有多方面的影响。"卞孝萱、吴汝煜在《刘禹锡集前言》认为，"刘禹锡在唐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李商隐、温庭筠、杜牧、苏轼、黄庭坚、陈师道、徐文长、袁中郎、唐寅、郑燮等都曾经从刘禹锡诗中吸取过营养。特别是刘禹锡的《竹枝词》，至近代仍制作不衰。"刘禹锡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竹枝词》后世继作者颇多，苏轼也写过《竹枝词》，但他主要学习刘诗的讽刺艺术，因此他的诗"多怨刺"（《后山诗话》）。苏辙则喜欢刘禹锡诗的"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宋诗话辑佚童蒙诗训》)。王安石"七律似梦得"(《昭昧詹言》),徐渭、袁宏道的七绝"无不以梦得为活谱"(《姜斋诗话》)。黄庭坚、陈师道标榜脱胎换骨，往往把刘禹锡的名作佳句"点化"为己诗。刘禹锡关于诗中用字须有来历的主张,后来为江西诗派所利用，一部分内容平常而技巧较高的酬答诗，也为江西诗派所取法。

[本帖已被红树林子于2007年10月11日17时52分59秒修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