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九段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典出自《史记·项羽本纪》。此典一出，即被视作为必胜信念的强烈表达。其后，每逢到了民族生存的危亡之际，此典便频频被提出以鼓舞人心、激励斗志，并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其实，这句产生于反抗暴秦统治的时代名言，除其代表了一种情绪化了的坚定信念之外，又不可思议地与历史演进的过程吻合。它先验而无比正确地预言了亡秦的真谛：即亡秦这一事业乃起于楚，又终成于楚。而仅就亡秦这一事实，这句名言还有着双重应验。首先，亡秦大业虽成于天下民众，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确实当首推三个楚人——陈胜、项羽、刘邦。其次，亡秦的决定性战役就是在三户水（今河北临漳西）一带展开，楚将项羽率军战胜秦军主力，并接受其投降。从此，秦亡便成了不可逆转之势。以下即根据历史记载，考察这句名言的应验情况。
一
有关推翻秦王朝统治的那场全国大起义，其史料主要记载于《史记》，尤其以《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陈涉世家》、《张耳陈余列传》、《田儋列传》等为最详尽。作为反秦的首倡者，陈胜的历史功绩在当时及后世均已被充分肯定。但其战斗精神及其坚定不移的反秦信念则未相应得到明确标识。
众所周知，陈胜和他的九百同伴谪戍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遇雨失期，按秦法皆当斩，陈胜便会同吴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就在这个事实的表象之下，掩藏着一个久被忽略的亡秦之志。 以陈胜等人的处境，反秦并非唯一选择。类似情况下更通常的选择应该是逃亡。刘邦就是这样做的。[1]心怀不满分子黥布、彭越也是这样做的。[2]甚至在陈胜等人起义前夕，吴广也有意扬言逃亡以刺激随行的朝廷军吏、发动自己的同伴。[3]这些都表明了“逃亡”是当时的最为可取之策，但志在亡秦的陈胜从未做此想。在起义的酝酿阶段，陈胜就专注于“死国”之大计；起事之后，他更以“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4]的战斗宣言激励部众向统治者直接开战。这种战斗精神在陈胜部队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日后，陈胜的核心部队始终以一种前仆后继、必以灭秦而后快的气势不断对秦王朝施以打击。陈胜事迹，司马迁论之甚详，在此仅就其所部的灭秦决心、奋斗轨迹稍事勾勒。
陈胜在陈（今河南淮阳）建立“张楚”政权时，部众仅数万人，较之于吞灭六国的秦而言，这点力量殊微不足道。但陈胜不待稍歇，即令吴广率诸将西向击秦。吴广受阻荥阳后，陈胜又令周文击秦，又令宋留击南阳入武关（今陕西商县）。周文部很快就击破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深入关中腹地，直逼秦都咸阳。此时距陈胜起义于大泽乡不足三月。[5]不久，周文部在秦军的反扑下，败出函谷关。陈胜又命令其旧部、业已在赵称王的武臣发兵西击秦。[6]吴广部下田臧不满大军久留荥阳城下，便杀吴广，自任统帅，率精兵西进迎击新胜气盛的秦军主力，结果全军覆没。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陈胜亲自出战，兵败后为其亲近庄贾所杀。陈胜战死前后，周文的部队、宋留的部队均被秦军消灭，还有一些部众另立分出。这样一来，陈胜部队的主体就不复存在了。但未过多久，陈胜部下吕臣集结残部东山再起，杀了庄贾，收复了陈，重立“张楚”国号。[7]与此同时，远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的陈胜旧部召平为继续亡秦事业，矫称陈胜之命，拜项梁为上柱国，令其“急引兵西击秦”。[8]嗣后，项梁及其所部就成了陈胜精神的继承者。
陈胜部的诸多战略举措并非无可指责，但其不顾一切，唯攻秦是务的作战精神，则将其亡秦决心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向秦之统治中心攻击之外，陈胜部还以陈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扩展，以至于可以这样说：遍及全国的反秦烈焰，几乎都是陈胜播下的火种。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参与亡秦的各路诸侯就一目了然了。
楚国，由项梁奠定，并始终以得陈胜之统自居。
赵国，始由武臣为王，后由赵歇继立；武臣原为陈胜部将，略定赵地后，经部下张耳、陈余怂恿自立门户；武臣死后，张、陈收其旧部立赵歇为王。
燕国，由韩广而立；韩广又是武臣旧将，原隶属陈胜当无疑问。
魏国，始由魏咎而立，后由魏豹继立；魏地由陈胜部将周市克复，魏咎亦从陈胜处受封赴任；魏咎兵败身死后，其弟魏豹得楚之助继立为王。
韩国，由项梁所立韩成为王，始终无立国之地，后由刘邦西进灭秦时将所克故韩地与之立国。
诸侯中仅有齐国与张楚不相隶属（容作后叙）。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言“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竞相亡秦”之论确属的评。
二
陈胜死后，反秦战事急转直下。由章邯率领的秦军连战连捷所向披靡，眼看反秦大业就要毁于一旦。值此之际，楚人项梁奉了陈胜印信领兵渡淮，收编了陈婴、黥布、吕臣、刘邦等军。为了表明自己是陈胜的正统，项梁诛灭了号称楚王的秦嘉——景驹部，拥立楚怀王孙心为楚怀王。当时楚国的势力较陈胜鼎盛时期大大不如，但在项梁统率下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作战。不久，便在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濮阳、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大破秦军，挫败了秦军的嚣张气焰。由于出师以来一路势如破竹，项梁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被得到增援的秦军击败身死。楚怀王聚拢了项羽、刘邦、吕臣的部队，重新部署对秦作战。当时，秦军主帅章邯以为项梁既败，楚不足虑，便移师攻赵。于是，赵地钜鹿（今河北平乡）成了对秦作战的主战场。经项梁之败，楚之势力又大受削弱。尽管如此，楚怀王还是将倾国之兵驱向与秦决战的疆场：楚军主力由宋义率领赴赵驰援，另一路偏师由刘邦率领西向攻秦。就从这一举措上看，司马迁将陈胜事业落笔于项梁立楚怀王心为止，[9]是大有眼光的。这也充分证明了项氏所立之楚，确实是陈胜精神与事业的法统所在。就是怀王心的这一决断，算是正式拉于了灭秦的序幕。
本来项羽打算与刘邦一同西进灭秦，报秦杀其叔项梁之仇，但怀王不允。项羽被任命为宋义的副手，随军救赵。慑于秦军的威势，楚帅宋义将大军在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一带停留了46天，避免与秦军接触。项羽杀了宋义，将楚军引向与秦决战之疆场。面对势头正盛的秦军，不仅各路援赵诸侯不敢贸然用兵，甚至赵国自身的外围部队如陈余、张敖等部也都按兵不动。唯有楚军在项羽的统率下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一场决定天下命运的搏杀。战斗中，楚军骁勇善战、一以当十，最终破秦于钜鹿之下，不仅胜了秦军，也使各路诸侯归心。从此，项羽作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挥师追击秦军，并不断取胜。最终，联军在三户水一带彻底摧垮了秦军的斗志，秦军主力向联军投降，时间是秦二世三年七月。如果没有楚军的浴血奋战，如果没有项羽的果敢决绝、指挥有方，援赵胜利及亡秦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刘邦的西进也是楚意在亡秦之决心显现。《高祖本纪》载：“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这表明西进之举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冒进行为。在以援赵为主要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刘邦所率部众也极其有限。为此，楚怀王授刘邦的权限是：“收陈王、项梁散卒。”这等于让刘邦自己设法解决兵源问题。刘邦面临的处境是脱离根据地作战，其作战方式是且战且走。其情形与陈胜时期的周文部相类似，只是实力大大不如，面临之敌的警觉程度及战斗力又大过周文所遇。但这些困难都未能吓住刘邦及其部队，他们以楚军惯有的艰苦卓绝精神及亡秦决心一路西去。西进战事并不顺利，刘邦部打了一些胜仗，也遇到一些难克之敌及难攻之城，如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开封、洛阳几处战略要地均未攻取。在这种情况下西进，刘邦部等于深入于敌军的包围之中，直到收降了南阳郡（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襄河一带），刘邦部的前景才光明起来，抵达秦之南大门武关时，秦军主力已投降了项羽。刘邦部经过一连串激战，相继攻破武关、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最后在蓝田击败秦国关内主力，兵临秦都咸阳城下。秦王子婴见大势已去，开城向刘邦军投降。至此，以陈胜发起的反秦大业功毕于刘、项。
另外，刘邦出发西进时，楚怀王有令，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此令虽对楚军诸将而发，但其影响则是全国性的。据《高祖本纪》，秦之南阳守军就知道这个命令；赵之别将司马卬也欲渡河入关；番君别将梅鋗也引兵突到武关附近；这表明楚已初有号令天下之尊。这个威势虽然是陈胜早先奠定的，但楚灭秦的主导地位则无可怀疑。
三
按通行的说法，秦王朝灭亡于农民大起义，这固然是事实，但这种说法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一同等重要的事实：即秦亡于楚。
我以为，有必要区别单纯意义上的反抗与刻意的、专以亡秦为务的战略行为之间的不同。前者只是各地民众急于挣脱秦之束缚，从而导致恢复六国旧局的裂土分疆态势；后者才是秦所以亡的关键所在。有史为证，陈胜及其后继刘邦、项羽，也包括项梁及楚怀王心是亡秦的中坚，他们不仅承担了压倒多数的军事重担，同时也完成了全部的毁灭性打击。他们更以积极寻求与秦军主力决战的战斗姿态有别于他们的军事政治盟友。
我无意抹杀楚国以外的反秦武装的作用，但征之于史，又很难给他们过高的评价。如前所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基本上袭用了旧时六国的格局。其中赵、燕、魏三国由楚系分出，韩国则从未成气候。各自为王之后，他们便热衷于经营自己的地盘，对于给秦之心脏地区及其主力以打击方面显得漠不关心。如原为陈胜旧部的武臣，在陈胜承认其为赵王之后，对陈胜令其派兵西进的命令置若罔闻，只顾一味向北方扩张，并与从己部分化出去的燕国搞磨擦。武臣的这种行径应该视为陈胜速败的间接原因。楚以外的反秦战事又以赵为最，[补注一]那么各路诸侯在亡秦事业中的作用可想而知。
如果考察一下反秦武装中非由楚系派生又不隶属楚军事指挥的齐国及彭越的事迹，则更能凸现楚国坚定不移的亡秦信念及所起作用。齐国的创始人田儋乘陈胜部将周市攻狄（今山东高青）之际，乘乱在狄自立为王，并立刻成为一割据势力，出兵击走周市部，这或许是反秦武装之间的第一次内讧。然后，田儋收复旧齐，不久便死于载之于史的唯一一次与其它反秦武装的军事合作——救魏。在此之前，另一支非陈胜系统的楚军秦嘉部约齐击秦时，为田儋拒绝。[10]田儋死后，其弟田荣执齐实权，齐人未经田荣许可立田假为王。田荣被秦军围困于东阿，项梁率楚军破秦于东阿下，救了田荣。但田荣并不与楚合兵追击溃退的秦军，反而回师齐地逐走田假等人。当项梁遣使促齐发兵击秦时，田荣居然提出让楚赵两国先诛逃难于彼的田假等人。在这种非理要求被拒绝后，田荣也拒绝出兵击秦。从此，齐国在反秦大业中便无所作为了。[11]日后随楚入关的田安之齐军很可能是为楚、赵收容的田假宗族。[补注二]与田荣无关；田荣部将田都也叛齐附楚，随之入秦。
彭越的情况与田荣虽不甚类，但其在反秦战事中观望气象甚浓，当属作战不力之类。早在陈胜起义前，彭越就已落草为寇，过亡命生活。陈胜首倡的反秦风暴席卷天下达一年多的时间之后，彭越还不急于起事。对于部属的起事要求，他均以“稍待之”为辞，不予接纳。起兵之后，彭越也只是以扩张势力为意，并没有积极参与对秦决战行动。在刘邦西进过程中，[补注三]彭越曾在半途助过一臂之力。待刘邦更向西行，彭越便游离在一旁，未再有所作为。[12]齐国和彭越的事例或可反映出当时楚以外反秦武装的行为趋向，不难想见，他们在亡秦之事上所起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了。
通观历史记载，则不难发现楚以外的反秦武装有一条相互相像的行为轨迹：由于某种机缘，他们有了一定的势力及地盘，随之便怠慢于原先从事的反秦大业，谋求划地为王；然后将全部或主要精力投入到自己小天下的经营之中。历史记载中反复出现的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讨价还价等与反秦大业甚不和谐的种种行径，皆源于此。比较起来，楚国武装的项羽、刘邦以及其前的陈胜部周文、宋留等人都有过极为类似的机会，可也都没有搞成个人的小天地。试以刘、项二人拆解，刘邦西进时收复了旧魏、旧韩的大片河山，军中人才济济，比起赵、燕、齐等国，其条件更胜一筹；项羽救赵之时，远离本土，又掌握了楚国的绝大部分兵力，救赵获胜后，其威望更是如日中天；如果刘、项要搞割据，也是极其方便的事。但他俩谁也没有这样做，仍然是一心一意、全力亡秦。这在割据欲望泛滥、短视行为横行的当时，刘项二人没有自行称尊的唯一解释，只能是楚人特有的强烈的亡秦信念在起作用。

总而言之，在这场天下云从的亡秦大业中，参与其事者也必然有出力大小之不同。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楚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如果要对为之作出杰出贡献的个人作出应有评价的话，可以断言，不会有其它人能与陈、刘、项三人相并比。[补注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句谶言已不再是一个精辟的预见，它既是对这段历史的凝炼概括，也为后人准确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最简洁明白的公式。

附注
[1]参见《史记·高祖本纪》
[2]参见《魏豹彭越列传》、《黥布列传》
[3][4][7][9][10]参见《陈涉世家》
[5]参见《秦始皇本纪》
[6]参见《陈涉世家》、《张耳陈余列传》
[8]参见《项羽本纪》
[11]参见《田儋列传》
[12]参见《魏豹彭越列传》

（原载《淮海文汇》1996年8期署名鲁马）

补注
[一]反秦战事中，赵对秦的攻击还是相当有力的。武臣称王后，除了向北方的旧燕进军之外，还派李良向常山进军、司马卬向河内进军，其中司马卬的势力始终未受到削弱。据《太史公自序》：“蒯聩玄孙（司马）卬为武信君将而徇朝歌。”官本《史记考证》引刘敞《汉书刊误》曰：“此言当始皇时为武信君将，则武信君非武臣也。项梁亦为武信君，然皆非始皇时。”有关司马卬为武信君将事，不得以其属秦始皇时，因其显非秦将，其于《高祖本纪》初出场时，即为赵将，受项羽分封时，亦称赵将，则其非项梁将当无疑问。而项梁即在其颠峰时亦未将势力扩大至赵地，故司马卬只能是隶属武臣。此材料不见于秦楚时段的主要篇章，向为人所忽略，很有必要辨别一下。武臣在赵称王后，急于扩大势力范围，其用兵方向大致为向东北和西北，而司马卬之军则纯属向西，其用意或是应付陈胜令其西向击秦的号令。不意，司马卬竟然奏功。司马卬这支部队似有较大的独立性。武臣被李良杀害，他不知在何处；钜鹿被围，亦不知其在何处。日后，他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企图响应楚怀王的号令，西行先行入关。在遭到刘邦部的阻击后，他又重新经营他的固有势力范围，即汉之河内郡一带，并最终获得成功。
[二]此处有误。田安为田荣部下，因不满田荣自闭政策，叛齐归楚，助项羽救赵。
[三]刘邦西进只是楚怀王布置的任务之一，其战昌邑一事或与西进甚少关联，或为拱卫楚都之需要。后据此作《刘邦西进灭秦的战争线路及历史功绩辨析》
[四]《史记》中提出了三个人的语言，很有启发。陈胜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羽见秦皇帝 曰，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秦皇帝曰，大丈夫当如此。此三人恰好是亡秦的关键人物，印证了本文的基本观点。
说明：写作此文时，尚未曾认识到以上几点。后因不断深入研究，另有发现。特此补出，并致歉。
另外，彭越所说的稍待之，与刘邦起事前所说的稍待之（见《淮南衡山列传》）有所不同。刘邦的稍待最终是大有作为，而彭越的稍待，只是给自己搞了一块地盘，这个地盘只是在战争的夹缝中存在，只是在秦军照应不过来的情况下存在。